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問5600億外資功過 外資負面影響已經開始顯現

　　本報記者 房煜 漏丹 北京報道

　　在中國入世三年過渡期結束之時，對于外商直接投資(FDI)的矛盾心態演化成了新的一輪爭論。1月末，商務部國際經貿研究院發布《2005年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在肯定外資在拉動出口和提供就業等方面的貢獻的同時，也提出每年有1000億元財富流向了國外，外資的負面影響已經開始顯現。

　　引進外資的動力是否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中國是否還應該堅持一貫的引進外資政策，如何評估外資對于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本報對此采訪了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馬宇和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經濟學家趙敏。

　　外資是否存在壟斷

　　經濟觀察報：最新的商務部《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顯示，目前存在著跨國公司以其規模、成本上的絕對優勢，技術、銷售上的壟斷等，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內資企業的發展空間。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馬宇：事實上在報告中先提到了跨國公司進入所帶來的許多正面影響，但是被許多人忽略了。不能因為擔心它的負面效應就限制它。外資在某些行業確實有形成壟斷的情況，但我認為這是正常的。而且這不是一個普遍現象，不足以成為作出整體判斷的依據。壟斷的主體應是一個市場個體，而不是一類企業，應該意味著在市場上已沒有其他選擇，或者是一個行業的幾個領跑者組成了價格聯盟。但中國還沒有哪個行業真正出現這種情況。判斷壟斷不是光看一個公司所占市場份額的問題，而是看它是否把同類的競爭消滅了。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之初，總是要用市場手段鼓勵相對集中，這樣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會出現壟斷現象，但中國還沒有到那個階段。

　　趙敏：企業獲取壟斷地位，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熍c企業的屬性沒有必然的關系。壟斷會造成整個國家和居民的福利損失，因此應該靠國家統一立法來制約。目前中國的壟斷很多是屬于自然壟斷，也有一些是行政造成的。有些行業保護很厲害，民營資本進不去，對外商則另眼相看，政策導致了讓度給外商部分壟斷收益。

　　引資戰略成功與否

　　經濟觀察報：跨國公司是如此，那么如何評價整個外資對于中國的作用呢？

　　張燕生：首先要承認，外資在不同階段發揮著不同功能，上個世紀80年代以成本驅動型外資為主，主要是緩解了資本和外匯短缺兩個缺口，培育市場經濟因素，啟動“干中學”過程；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后，跨國公司的進入帶來了新技術、新理念和新市場，市場驅動型外資增長很快；21世紀之初，跨國公司的地區總部、研發中心、運營管理網絡、綜合物流體系以及新興服務業態大舉進入，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全球化和新型工業化進程。

　　其次要承認，目前國外資金分配效率和服務質量要明顯高于國內，國外資金成本、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低、規范并透明，引資的一個主要動因是利用國際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的效率。

　　第三，如何評價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效果，我認為這個戰略基本成功。一方面是市場驅動型外資增長很快，并逐步超過成本驅動型外資的增長；另一方面，也帶來我國出口結構和產品競爭力的不斷進步，如從80年代前期原油等自然稟賦產品出口為主的結構，在80年代中期轉換為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出口結構、90年代中期又轉化為機電產品為主的新出口結構，目前IT等高新產品出口增長迅速，涌現出華為、聯想、海爾等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

　　馬宇：我們是在中國的轉型期談這個問題。我一直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甚至更寬泛的領域所發揮的最重要作用，是“制度供給”。外資進入越多，對轉軌的推動越大。

　　我國社會正處在一個轉型期，面對改革的攻堅階段，我國的改革開放迫切需要一些外部因素來推動，而外資的進入會帶來一攬子這樣的因素。外資把這些因素帶進來之后，就看我們的消化能力了。應該說，我們的市場經濟制度建設越完善，我們的消化能力就越強。

　　同時，我們的制度越完善，越有利于吸引“好”的外資進來，這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它進來后會推動中國轉軌的進程，推動中國市場化的進程，包括推動地方政府職能的轉變，外資企業不會因為你的指令犧牲自己的商業利益，這時地方政府就要開動腦筋，利用經濟杠桿來達到目的。比如設法讓這家企業感到，出口比內銷有利，他自然就選擇多出口了。這才能形成一種引進外資與利用外資的良性循環。

　　趙敏：總的說來，在中國改革開放的20多年里，FDI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了很多貢獻。直接的影響有三個方面：第一，促進經濟增長，第二實現技術轉移，第三，促進中國經濟一體化進程。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外貿的份額已經占到一半以上，大約是55%。間接的作用，也更多以正面為主。例如激活了整個市場的競爭，使市場更具活力，其次，FDI對經濟、政治、法律等多方面的要求比較高，促進中國建立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制度改善了，對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有利。

　　FDI的負面作用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本國制度扭曲引起的。我國在所得稅、土地等生產要素上，對中資、外資有不同待遇。這對民營經濟有害，對整個國家的稅收也有影響。有些中資企業為了獲取稅收優惠，通過“round triping”，搖身一變以外資的形式出現，這估計占到FDI的20%到三分之一。甚至有些中資企業在完全可以自主投資的情況下，卻讓利給外國投資者。這是最壞的情況，對整個國家是福利損失，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外資在資金和技術上的投入非常有限。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國內經濟機體健康，FDI就會為你所用。很多人認為FDI具有長期性、穩定性的特點，與其他外債、證券投資相比，比較穩定。不過國家不同，法律法規、外債監測制度、宏觀經濟的穩定性不同，情況也不一樣。東南亞危機時，韓國FDI很少，外債出了問題。印尼則是以外商投資企業的利潤匯回為主。因此，要對FDI存量和構成(實收資本、利潤再投資和母子公司債務往來)的統計監測很重要。

　　引資高潮遠未來到

　　經濟觀察報：在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的總量上，去年是606億美元，累計利用外資已經超過了5600億美元�，F在有一種觀點，中國的外資已經過剩。怎么看這種提法？

　　張燕生：中國目前吸引外資是否已經接近或到達一種臨界狀態，出現引資過度或外資過剩？我認為在總體上還未達到這個臨界點，因為目前的外資仍以綠地投資為主、港臺和華人資本為主、中低端加工組裝結構為主，真正有技術竅門和知識含量的跨國公司并沒有把關鍵技術、工序和組織轉移到中國來；跨國并購仍存在諸多的體制、政策以及治理結構上的障礙；服務業外包剛剛起步；“中國制造”在全球工序分工和產業內分工的地位有待提升；“引進來”、“本地化”和“走出去”仍在學習探索之中，還不能簡單地說目前就有引資過度或外資過剩。

　　但實踐中也有一些問題值得重視。一是一些地區或行業確實存在引資過度或外資過剩問題，尤其是那些社會成本和效益不具合理性的引資項目，如繼續引進生產嚴重過剩的夕陽產業、高能源和資源消耗型產業、污染嚴重并不易治理的產業等。二是一些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存在偏差，如沿海地區的引資優惠競爭、激勵機制上的引資業績導向、政策上有租可尋等問題；三是近三年確實有外資增長過快帶來的新問題。要實現引資從數量擴張型向效益增進型轉化，促進內外資增長的良性互動，就需要根據經濟全球化、科學發展觀和新型工業化戰略的要求，對現行外資管理體制、機制和政策進行全面的調整和改革。

　　馬宇：現在所說的5600億美元是歷年累計的結果，實際的存量小于這個數，我粗略估計可能也就在3000億到3500億之間。

　　事實上，在1995年的時候，就有不少人提出過中國經濟吸引外資過剩的觀點，當時中國年吸收外資是200億美元，現在已經過去了10年，達到了606億美元，還在說過剩，也就是說已經過剩了10年。但是，另一方面，這十年中國經濟又一直在飛速發展，這如何解釋呢？值得注意的是，把十年前展開引進外資是否過剩的經濟時代背景和現在作一比較，會發現一個共同點：就是這樣的聲音都是在國家宏觀調控的時候產生的。眾所周知，2004年也是國家宏觀調控力度比較大的一年。對于外資是否過剩的討論，也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展開的。

　　我認為，中國引進外資的高潮遠未來到，中國引進外資的潛力還很大。特別是服務貿易領域，比如銀行、電信服務，其引資潛力還有待開發。

　　趙敏：不光中國討論FDI，國外也會討論流入中國的FDI。蛋糕只有那么大，這里多了，那里就少了。就中國本身的FDI而言，到底多還是少？總量雖然大，人均并不多。宏觀背景上而言，中國國民儲蓄率高，資金多，儲備多，大量使用FDI，會帶來管理上的壓力。

　　FDI本身代表著開放和發展機會，與中國的經濟周期和開放政策相關。中國FDI高潮，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1980年代中期開始不斷上升。當時基數小，增速快。南巡講話后，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從原本針對港澳臺資本擴大到了所有外商投資，形成了FDI的另一個高潮。1991年44個億，到1992年是112億，1993年275億，1994年338億。隨著中國經濟軟著陸，FDI增速開始放緩，到1997年達到453億。98和99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FDI一度降到404億，2001年入世后，開始了新一輪的增長。

　　更要擴大對內開放

　　經濟觀察報：在中國入世進入第四個年頭后，我們發現，隨著入世承諾的逐步兌現，現在很多領域都存在著對外資的優惠要多于內資的情況，比如說企業所得稅的問題。對待外資的政策是否也面臨調整？

　　張燕生：目前國內一些地方存在競相優惠外資、不優惠扶持內資，擴大而不是縮小內外資差別待遇和不公平競爭的不協調現象。從下一步政策取向來看，不僅要擴大對外開放，更要擴大對內開放。由于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政策空間和體制效率以及戰略影響力已出現遞減，現有對外開放的范圍、深度和廣度已大大超越對內開放的程度。因此，下一步開放的重點是擴大對內開放，加快包括企業所得稅在內的內外資優惠政策體系的并軌，逐步把外資的激勵機制由優惠政策轉變到公平競爭的軟環境上來。有人擔心由此會導致外資流入減少，當中國經濟進入一個快速增長的新型工業化、城市化和新消費結構的發展階段時，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馬宇：對外資企業的優惠主要是在所得稅上，而我國是以流轉稅率為主的國家。而且還要考慮名義稅率和實際稅負之間的差別，我國的國有企業雖然稅率高，但實際稅負并不高，國家對國有企業也有一些隱性的優惠。時至今日，政府對國有企業明補暗補仍然存在，比如債轉股等。在這種情況下，不同企業(包括內外資、國企民企之間)的公平競爭缺乏制度基礎，因而才形成了全球獨一無二的動態性的“相對”公平競爭政策和環境。所謂相對公平是指各種不同所有制企業在不同方面待遇有差別，從單一方面絕對角度看是不平等，但總體看，卻是相對公平的。如此說來，要真正實現所有企業的公平競爭，取決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進度，取決于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制度性平等。而不是某一項單一政策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