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村干部侵害農民利益 村務會竟然開到國賓館

　　溫州柳市鎮三里村，一個城市化進程中的“城中村”，村集體資產幾乎為零，然而，村干部卻利用土地流轉補償金大肆鋪張浪費，不僅給自己開工資，還借開會名義旅游，將村務會議開到了西湖國賓館。

　　記者最近在浙江農村地區采訪了解到，一些村干部的腐敗行為已經造成了對農民利益的侵害，老百姓對此意見很大。

　　典型事件

　　村里開會去西湖國賓館

　　“這次村委會選舉，我們一定要把那些腐敗的村干部拉下馬。”2004年末，三里村村委會選舉前夕，一些村民憤憤地對記者說。村民們最不滿的一件事，就是村里將村務會議開到了西湖國賓館。

　　杭州西湖國賓館是接待外國來賓及重要賓客的地方。2003年2月27日至3月3日，溫州柳市鎮三里村一行19人，由村黨支部書記朱伍川、村委會代主任朱小孟帶隊，來到杭州西湖國賓館，在這里召開了為期5天的村兩委(黨支部委員和村委會委員)擴大會議。

　　記者在柳市鎮財務中心報賬單上，看到了這一“重要會議”的具體花費：2月27日，柳市至杭州車費1700元；中華煙780元。3月2日，村兩委會議(杭州)費用有兩張單子，一張是31097.40元；另一張是13033.5元。3月3日，外出會議餐費255元；杭州至柳市車費1414元。無日期費用：餐費900元；早餐費55元；出租車費656元；杭州至柳市車費120元。期間，三里村共召開了三次會議，討論了對一塊60多畝土地的開發、拆遷戶安置以及套房分配等三個問題。

　　土地補償金被大肆揮霍

　　這次會議已經報賬43555.9元。據記者了解，一些貧困地區的村莊一年的財政支出也不過4萬元。

　　三里村村民李銀巧說，村里的收入主要靠征地補償金，從土地流轉中村里獲得了幾千萬元的補償金。這筆資產成為村干部垂涎的“肥肉”。只有1300多人的三里村，“上班”拿工資的人員達19人。在三里村2003年一季度的工資單上，平均每個村干部的月工資收入都在2000元以上，這還不包括總計8900元的通訊費、4620元的會議補貼以及誤工補貼5540元。

　　村干部不廉潔并非個例

　　三里村出現的問題并非個例。浙江省仙居縣東嶺下村原村委會主任王榮偉，在5年時間里，將本應發給農民的43萬元土地征用補償款貪污后花費一空。

　　另據浙江省三門縣紀委統計，2000年以來，該縣紀檢監察機關受理有關反映村干部不廉潔方面的信訪件397件，占4年信訪總量的68％。全縣同期立案查處村干部違紀違法案件147件，其中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35人，被開除黨籍的26人，被判刑的9人。

　　浙江省其他縣市也存在類似情況。

　　為了牟私利擅自毀田

　　村干部本算不上一級官，但他們手中握有一定的資源，這便成為他們“尋租”的基礎。

　　浙江省義烏市下駱宅村是當地舊村改造的重點村莊之一。2002年以來，該村在未經任何上級土地管理部門批準的情況下，擅自用石料將上百畝良田填平。特別是去年以來，在國家有關部門三令五申凍結土地審批的情況下，該村仍將大批田地毀壞。

　　盡管村委會主任駱立強表示毀田是為了解決舊村改造的村民宅基地問題，可是一些村民卻反映，他急著將田地填平是為了牟私利：填平田地所用的石料全部是從駱立強與他人合伙開辦的石礦購買的。

　　下駱宅村黨支部書記駱光日說，村里購買這批石料至少花了150萬元，所買石料的數量和質量也沒有人認真審核。而且買石料填田地這樣的村中大事，事先沒有經過村民會議和村兩委會的同意，僅僅是根據駱立強一人的指示，在既成事實后才補開了兩委會。而根據義烏市政府的有關規定，價值20萬元以上的工程和購買項目必須經市里統一招標。

　　如何監督

　　對村干部缺乏制約手段

　　義烏市下駱宅村村民羅雪芳告訴記者，村里的事情，由村委會負責人說了算。駱立強代表村里作出的決定甚至不用經過村兩委會的討論，村民們都很怕他，就連村支書對他也沒有制約作用。

　　村文書陳衛平說，根據規定，村集體的印章一般由文書保管，但駱立強當上村委會主任后，就將印章自己保存。據了解，在義烏地區，像下駱宅村這樣印章由村委會主任保管的現象相當普遍。其危害是使權力的運用缺少了一層監督。

　　由于村干部的職位是由村民選舉產生而不是由上級政府任命的，因此一些村干部往往對鄉鎮干部的管理置若罔聞。下駱宅村所在的義烏市稠城街道一位干部表示，目前街道鄉鎮政府和黨委對村干部確實缺乏有效的組織制約手段。

　　應作出相關司法解釋

　　村級行政的管理，還存在法律上的缺漏。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阮方民認為，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治組織，既不是國家一級行政機構，也套不上“公司、企業等其他單位”，所以刑法中規定的懲處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條款，涉及對象都不包括村干部。對于村干部在這些方面存在的問題，我國法律目前處于“束手無策的境地”。他認為，有關部門應盡快作出司法解釋，對村干部的職務犯罪行為明確定性。

　　據新華社杭州2月27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