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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曙光
“增強中國經濟核心競爭力”是歷年兩會代表和委員們的一個熱門話題�，F代世界各國的經濟競爭一方面在規模上，另一方面在質量上。而經濟發展的質量取決于經濟的知識(科技)含量，知識含量又取決于其創新程度，創新程度又有賴于創新機制，而創新機制的一個關鍵就是知識產權問題。知識產權問題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塊心病。
按照經濟學的企業利潤分布，技術研發和品牌價值是高利潤區，而加工制造是低利潤區，這就是“U”字型的所謂“笑臉定律”。以現行的世界經濟游戲規則來做，中國大多數企業毫無選擇地被壓迫在了低利潤區，而“知識產權保護”就是確保這一利潤模式的撒手锏，無論是核心技術還是著名品牌，大都掌握在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手里。中國很多制造業的產量已占世界總產量的70%～80%，但銷售額只占6%～7%，就是我們自以為是高科技的IT行業，利潤甚至比工業制造業還低。要么是貼牌生產(OEM)，要么交專利費，這就是中國企業目前最大的困惑。
對于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國內人士一般是兩種心態：一種是抱怨，認為這一規則不公平，超出了中國經濟現有的發展水平和承受能力；另一種是認為中國的知識產權現在還保護得遠遠不夠，達不到促進經濟發展的要求。如何正確認識經濟發展與知識產權制度的關系，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
知識產權保護的法規包括國內法律和政府間簽訂的國際條約兩方面，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知識產權制度的國際化趨勢也越來越明顯。隨著中國國際貿易額的迅速增長，事關中國企業知識產權的糾紛大大增多，尤其是中美間貿易摩擦中知識產權問題的突出地位，給人們的感覺是中國一直處在被動挨打的地位，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措施似乎也是在國際壓力的情況下采取的。因此，社會上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抵觸情緒日漸濃厚。當然，每一起知識產權糾紛案件都肯定有非常明確的企業利益，這根本用不著去分析。任何一家企業掌握了一定的技術優勢后，都要將其利潤最大化，這就是所謂的“謀求技術霸權”。但如果我們僅僅把知識產權制度當成與跨國公司博弈的一種策略，一招一式地去拆解，不去領會知識產權制度的精髓，那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傷害將會是非常深遠的。
縱觀世界各發達國家的發展歷史，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對這些國家經濟的發展都起到了非常明顯的促進作用。自1623年英國頒布《壟斷法規》，開始建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以來，經濟創新活動就被注入了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因為這一制度確保自然人或法人在無形資產方面投入的“可收益性”。可以說，沒有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的建立，就不會有今天日新月異的科技社會的到來�，F在，發達國家掌握了科技制高點后，知識產權制度更是被提高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如日本在經歷了“教育立國”、“技術立國”階段后，2002年制定了《知識產權戰略大綱》，提出以“知識產權立國”。美國也制定了“21世紀專利發展綱要”。
相比之下，我們對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的關注重點還僅僅停留在一些國內企業被跨國公司打擊、限制、制裁的事件上，停留在對一些條約的承諾上，而較少關注知識產權制度中最核心的東西，較少關注它對本國經濟創新活動的促進作用。而鼓勵和保護人們的創造性，并能使人們的創造性獲得物質上的回報，這才是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最根本的出發點�，F在人們經常評論國家科研投入不足，企業科研投入不足，而從創新機制上探究相對較少。從農貿市場上的假冒名牌到網站肆無忌憚的侵權，人們對知識產權的普遍漠視是扼殺人們創新精神的毒藥。我國每年的科研經費投入有1000多億元，而一家跨國公司動輒幾百億元，短期內中國想從絕對值上趕上發達國家的科研投入很難；而走仿制道路，留給中國企業的時間和空間也越來越少。退出經濟全球化游戲已無可能，并且這也不可能促使中國科技進步；守在低端經濟又心有不甘，那只有一條路，就是建立健全立足于本國經濟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促進本國自主科技創新發展�，F在很多國內企業并非不愿意加大科研投入，而是顧慮重重，國內企業常有“科技先烈”之說，就是走創新之路的企業往往成為犧牲品，而后來仿冒跟進者大大受益，企業的商業秘密很難得到保障，企業培養的科研人員很容易被別人挖走，這些都會成為影響科技創新活動的障礙。
所以，我們應根據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從本國經濟實際情況出發，將科技研發的主體從政府轉向企業，科研成果從評比導向轉為以市場為導向，科研投入的重點從物轉為人，使人們在經濟活動中愿意創新，敢于創新。特別加強在我們還有一些優勢的領域，如傳統文化、中醫藥方面的保護開發和保護，使我們知識產權制度更貼近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貼近中國企業的需要，多一項專利就多一個與對手競爭的砝碼，激發全民族的創新意識，這很可能比簡單地由政府增加科研經費更有效。這才是中國經濟走出低端困境的根本之道。
作者為《中國經營報》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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