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人的20年：從個體戶到明星

　　文/本刊記者 劉建強

　　在財富漸進積累的20年里，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家出現在政治舞臺上，這是中國商人從富到貴到雅歷程的開端。

　　“看反貪題材的電視劇，凡是廳長、局長出問題，后面大都有民營企業家送錢、送情 人，給觀眾造成一種民營企業家都是這樣的印象。他們不但跟‘貪’聯在一起，而且跟‘黑’聯在一起，有的民營企業家后面還有自己的打手。這種形象不能代表民營企業家的總體形象。” 2004年，在一次政協會議上，經濟學家厲以寧談到了民營企業家的影視形象。

　　哪種形象能夠代表當前企業家們的總體形象呢？作為個體，他們個個鮮活，而作為群體，由于所處行業、人生經歷等等差異，他們已經是一個充分多元化的階層，簡單的素描已難顯其本色。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是一群做大事的人(就其結果而言，分大善和大惡兩種)。而且，這是一群在各方面不斷進步的人(速度應該說驚人)，包括經營管理企業的能力、人生追求、生活品位(當然其間有反復，這符合人類社會螺旋上升的發展規律)。

　　他們由簡單變得復雜起來，由粗糙變得精細起來，由“農民企業家”變成了活躍于國際商場的大商人，開始了明星化的進程，他們也就漸漸從人民群眾中脫離出來——財富改變人們生命的狀態和活動的方式(簡稱生活方式)。

　　對這一變化的回顧是有趣的，如同看一個野孩子如何習慣了穿整齊衣服，由內衣而外衣，由汗衫而西裝。這一回顧也是必要的，既然是從群眾中來，仍然要回到群眾中去——吃水不忘挖井人，企業家有義務帶動這個社會共同進步。

　　與“個體戶”分手

　　1979年，一個叫喬光樸的企業家出現在中國人面前——作家蔣子龍塑造的一個站在改革潮頭挽國營企業于既倒的人物。他說：“日本日立公司電機廠，五千五百人，年產一千百萬千瓦：咱們廠，八千九百人，年產一百二十萬千瓦。說明什么？要求我們干什么？”喬廠長面臨的難題很快就現實地擺在了褚時健、張瑞敏、鄭俊懷、汪海等人的面前。如你所知，那時的他們懷著“把企業生產盡快搞上去”的樸實愿望，身影經常出現在車間里。

　　當時與國營企業相對的不是民營企業，而是個體戶——活躍于剛剛開放的商品流通領域的商人們。“過去中國老百姓講起百萬富翁，講起大款，一定會想到這是個體戶，有的是靠倒買倒賣，甚至于靠鉆我們國家法制不健全的空子以后發起財來的。”1998年，王選在透露方正將造就“100個百萬富翁”時這么說。

　　盡管確實有很多的刑滿釋放人員加入到個體戶的隊伍中，但群眾無疑夸大了這一比例，從而增加了社會對這一隊伍財富積累速度的蔑視。事實上，后來的許多企業家是在那種蔑視下完成了自己的資本積累。“那時候誰瞧得起我們呀？”說起當年，杰克縫紉機公司董事長阮積祥幾乎在控訴。他只身一人從浙江臺州跑到東北大興安嶺去補鞋，每天挑著擔子往返于各大林場，冒著掉進沼澤地的危險——環境雖然險惡但是沒有競爭。1985年，通過補鞋，阮積祥一個月能掙到1500元，可是心情不太好——這個日后曾一度言必稱比爾.蓋茨的補鞋匠尚不敢大聲說出自己要做實業的夢想。差不多同時，在某鋼鐵公司上班的小伙子張鋼扔下鐵飯碗站到了自由市場賣衣服的行列中：“我喜歡做生意。”在以后相當長的時間里，他也不會知道自己將締造中國飲食業的奇跡——小肥羊帝國。

　　當那些國營企業的改革英雄們被熱捧時，個體戶們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它們同時來自商業風險和社會評價。“不好好學習？長大去當個體戶吧。”這種類似咒語一般的家長語錄想來大家并不陌生。但是先富起來的事實又讓個體戶們心存安慰——沒有正式工作，沒有知識，但是有錢。在電影《本命年》(1989)里，個體戶李慧泉(很不巧，他是一名刑滿釋放人員)通過倒賣服裝掙了錢，他開始涉足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去不起的地方：歌廳、咖啡屋。可以想見，他邁入那些場所的瞬間產生了巨大的快感：我把多少人扔在了門外！

　　隨著生產資料領域的放開，個體戶們販賣的產品從服裝、食品迅速升級為鋼材、水泥。那些在價格雙軌制內來去自如的人掙到了讓他們自己都咋舌的錢。真正的暴富帶來的是更為狂暴的消費：他們活躍在雨后春筍般出現的歌舞廳、夜總會中，一擲千金地“炒酒”、給歌手小費，甚至會由斗富變為斗毆。他們并不是企業家，但是和正在創業的企業家一道被混稱為“有錢人”，并為企業家們贏得了罵名。

　　所幸，阮積祥、張鋼們并未被不斷增加的金錢淹沒。他們懷著自己的商業夢想，爭取著從“有錢人”中脫穎而出的機會。與此同時，鄉鎮企業蓬勃興起，“農民企業家”開始涌現——很大程度上，他們的集體稱謂在社會上成為了貶義詞：膽兒大，粗魯，沒有文化。大浪淘沙，現在影響中國經濟的大公司，有多少是拜“農民企業家”所賜自不待言。他們身著掛著商標的西裝，腳登旅游鞋，卻一點兒也不妨礙他們前進的速度。傳化集團的創始人徐傳化至今的生活依然保持著農民的某些特點，而在蘇增福(蘇泊爾集團創始人)、盧楚其(萬和集團創始人)等“農民企業家”身上，你已看不出這個名稱還有什么合理性——作為新中國第一代企業家，從田間走出，他們的進步絕對不能說慢。

　　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掀起了又一輪大規模的造富運動：海南成為淘金圣地，黃巧靈(宋城集團董事長)、戴志康(上海證大集團董事長)、吳一堅(金花集團董事長)等眾多人從這里帶走了他們創業的資本。

　　不能夠要求資本積累期的企業家們有多么高的品位。蘇泊爾公司董事長蘇顯澤談起他的父親時很動情：“我對他們充滿敬意。他們的生存環境比我們差了不知多少倍，但是他們做得那么好。”事實上，正如茨威格所說，民眾對于他們生活的時代大多是懵懂無知的：當他們還沒有調整過來對先富起來的人們的態度時，社會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這群人正在從混亂中努力掙扎出來向主流階層邁進(盡管步伐可能難看)，并且終將會成為社會潮流的引領者。

　　1983年，一個叫王石的人來到深圳，5年后成為深圳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再10年，他成了“企業家明星化”標本。

　　一個明星化的階層

　　“我們這一代正在全面傳承歐美幾百年賦予社會對風格和品位的積累，先富起來的人們當仁不讓承擔起品位生活探索者的責任。”

　　1994年，《富布斯》雜志首次公布“中國內地億萬富豪榜”。這是一個信號——中國的企業家們開始引起國際關注。

　　那時候，中國的大眾也切身感到了本土企業家與自己息息相關：他們選擇家電等消費品的目光開始從洋品牌慢慢移到本土品牌上來。處于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的企業家們在有關WTO的討論中神經繃緊，尚未顧得上考慮作為企業家的生活方式應該是一個什么樣子。盡管他們已經習慣于頻繁地出國，但是與有著悠久商業傳統的外國商人相比，他們看上去仍然顯得疲于奔命。“我沒有自己，沒有自我，和企業融為一體，所以沒法談個人的事。”海爾首席執行官張瑞敏曾經說。1994年，北京首家私人國際商務俱樂部京城俱樂部成立，它的會員還多是外國人。

　　1993年，劉曉光(首創集團總經理)身穿“紅葉”牌西裝到香港，聽見人家管他叫“表叔”，心里很不是滋味，當即花了一萬八千港幣新買了一套，連鞋也換了，他發現人家的目光又移到了他的領帶、襯衣和襪子上，“當時覺得很尷尬。”

　　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互聯網經濟發展壯大，海外歸來的留學生們開始了他們的新經濟創業。從思維到行動，他們都是前衛時尚的一群。他們加速了洋酒、雪茄、高爾夫在中國的蔓延。向“高尚、健康”的生活靠攏成為本土媒體的主要話題之一，它們開始大力推介、鼓吹西方富人們的生活方式。搜狐創建者張朝陽在天安門前玩起了滑板，這個畫面迅速在全國被傳播。

　　作為個性張揚者，張朝陽否認自己的做法是想出名，而是為自己的企業做廣告：“或許還有美國的影響，比如說Dell，他經常在電視上做廣告，當時我都看煩了。但這種作用是潛移默化的，每天跟著感覺走，就能找到這種感覺。”2004年，張又赤膊出現在某時尚雜志的封面上，而這時候，指責他“做秀”的聲音幾乎聽不到了。正如他在2001年預料的，“在理想商業社會里，知名度跟財富是掛鉤的，中國現在還不是理想商業社會，正在走向這個方向。5年以后會離理想社會更進一步。”2005年1月，在搜狐公司舉辦的一次活動上，張朝陽說：“我們這一代正在全面傳承歐美幾百年賦予社會對風格和品位的積累，先富起來的人們當仁不讓承擔起品位生活探索者的責任。”

　　盡管“海歸”們并不是都愿意如張朝陽一般張揚(比如西南證券飛虎網總裁李祥生，愛好紅酒、雪茄，覺得在媒體上談論這個“不太適合”)，但事實上，他們的生活方式確實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的企業家們。而曾一度被指“做秀”的張朝陽其實并不孤獨，1999年，中國內地土生土長的企業家、萬科董事長王石開始了他的登山運動。2003年，這兩個企業家里的明星人物走到了一起，攀登珠峰。52歲的王石登頂珠峰，作為登山隊副隊長的張朝陽在6666米的高度停了下來。

　　王石承認，在登珠峰之前，他的登山是在做秀，因為“沒事干”(卸任了總經理)。而登珠峰，“遠離城市，遠離人群，遠離鮮花，遠離掌聲，一個孤獨的團隊，上去之后也沒有報道，下來就這么下來了，完全是自我的體現。”他的目標是登遍七大洲的最高峰和環球航海。而作為中國企業家典范之一的柳傳志，也開始表示出對高爾夫的興趣——退休后盡快提高打高爾夫的水平。

　　“我們的口號是：我們就要附庸世界風雅并將世俗生活進行到底！”張朝陽在2005年1月喊道。

　　“到了該講究的時候了”

　　1998年，張瑞敏登上了哈佛講壇。1999年11月，英國《金融時報》公布“全球30位最受尊重的企業家”，張居26位，因為海爾“有堅定獨到的經營策略，使消費者滿意度和忠誠度達到最大化，堅持以人為本的管理，在行業領先，具備持續穩定的贏利表現以及成功的應變管理能力和市場全球化。”世界上開始響起中國企業家的聲音。

　　2000年，中國中央電視臺的《對話》欄目開播，中國的企業家(潘石屹、張繼升、柳傳志、田溯寧等)與錢伯斯(思科CEO)、克瑞格.貝瑞特(英特爾公司總裁兼CEO)等跨國公司的領導者們輪番成為主角，雖然看上去并不顯得不協調。

　　2004年，GE前CEO杰克.韋爾奇來到中國，與眾多中國企業家展開公開討論。他感到了驚訝。而在他5年前參加的財富上海論壇上，他的中國同行們“像是在演戲”。“這一次真的是腳踏實地在交流。”同樣參加過當年財富論壇的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董事長劉持金認為那時的中國企業家“與現在確實不能同日而語”。“這一代企業家讀的書、接受的培訓都是跟國際接軌的，英文又好，領導的公司規模也越來越大。”

　　僅僅過去了20年，中國企業家就脫胎換骨了。王石說，形勢已經變了，“真正有話語權不是電影明星，不是體育明星，不是政府官員，是企業家和媒體和經濟學家、學者的結合。” 這個過程中，亞布力論壇、中國企業領袖年會、博鰲等論壇的出現，給了企業家們發出自己聲音的平臺，他們開始形成自己的階層。“任何一個企業家，他不光代表自己，無形中已經代表了這個企業，他個人的品位以及很多小節，將影響到他所領導的企業、團隊和品牌。企業家階層除了奮斗，也到了該講究的時候了。”白領服飾董事長苗鴻冰說。

　　受公眾關注的企業家階層的私人生活開始講究起來了。他們的汽車一換再換，李東生從最初的桑塔納換到了奔馳，張朝陽從切諾基換到了寶馬，歐陽旭(國風集團董事長)從2020吉普換到了寶馬728；他們的房子也越住越大，風起云涌的豪宅費盡心機要引起這群人的注意；他們出入各大富豪俱樂部、五星級飯店；他們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國外最好的學校去讀書，并且在有生之年能夠看到他們回來繼承自己的事業。

　　財富的迅速增多已經足以讓中國的企業家們從衣食住行上與大眾區別開來。1995年，亞洲最大的公務機提供商金鹿公務機公司成立；從1997年開始，遠大集團總裁張躍先后買下六架飛機，其中包括兩架噴氣式公務機。2004年末，杭州道遠化纖集團董事長裘德道6500萬元買下美國雷神飛機公司的“首相一號”豪華噴氣式公務機。2004年，柳傳志第一次坐金鹿公司的公務機從北京到內蒙古，途中對這種機器贊不絕口。

　　然而，他們的這種講究卻把外電曲解了。2002年，美國《時代周刊》撰文稱宋城集團董事長黃巧靈“梳著一絲不亂的背頭，充滿得意地看著他那富麗堂皇的居所。在這里，杭州市郊數千公頃的水稻田間，黃建起了他的最為輝煌的杰作：一座價值1千萬美元的白宮復制品。他徜徉在墻上掛的美國歷任總統的肖像之間，然后步入整棟房子中的心臟——總統辦公室，這里的每個細節都被仿制的惟妙惟肖，從價值6萬美元的巴洛克沙發到地毯上的美國總統印章。……”

　　該文章指出，“很多中國富豪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迅速地發家致富，他們的財富給他們帶來的僅僅是盲從和眩暈。很多時候他們所做的已經不僅僅是無度的揮霍，更是愚蠢的攀比。”

　　黃巧靈認為《時代周刊》是在“妖魔化”中國企業家。《中國企業家》曾經在事后到訪過黃巧靈的“白宮”。事實上，它看起來更像是黃的一個旅游創意。無論怎樣，把中國的企業家都當成是“暴發戶”顯然是錯誤的，奉行節儉生活的人在這個群體里大有人在。花888萬人民幣購買“賓利”車的畢竟只是少數，而且其人是否是企業家還有待考證。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開始意識到自己手里的財富是社會的。

　　“我們對整個社會新思潮的引領，能否變成一種社會責任和使命？希望再過20年，我們這些人不只是因為有財富才被人懷念，而是因為我們的精神風貌和對社會的影響力。”談到品位，聯合運通控股公司董事長張樹新說。“貴族的生活方式不是學來的，”上海證大集團董事長戴志康說，“企業家的品位應該主要反映在人的心靈和責任感上。貴族不是以生活方式來引導別人，而是以某種對周邊人群的責任為標準。”

　　新世紀以來，中國企業家開始讓大眾感到，除了創造就業和納稅，他們還有社會公共領域的責任。從2003年對SAS的捐助、2004年百名企業家成立治理沙漠的“阿拉善基金”到最近的為東南亞海嘯義拍，中國企業家中有越來越多的人肯于站出來承擔社會責任。無疑，這使企業家的整體形象得到了提升。2005年年初，蒙牛董事長牛根生宣布自己的股份將最終全部捐給“老牛基金會”，開始其“共產實驗”：“共產是我的理想，跟大家分享成績、成果和收益的時候是最快樂的。”牛根生說。

　　要求一個還未度過創業期的階層像蓋茨和李嘉誠一樣地捐款是過分的，所以，應該對他們的每一次慈善行為予以充分肯定。

　　商人生活方式記憶

　　涉外飯店：長城飯店是令人瞠目的暴發戶生活方式的象征，是西方物質主義時尚的一個實例。一位來訪的朋友一邊在前廳品嘗林茨果子牛油蛋糕，一邊說道：“在這里，只有窗外的塵土是中國貨。”(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84年6月6日報道)

　　高爾夫運動：如今這種流行于商界的社交運動，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資產階級娛樂活動，1985年合法化。

　　豪華汽車：1984年，奔馳進入中國；10年后，寶馬在北京設立第一個代表處。中國人“開奔馳、坐寶馬”的財富夢想由此起步。

　　私人飛機：1997年，遠大集團總裁張躍買下了中國內地第一輛私人公務機；7年后，杭州商人裘德道成為第二個私人公務機擁有者。

　　亞布力：2001年1月10日，第一屆中國企業家論壇年會在黑龍江滑雪勝地亞布力召開。之后，中國企業領袖年會、博鰲亞洲論壇也相繼召開，企業家有了自己的交流平臺。

　　婚姻：2001年4月，《中國企業家》出版《財富婚約》封面報道，被稱為“企業家一生最大的合同”的婚姻話題逐漸被關注。

　　馬術俱樂部：2002年，《中國企業家》雜志在王中軍的私人俱樂部——格林馬會舉辦“健康與生活”沙龍。許多與會的企業家都是第一次騎馬，這種難得的休閑方式讓他們感到極度放松。

　　登山：2003年5月，52歲的王石登頂珠峰。這一事件被視為企業家把握生活與工作平衡的范本。

　　慈善：2003年5月24日，田溯寧、張朝陽等人在長城上“放風箏、抗非典”；同年，中國企業家捐助抗擊“非典”行動；2004年百名企業家成立治理沙漠的“阿拉善基金”；2005年1月，捐助東南亞海嘯。

　　英年早逝：2004年，年僅38歲的均瑤集團董事長王均瑤因腸癌去世；2005年元月，金花集團副總徐凱、山西鑫龍董事長趙恩龍自殺，這一系列事件在企業界引起巨大震動。過著沉重壓力下的生活也是企業家階層生活方式的一種真實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