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經濟36條意見頒行 踏出破解無形壁壘第一步

    本報記者 費常泰 杭州報道

　　2月24日，新華社全文播發《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對于相關各界來說，這份期盼已久的綱領性文件或許是這個春天的最好禮物。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俗稱為“非公36條”的文件指向性更加明確，重點指出將促進“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但對于如何貫徹執行該意見，各界仍有疑問。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對本報記者表示，地方政府要真正地落實市場準入，就必須防止明寬暗緊，防止相關部門的部門利益參與其中。“如果只是定了原則卻沒有具體措施，可能人家還是不會放心，怕政策會改變。”

　　從“40條”到“36條”

　　在一年半時間內，這份經過反復調研修改的文件從最初的40款條文刪減至36條。

　　據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介紹，這項重大經濟政策的出臺，有賴于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2003年下半年完成的一份調研報告。該報告認為，中國民營經濟當前面臨的已不是單純的經濟層面上的問題，而需要從政治上加以解決。

　　“就是說國家必須在意識形態領域為其‘正名’，使之不再受觀念和政策的歧視，并逐步做到和其他公有經濟成分擁有平等的競爭機會和發展條件。” 保育鈞說。

　　2004年2月13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該調查報告做了批示，指出“宏觀調控不是沖著民營企業來的”，“對待非公有制經濟要按十六大的精神”。他同時要求有關部門著手研究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一些重大政策性問題，最好形成指導性文件。

　　自此，國家發改委、國務院研究室牽頭成立了促進非公經濟重大政策專題研究小組，科技部、財政部等24個小組成員單位參與了文件的起草和修改。

　　2004年7月24日國務院的青島會議，以及8月28日溫家寶總理在溫州召開的座談會，均重點討論了這個全稱為《促進非公經濟發展政策性文件框架思路》的文件，涉及到非公經濟的市場準入、融資渠道、企業維權和政府監管等內容。當時，本報記者獲得的征求意見稿共分為7部分36條，而青島會議時該文件為40條。

　　據透露，溫家寶曾多次批示，要求“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要“消除體制性障礙”，使民企享受“同等待遇”，“實現公平競爭”。

　　一位參與文件起草的國家發改委官員告訴記者，1月12日，呈交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的文件在原則通過后，有一位高層人士認為該文件宜粗不宜細，這樣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在配套政策措施方面制定得更為完善具體。

　　因此，有關部門又對“36條”做出微調，增刪及合并了一些條文并最終定稿。同時，該文件著重強調，在推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將堅持以公有制為主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非禁即入”？

　　有觀點認為，《意見》雖然具有諸多政策亮點，非公經濟真正介入一些壟斷行業的道路仍舊漫長。以興辦民營銀行為例，民營資本或許很難在朝夕之間實現這個夢想。

　　1月13日，有民營銀行之父之稱的經濟學家徐滇慶對媒體表示，國務院原則通過《意見》堪比晚到的春風，民營銀行試點終于到了突破的前夜。

　　按照中國加入WTO的有關承諾，2006年我國金融業將全面對外開放。而在當下，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革并沒有讓人們看到中國銀行業的前途，發生在中行的卷款潛逃事件再次向人們證明，僅僅是轉換一下產權形式是遠遠不夠的。

　　然而，一些行業主管部門官員卻不這樣看問題。

　　“你組建民營銀行到底要干什么？是要解決民營企業融資困難，還是為了尋找一個新的投資渠道？”1月16日，銀監會高層在出席“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時，給社會上一度興起的辦民營銀行熱潑了“冷水”。

　　1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一位高管在北京大學舉辦的“中國證券市場與金融體制改革理論研究會”時，更是發出了一連串疑惑：“究竟什么是民營銀行？能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嗎？中國銀行業改革的首要問題是什么？是產權，還是其他問題？”

　　那么，《意見》能否如各界預期，徹底消除對非公經濟的歧視，真正實現“非禁即入”？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對本報記者直言：“在政策上，讓各種不同類型的企業一律平等，就是真正支持民營企業。雖然中央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是落實不了，關鍵原因就在于這些政策要依靠政府各部門去落實。”

　　《意見》起草組成員、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副司長徐善長也向本報記者表示，現在制約非公經濟發展的一些體制障礙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根本性解決。首先，就是壟斷行業的進入問題。例如，廣電、民航、電力、電信、石油、石化及其他資源壟斷性行業，其改革較為滯后，雖然法律上沒有禁止非公經濟進入，但真正要進入還是非常難。

　　其次，金融體制改革有待于進一步到位。目前非公經濟在市場要素使用方面處于不平等的地位，比如，中國全社會貸款的70%左右都貸給了國有企業，非公經濟得到的貸款較少，而在許多領域，非公經濟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比國有經濟要高。

　　另外，財稅體制改革滯后、應對國際貿易爭端的措施缺失、土地調控的杠桿作用不明顯以及市場準入限制仍然比較多等等問題，這些體制障礙都難以迅速消除。

　　(本報記者柯志雄、周揚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