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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陳善哲 深圳報道
下午5時稍過，新安市場忽然變得人聲鼎沸。陡然增加的人群，三五成群，紛紛擁了過來。他們走過天橋，聽任冰冷的雨絲抽打著臉龐，腳步匆匆，臉上有畏縮，有疲憊，有彷徨。
這天是星期天，在深圳的寶安，淺紅色的統一著裝和別在胸口的工牌顯示，他們是附近工廠的工人——現在下班了。
他們或許不知道，自己是一個時代的標本。中國20余年的改革大計，伴隨著他們這一群體的誕生和壯大，他們被城里人統稱為農民工。他們背井離鄉，遠離故土，由于種種原因，他們到了城市卻不能扎根，好似浮云漂泊在城市的上空，一陣風暴，就能輕易把他們卷走。
在珠三角，在珠三角的深圳，向來是觀察農民工群體的最佳地點。農民工的到來，解構了當地的社會生態。外來工和原住民間的沖突、矛盾和融合，折射出現行體制安排的某種不妥、不力和不公。
異鄉的漂泊者
一切都只是推算。
沒有人能夠準確計算農民工的數量。現在被官員和學者經常援引的一個數字是——1億農村勞動人口，再加上他們的部分子女，一共有1.4億的流動人口“暫住”在城市。
當中很大一部分人來到了珠三角。學者們原先估計廣東全省的農民工大概有2000萬，但在年初舉行的廣東省“兩會”上，廣東省省長黃華華一番發言，顛覆了人們的想象——廣東的常住人口達到了1.1億，半年以上和以下所有流動人口相加，全省共有流動人口4200萬。
這基本符合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主任劉開明的猜測。按照劉的說法，4000萬人當中絕大多數在珠三角，僅深圳和東莞兩地聚居的就有1200萬～1500萬之多。
這與珠三角外源型的產業結構和傳統的發展路徑有關。
1978年，一個名叫鄭可明的香港老板與深圳簽訂CND001號合同，開辦羅湖手袋廠。從此，一種叫作“三來一補”的企業形式開始在深圳生根，并迅速被珠三角其他地區復制。
港商們把陳舊的機器搬到深圳，蓋起簡易的廠房，并雇傭當地農民作出口加工。由于報酬太低，缺乏保障，本地農民很快洗手不干，于是有外來的農民頂替了他們的位置——這既是珠三角出口加工貿易的發軔，也是開農民工進入珠三角的先河。
當廣東社科院的丁力教授從浙江調入廣東時，當地這種“三來一補”的企業曾讓他感到困惑。這些企業的投資方來自海外，市場也是在海外，由外資方輸入管理、技術，只是利用當地廉價的土地、勞動力等要素資源，賺取差價。而劉開明認為，外資方賺錢效應之所以明顯，土地、稅負倒在其次，主要是因為幾乎沒有任何約束的用工機制。
且先拋開“世界工廠”抑或“世界車間”的爭論不談，大量制造工廠在珠三角的沉淀，對大量廉價的勞動力產生需求，而被人一再指摘的“勞動力無限供應”理論在某種情況下似乎也在應驗。于是，大量農民工來到珠三角就是必然。
他們為當地創造了巨大的財富。根據劉開明掌握的資料，深圳市政府全年的財政收入70%來自工業和出口貿易，而這些都與農民工的工作有關。
讓書生意氣、致力于保障工人權益的劉開明感到遺憾的是，農民工的價值卻沒有被充分認可。深圳慶賀特區成立20周年時，對農民工的貢獻輕描淡寫，讓劉不滿：“外來工是創造深圳奇跡的生力軍。”
但是，這支“生力軍”卻一直遭受體制性的歧視，他們漂浮在城市上空，落地生根更屬奢望。
盡管馬路上隨處可見“寶安是我家，衛生靠大家”的標語，但在福永經濟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馮建新看來，這有點不得要領。“打工的人，從內心里是不會把這里當家的，這里沒有土地，沒有房子，沒有親人，更多的人都是為了工作賺錢，然后選擇離開。”
現在，專家估計深圳全市人口有1000萬，其中外來工不下600萬。一個城市，有超過一半的人，在此工作，在此生活，卻不以此為家。這似乎有點不正常。
移民城市的“二元社區”
20多年前，深圳的人口不過30萬。而今，小漁村變成了人口千萬的超級都市，而原住民也實實在在地嘗到了開放時代的好處。
外資出錢，外來工出力，本地人出地，政府出政策——在這種模式下，當地人通過在土地上搶建廠房，繼而出租給投資方，獲取收益，并且，很多當地農民建造私房，出租給當地打工的外來人口。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系主任周大鳴把當地鄉鎮社會的經濟發展模式定義為“寄生經濟”，其核心要素就是土地。
在深圳福永鎮，只有4萬多戶籍人口卻有60萬的外來工，當地的企業數以千計，僅世界500強就有11家在此設廠。村民每年從村集體獲得的分紅和私房出租的獲益足以供他們過上富足的生活。
正因為如此，本地就業人口與外來人口的就業，就顯出涇渭分明的差別。根據周大鳴的調查，一個2000人的村子，就業人口大概800人，當地有企業300家，那么每個廠子派駐一個“入廠代表”(企業與村委會往往有協議，每個廠必須派駐一名本村代表，通稱中方廠長)，就有300個名額，然后每個企業再派一兩個報關員和財務，基本就能解決本村的就業。
本地人口和外來工兩個群體互相隔絕，很少有交流的機會，周大鳴冠之以“二元社區”結構。
分配上，外來工只能接受每月1000元不到的工資，而本地人的收入以房租和分紅為主，并且能享受社會保障；職業上，外來工在生產第一線，而本地人通常承擔管理角色，有些人干脆不工作，成為“四不青年”(不勞動，不工作，不學習，不種田)；在娛樂方式上，本地人出入高檔的娛樂場所，而外來工只能接受1元錢每首歌的卡拉ok。
“兩個社區很少有彼此溝通的渠道。”周大鳴說。外來工和本地人發生關聯為數不多的情形是，“比如當地人的摩托車撞了外來工”。這種情形下，兩群人的實力對比顯現無遺。外來工理所當然地處于不利位置。
這種“二元社區”的危害在于制造等級，醞釀矛盾。本地人由于擁有資源和社會地位上的優勢，歧視外來工。有趣的是，外來工的心里也歧視本地人。“他們覺得本地人除了有地緣優勢，靠地吃飯，其他沒什么了不起。”周大鳴說，這是外來工一種很普遍的心態。
“讓農民工在城市住下來”
周大鳴發出警告說，這種“二元社區”是一種非穩定的社會結構，它在制造矛盾，也在等待矛盾的爆發，需要人們的警惕。
他嘗試分析了形成“二元社區”的原因，把矛頭指向了“寄生型經濟”和“地方本位政策”。
“地方本位政策”被認為是“二元社區”形成的前提，也是我國一直實行的“城鄉二元體制”的衍生。現行的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都把農民工阻擋在城市的無形門檻之外，而實行對本地人傾斜的政策。
“民工在城市居住的成本太高了。”劉開明說。戶籍制度無法突破，社會保障若有若無，就業環境持續惡劣，子女的教育費用畸高……
對于人口負荷已接近極限的珠三角地區而言，當地政府的想法是通過產業的升級來解決問題。只要這些低端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從珠三角遷走，外來工自然就隨之而去。但產業的升級，談何容易，遇到了地方政府、企業、原住民三方“路徑依賴”的抵制。
“為了GDP，基層政府不愿意；珠三角有地利之便，企業也不愿意走；而原住民從這種模式中獲得了大量實質性收益，也不愿意企業搬遷。”丁力說。
這只是地方政府解決“二元社區”的一個思路。若想從全國層面標本兼治，按照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黨國英的話說，就是“讓農民工在城市住下來”。
這位對農村、農民問題素有研究的學者坦言，解決“三農問題”不能再局限于“增產增收”，而應通過制定城市化戰略來解決。
據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朱鐵臻介紹，從2001年到2003年，我國的城市化進度大致為每年1.4%。之所以速度驟增，與第五次人口普查所采取的統計口徑有關，常住人口中的非戶籍人口也被納為城市人口。研究城市化的學者估計，現在中國農村還有2億人口需要轉移，每年需轉移1000萬。
很難想象，這些龐大的人口“漂泊”在城市的情形。
如果不漂泊，除了社會管理體制需要大刀闊斧地改動，土地制度是回避不掉的核心問題。根據現行法律，農民一旦放棄農村戶口，進入城市，土地就被收歸集體所有。黨國英的觀點，如果農民不能通過某種形式自由轉讓土地或土地使用權，必然就會被束縛在土地上；如果能夠轉讓，那么出讓所得能夠為農民進城提供社會保障之需。
如何讓農民在城市真正住下來？這是實現城鄉和諧的關鍵一步，它需要為政者從國家戰略層面加以明晰，也在考驗為政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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