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宏君
2004年中國經濟在經歷了宏觀調控后,依然保持了9.5%的高速增長。在經濟增長的帶動下,中國的就業形勢也取得了幾年來難得的良好勢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統計,2004年,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同比下降0.1個百分點,低于年初預計0.5個百分點,出現近10年來的首次下降。2004年城鎮新增就業980萬人,比預期目標多80萬人。
從中國近幾年的就業形勢來看,欲使失業率下降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這種降低是1991年以來的首次降低。不過,2004年的降低并不意味著在接下來的年份里,中國的就業形勢能徹底好轉。
在去年12月份的勞動和社會保障工作會議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將2005年的失業率定在了4.6%,這個目標與2004年4.5%的目標相比,要高了0.1個百分點。來自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的數據表明,2005年中國新增勞動力總數大約1100萬,其中大學畢業生338萬,高中、中專、中等職業技術學校畢業生250萬,初中畢業生250萬,農村勞動力戶籍轉移需要就業的人口非農民工200萬,另外大概還有幾十萬的復員轉業軍人;此外,2005年還有1400萬人需要就業,包括2004年年底截轉的需要就業的下崗失業人員、社會上零散的沒有登記的失業人員,其中城鎮登記失業人員大概850萬左右,下崗職工需要實現再就業的500萬左右。兩大類相加,就是2500萬人。按照2005年經濟增長8.8%預測,新增就業崗位只有900萬個,還存在1600萬個崗位缺口。
從總體形勢分析來看,2005年失業率高于2004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為這里面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一是2005年我國的宏觀經濟增長可能沒有2004年這樣好;二是國家在2005年繼續實行的宏觀調控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就業與再就業,因為信貸的緊縮、投資規模的控制與雙穩健政策會導致一些企業降低用人需求;三是2004年宏觀調控的滯后效應會在2005年得到一些顯現。另外,從2004年的經濟增長來看,第一產業增加值20744億元,增長6.3%;第二產業增加值72387億元,增長11.1%;第三產業增加值43384億元,增長8.3%。這說明,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第二產業,即重化工業和房地產等行業,能吸納大量勞動力的第三產業依然發展緩慢。
從長期的趨勢來看,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或者說最大的風險,不是金融危機,而是失業的擴大。如果我們還按現在的“增長優先”模式,一方面富有人群會增加,另一方面不斷增加的巨大失業人口包括農村剩余勞動力,處于社會貧困地位,可能對經濟和社會造成巨大壓力和挑戰。從經濟層面看,收入兩極分化以及大規模貧困人口的存在,將使社會購買力處于很低的水平,內需長期低迷,使中國的消費市場難以啟動。那么,中國經濟就只能依靠投資和出口來支撐,但世界市場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吸納能力也是有限,僅剩下投資這一駕馬車。
另外,失業人口的持續增長,也為社會帶來了不穩定的因素。失業率的增長將導致貧富差距更加擴大。中國社科院對2004年全國5萬戶城鎮住戶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上半年最高10%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組人均收入之比為9.5∶1,比去年同期9.1∶1有所擴大。區域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同樣呈擴大趨勢。貧富差距的分化必將影響人們對社會的態度和信心,導致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加劇。
2004年勞動力就業形勢變化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農民工出現短缺,部分沿海發達地區出現了所謂“民工荒”。民工荒盡管是由于國家在支農方面加大力度,使得部分農民返回鄉村,但其中也暴露了國內就業形勢的結構性失衡。多年來,在城鎮居民工資水平不斷上漲的情況下,農民工的工資待遇卻長期低迷,再加上勞工權益缺乏保障,這是造成局部地區民工短缺的主要原因。有關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區12年來農民工的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農民工短缺無疑將削弱中國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
結構性矛盾另一方面也表現為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矛盾上。2004年,仍有約74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國家發改委的有關人士預計,2005年大學生的失業人數將比2004年增加50萬人以上。從全國部分城市勞動力市場按文化程度分組的勞動力供求狀況來看,大學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需求人數除以求職人數)最低,這反映了大學招生規模迅速擴大之后,對大學生的需求沒有相應跟上。而這些擴招后的大學生,在學校時花費的是高昂的學費,給家庭以及個人已經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另外,不少學生在校時申請了助學貸款,如果短時間內不能就業,那么這也意味著銀行將產生壞賬,進而影響到銀行在助學貸款上的熱情,這些對經濟的影響效應將會放大。
從2003年開始,中國經濟開始了新一輪的快速增長,這主要是依靠在如鋼鐵、化工、重型機械等重化工業領域的大規模投資。由于重化工業可迅速拉動GDP的增長,各地政府也熱衷于此。不過,重化工業對就業的帶動作用卻極為有限,這些應該引起決策者的注意。在政策的制定上要首先考慮就業的因素。一方面,改變宏觀經濟政策的單純GDP取向,而以擴大就業作為首要目標;另一方面,從降低經濟活動成本等角度治理失業。具體來說,在引導政府和社會投資時,參照各行業的就業吸收能力確定重點投資領域的優先順序。信貸政策需要改變那種偏好大項目、大企業、國有經濟的傾向,應充分重視中小企業、農村非農產業的資金需求,取消不合理的人為障礙,讓這些部門能夠有平等的機會獲得資本要素。政府應當從重視物質產業的發展,到重視提高城市化水平,發展第三產業,解決更多的勞動力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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