京津經濟圈：產業聯動 釋放競爭力

　　與長三角、珠三角的十年較力，不僅沒有維持曾經領先的位置，反而在全國經濟一片大好的形勢下，被長、珠兩大經濟帶趕超，擁有人力和技術優勢的京津地區該如何釋放能量，提高京津地區的科技競爭力?

　　本刊記者｜甄榮軍 特約記者｜趙科學

　　2005年1月26日，中國歷史上第一家非法人制中外合資創業投資基金賽富成長基金在天津成立，如果僅僅是這樣，可能并沒有什么值得關注的地方，關鍵是賽富成長基金所采取的模式幾乎是美國等創業投資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有限合伙”企業組織形式在中國當前法律框架下的翻版，在實現創投組織形式與國際對接的問題上，天津已然走在全國創投行業的前列。

　　為什么這樣一家面向高科技產業的投資基金落地天津，而不是與天津僅咫尺之遙、高科技產業更為發達、創投更為活躍的北京？盡管此前京津地區之間的經濟規劃互為獨立，常常出現競爭的現象，但受長、珠兩大經濟帶的發展經驗和新崛起的浙江“產業集群”現象的刺激，最近幾年，京津地區一直在探討如何實現經濟發展上的互補與融合，尤其是在高科技行業領域。天津市市長戴相龍在賽富成長基金成立的發布會上曾表示希望其能給天津經濟帶來新鮮血液，最好是一些能夠在附近地區實現產業集群的項目。事實上賽富成長基金之所以落戶天津，與天津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分不開，其本意也是希望借助賽富成長基金的模式，吸引更多的戰略資金進入天津，在產業上形成與北京之間的互補格局。

　　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功”，雖然地區之間實現經濟一體化是今后增強城市經濟競爭力的關鍵環節，但如何規劃，如何實現才能平衡各方的利益，確實是一個難以控制的難題，尤其是對北京、天津這樣既有政治資源優勢，又有自然資源優勢的城市，發展模式只能在原有“慣性”的基礎上逐漸轉變，尋求一體化的平衡支撐點恐怕將是一個較長的過程。

　　創投困局：天津走出第一步

　　2004年的北京創投行業最知名的事情并非是哪個公司或利幾許或是成功操作了哪個公司上市，而是起先名不見經傳，后來成為引發反思北京創投體制的導火索—“胡暉現象”。

　　留學人員胡暉及兩個創業伙伴，憑借在GE工作9年的積累，懷揣世界領先技術，于2002年6月，入駐上地信息產業基地的中關村國際孵化器有限公司，創建了一家叫做HINNOVATION(海納維盛)遠程醫療技術公司，當時注冊資金是15萬美元。但在公司成立之初，不僅沒得到VC的青睞，同樣也沒有獲得政府資金的支持，特別是創新基金的支持，更別提銀行、擔保等商業機構的支持。期間，公司遇到非常大的困難，主要研發人員十個月沒領到工資，管理團隊就更不用說。正在其瀕臨死亡之際，2004年1月18日，公司被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VITAL(威泰爾)以1800萬美元的價格收購，企業增值120倍。國外的戰略投資者令其起死回生，投資人本身也由此獲得巨大的投資回報。

　　有人形容，胡暉現象就好比是中關村孵出的金蛋，輕易地流到了國外。胡暉還是比較幸運的：盡管是被國外的投資者收購了企業，胡暉創辦的企業還是活了下來，而更多的企業則可能夭折了。由此一些政協委員開始頻頻發問，并由此設立一個課題——“中關村如何解決留學人員融資難”。

　　北京正在尋找解決影響創投行業發展的瓶頸問題，天津卻一直沒有成為多數海歸人員的首選之地，盡管天津一直在鼓勵高新技術人員來津創業。

　　天津科委的一位工作人員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京津之間沒有形成能夠互補的產業群體，在創業者眼中，北京就是北京，天津就是天津，根本沒有一個大產業環境的概念，即使天津離北京只有130多公里，有較低勞動力成本和生活成本，但還是難以與有首都概念的北京相抗衡，所以很多創業者都選中了北京。

　　而賽富成長基金的成立可以看作是天津市政府在這方面決心尋求突破的一個創舉。“北京有中關村，我們也可以有啊，在北京能得到的所有優惠政策，在天津也同樣，并且天津今后會更注重體制創新”。據悉，賽富基金是一家以人民幣形式進行投資但是完全按照國際慣例進行運作的企業，由于采取了“非法人制”的組織形式，可以有效避免雙重征稅問題。

　　如何形成1+1>2的合力

　　與長三角或珠三角各城市逐漸發展為相互促進的良性產業關系相比，京津之間似乎一直是在相互競爭中彼此受傷，沒有形成一種1+1>2的合力。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周立群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珠三角和長三角是通過競爭促進了合作，而京津地區更多的則是資源和市場的爭奪，而鮮有戰略意義的合作�！敝芡瑫r是“京津冀都市圈規劃小組”為數不多的專家成員之一，該小組由國家發改委牽頭成立。

　　兩年前，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區域發展研究室主任巨文忠帶領課題組曾經將京津冀地區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做重點比較研究。他當時得出的結論是，與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相比，京津冀地區經濟發展速度緩慢，經濟實力正在下降。另外一個結論是：京津冀地區是我國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產業園區云集的地區，但其科技地位卻出現了明顯下降。一個典型的例證是近幾年北京的清華、北大，以及天津的南開都在深圳大學城設立了相應的研究機構，而中國人民大學則在蘇州成立了分支機構。依靠雄厚的經濟基礎、開放的體制、良好的發展環境等優勢，珠三角和長三角贏得了越來越多與跨國公司研發部門、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機會。

　　問題由此而生：人才、資金并不缺乏的京津地區經濟、科研實力卻都在下滑，這與經濟學上呈正比的資源與產出關系顯然相悖。

　　事實上人們往往只看到高科技創造的一個又一個股市神話和超級大富豪，卻不應忽視了另一面，即高科技的發展離不開資本市場尤其是風險資本的最初哺育。因為京津地區主要是高科技創業，而高科技創業與長三角、珠三角的家族創業或外商直接投資不同，風險很高，需要風險投資的資本支持，而京津地區在創業投資環境以及科技投融資體制上的表現與珠三角和長三角相比又如何呢?

　　科技部2004創投報告顯示，在對2003全年的投資進行統計后發現，曾經以VC最活躍區域自稱的北京，居然屈居到第五位，不僅落在上海、深圳的后面，而且還被一些后來者追上�？萍疾康倪@份創投報告對233家創投機構的調查顯示，上海成為創投機構最為偏愛的投資城市，占37.8%，遠遠高于其他城市，相當于排名第二、第三和第四的總和。

　　缺少了發達的風險投資產業、以及國家科技創業體制的創新，高科技大發展顯然缺乏長足的后勁，這是京津地區雖然擁有高密度人才，但是在知識經濟時代的競爭中卻仍然落敗于長三角、珠三角的根本原因。

　　京津科技新干線助推產業升級

　　周立群介紹：“從北京中關村，到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線，以及濱海新區，分布著近10個高技術產業園區或者開發區，而且大都是國家級或省級園區，卻沒有形成在全國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帶。”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當然很復雜。中關村企業起步階段有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現象，現在幾乎成了一種規律，即“兩頭在內，中間在外”。也就是研發和銷售在中關村，但制造都到了全國各地。中間的環節大都甩到了京津冀都市圈區域外邊，從空間來說是斷開的�！伴L三角或珠三角就沒有這種現象”。

　　事實上天津作為傳統的工業制造基地，也沒有與北京的研發和銷售鏈條緊密配合起來。周立群認為：“作為北方兩個特大城市，京津對地區經濟的輻射和帶動作用有限，區域內產業鏈殘缺，產業聯系不夠緊密，沒有形成緊密的分工協作關系�！睋�報道，2002年北京市400多家研發機構共轉讓出1400項研發成果，其中1000多項轉讓到了京、津、塘以外的地區。而摩托羅拉、北京現代和天津一汽豐田等大型公司，在京津之間也沒有形成有效的產業聯動。

　　周立群認為：“要形成京津冀經濟圈，首先要實現產業要素的快速集中和自由流動，借助發達的交通體系和信息渠道，推進要素流動市場化和信息透明化，并在此基礎上形成若干技術鏈、產業鏈、價值鏈，進而形成若干產業集群、產業帶，以此為基礎拓展和強化中心城市功能�！�

　　為徹底改變這種狀況，2003年9月份，經濟學家提出了京津塘“科技新干線”的概念。大致規劃為：在京津塘高速公路主干線兩側，分布8個高科技園區，年生產總值超過2000億元，爭取電子信息與通訊設備制造、生物醫藥、光機電一體化、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產業在國內甚至全球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個概念提出以來，京津合作的步伐明顯加快。2005年5月22日，天津與北京市在京簽署科技合作協議，主要內容是聯手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科技問題，推動京津塘高新技術產業帶建設，共同營造區域合作發展環境，鼓勵科技成果、科技人才、創業資本等科技要素在區域內有序流動。

　　在兩地政府的共同推動下，北京、天津正從過去“爭資源、爭項目”向“互相協調、共促發展”的方向轉變。繼北京與天津港口岸實現直通后，首都國際機場和天津濱海機場也決定加強合作，共享客貨運航線并互為備降機場。經國家有關部門同意，兩市還決定新建京津高速公路。

　　但是，這種合作更多的是基于戰術層面，多是具體項目中合作。具有戰略意義的是京津在區域合作中應該扮演什么角色，即城市定位該如何確立？怎樣才能避免京津經濟之間的沖突。

　　關鍵在于城市經濟定位

　　2005年初，國務院批準了新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值得天津人關注的一點是新的北京城市規劃沒有提“經濟中心”。總體規劃明確了北京發展目標為“國家首都、國際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這讓一直夢想成為北方經濟中心的天津市多了一絲希望，也給京津經濟一體化產業布局留下諸多懸念。

　　北京市規劃委副總規劃師談緒祥說：“對首都來說最重要的特色是政治和文化，經濟是必然的，也是作為城市的一般性特質，北京要是經濟中心，上海、廣州也是，沒有必要過多去表達經濟中心的位置。對北京而言，最具特征的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現代化國際城市。也曾想提‘經濟中心’，但經專家大量研究，認為無法表達出北京的特色，甚至容易造成思想上的混亂�！�

　　實際上，新的北京城市規劃沒有提“經濟中心”并不意味著北京市放棄成為北方經濟中心的想法。在這份新北京總體規劃中，首次把京津冀區域協調作為一項重要命題，北京仍將成為京津冀的最核心城市。根據總體規劃，京津冀地區的協調合作主要體現在合理的產業布局上，比如目前北京城市發展的主導方向在東南部，新城中通州和亦莊都在這個主導方向上，以及包括順義、平谷等與河北進行銜接。在交通方面，將加強以天津港為核心，京唐港、秦皇島港共同組成的渤海灣樞紐港群海洋運輸體系的協調，建立以北京為核心的區域高速公路和鐵路運輸體系，以北京首都機場為樞紐的區域航空運輸體系，形成陸海空一體、國際國內便捷聯系的區域交通網絡。而且，即將修建的首都第二機場同時考慮到天津、河北的共同發展。

　　但是，與上海更加明確的城市定位相比，北京能否在未來的區域經濟發展中起到上海那樣的輻射作用，還是一個疑問。上海曾經明確提出要為整個長三角乃至全國的經濟發展服務，而北京的首都位置決定了首先應該為黨中央、國家機關提供服務。如果正如某些專家所建議的那樣將北京市的行政中心、國家機關等外遷到北京的某個郊區，這樣，北京的城市功能有可能分布的更加合理，對周邊地區的輻射作用也可能進一步增大。

　　周立群認為，北京是當之無愧的全國性信息中心、人才科技高地、并具有發達的現代服務業。這些優勢是其他城市難以望其項背的，而天津具有較強的工業基礎、發達的港口等交通設施，而且經過多年的發展也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經濟實力，已經初步具備了與北京對接的實力。天津因其較低的運營成本等因素，可以部分承擔北京現代制造業生產配套基地的功能，與北京實現分工協作。而北京則可能成為京津冀甚至環渤海地區現代制造業的研究開發和技術創新中心、營銷中心、管理控制中心。這樣，通過各城市協同努力，有序競爭，最終將該地區的人才優勢、科技優勢轉化成競爭優勢，京津地區成為世界一流的發達地區則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