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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陳墨
2004年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對外資及跨國公司在華業務有多大影響？
答案自然首先是宏觀數據。
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04年中國FDI(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達到606億美元。2005年初，商務部外資司司長胡景巖說，“這是個不錯的結果！”——2004年9月22日下午，面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的同一個問題，胡景巖則態度謹慎地回答：“這個問題不好說！”
盡管目前還沒有全球FDI統計數據，但毫無疑問，和近幾年結果一樣，中國吸引FDI仍將名列前茅的。專家估計，2004年全球FDI應當在6000億美元左右，中國的份額仍有10%。
這讓關心外資問題的人們松了一口氣。
2005年1月底，國家發改委外資司副司長王東，與商務部外資司司長胡景巖出席同一個公開場合。談及宏觀調控對FDI的影響，王東說，“606億美元的FDI，是中國經濟宏觀調控成功的標志。”
宏觀調控是經濟生活的常態
退一步說，幾乎沒有人會認為，宏觀調控是專門針對外資的——無論成功還是不成功。
國家統計局發言人鄭京平稱，宏觀調控無非國家是對宏觀經濟進行管理。不管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不管是計劃經濟國家還是市場經濟國家，宏觀調控都是經濟生活的常態。從這意義上說，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沒什么大驚小怪的。
也許是記者接觸到的跨國公司所在行業獨特，但這至少說明，中國的宏觀調控，對于以正大集團為代表的農牧業跨國公司，和以三星集團為代表的電子類跨國公司的影響都不大。
正大集團資深執行副總裁謝毅的看法與鄭京平如出一轍。在謝眼里，宏觀調控正是企業經營環境的一個正常組成部分。他說，“自從1979年進入中國以來，正大集團遇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中的起起落落、風風雨雨，中間有過記不清的、不同層面的經濟調控。”
“但我們的策略是以不變應萬變。”謝毅說。
謝毅所謂“不變”的意思，一是集團對中國的宏觀經濟始終抱有信心；二是集團在華發展始終立足長期戰略。“與公司長遠戰略相比，經營環境的些許變化就不必在意了。”
正如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何曼青所說，“決定跨國公司投資策略的，一是經營環境，二是公司自身所在行業及其發展戰略。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內因。外因是條件，內因才是決定因素。”
當然，正大集團所在行業客觀上也不太會受此輪宏觀調控的影響。這一點，三星與正大有類似之處。
就在2004年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如火如荼地展開時，三星集團對華增資7億美元，從而2004年也成為三星對華投資歷史上增長幅度最快的一年。
三星(中國)企劃部總監吳作義說，宏觀調控主要內容還是控制過熱行業，如水泥、電解鋁、房地產等。三星的主營業務和這些行業關聯性不大，基本上沒受到什么影響。
但三星并非沒有經驗可以總結。如果說正大“是以不變應萬變”，那么，三星的策略則是“以變應變”。
吳作義說，“三星在中國的投資，一直強調要緊隨中國政府的政策指揮棒走。經驗證明，只有這樣，公司才能取得長遠、穩定、持續的發展。”
為此，三星除了增加7億美元投資，用于擴大現有產能、推進技術轉移和本土化研發等讓中國政府高興的業務外，還將響應中國政府西部大開發及振興東北老工業基礎的號召，尋求到中西部和東北投資的機會。并于2004年在中國成立服務總部，希望能在中國做成百年老店。
2004年跨國公司對華投資取得長足發展
正大和三星的觀點，不難在更廣泛的層面上得到印證。
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日前調查了10家日本知名跨國公司，結果發現，近3年來，這10家公司總共在華新增了200個項目，其中既有制造性項目，也有研發項目、物流貿易項目，還有投資性公司、地區總部。
研究結果說，3年來，跨國公司在華投資每一年都在增加，2004年這種勢頭尤其明顯。
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樂說，在加大投資規模同時，跨國公司的投資不再專注于制造環節，呈現出向上下游延伸的態勢。
比如研發。據商務部統計，2000年跨國公司在華研發性項目只有100個左右，2001年增加到196個，2003年增加到500多個，2004年9月底前，則已經增加到750多個。此類項目投資總額也由2000年的不到1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底的接近3億美元；
此外，對于核心零部件、基礎原材料、商業零售、物流等領域的投資也大大增加。
從具體公司看，整合在華投資的項目，重建管理架構成為跨國公司的一股潮流。王志樂稱之為“跨國公司集團化趨勢”。
“通過地區總部，將各個項目中的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研發、采購等職能分離出來，統一調度，以減少運營成本，提高效率。這么一來，公司在華的整體性就大大加強了。”王志樂說。
胡景巖對近幾年跨國公司在華發展表示滿意。他說，“跨國公司在近幾年明顯加快了進入中國的步伐，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也仍然會繼續下去。”
“幾年前，人們還為那些投資幾千萬美元的項目驚嘆；如今，到上海化工區看看，有好幾家跨國公司已經分別投資七、八十億美元了。”
在規模擴大的背后，胡景巖概括出眼下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幾個特點：項目的技術含量明顯提高；產業聚集效應越來越顯現；服務業成為投資熱點；中西部及東北地區正引起跨國公司關注。
胡景巖說，不要只聽信專家和書本上的說法，而要到實際中去看看。這樣，你才能體會到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熱情和對中國經濟的貢獻。
跨國公司對華作用得到進一步肯定
商務部副部長廖曉淇日前表示，外資在中國不僅創造了就業、稅收和經濟繁榮，還帶來了積極的社會與文化影響。
他說，跨國公司投資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營體制轉換，以及人們觀念更新的催化劑。中國正在以科學發展觀指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長轉變為高效益、低消耗的集約型增長。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項目多是集約型增長的模范，跨國公司投資是我國可持續發展的積極因素。
商務部研究院的數字說，2004年，中國外資企業的出口額已經占到全國出口總額的57%，進口額占到全國進口總額的58%。外資企業的對外依存度達到了45.5%。其中，中國高科技產品的出口有將近90%是外資企業創造的。
商務部研究院院長柴海濤說，這意味著兩點：一是中國的某些產業，已經成為跨國公司全球研發、生產和營銷鏈條當中的重要一環，從而使中國原來具有的“基礎設施比較完整，產業門類比較齊全，勞動力質優價廉”三點比較優勢得以充分發揮，形成中國強大的產業競爭力；二是跨國公司在一些高技術領域或服務領域的投資，確實使中國在全球產業調整和轉移當中，獲得了產業提升的機會。
另據商務部數據顯示，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上繳的稅收為4200多億元人民幣，占整個國家稅收的20%。胡景巖估計，2004年，這一比重應當仍然是20%左右。事實上，近段時間以來，中國國內關于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并軌的討論和爭論一直在進行，其中不乏對外資企業稅收優惠及偷逃稅負的指責。
還有數據表明，目前，外資企業吸納的就業人口占國內總就業人口的10%，工業增加值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28%左右。
“顯然，跨國公司對于整個中國經濟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我們的經濟發展客觀上實實在在需要外資。吸收外商投資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國策，這個方針始終是不變的。當然，對跨國公司來說，今后在中國的前景會很好。”胡景巖說。
王志樂則由文化層面進一步為外資叫好。
他說，外資通過市場競爭促進了中國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和企業經營機制轉變，深刻影響著中國社會發展，也影響了人們價值觀的變化。“外資不僅僅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引擎，也是經濟體制改革、經營機制轉換、思想觀念更新的催化劑，應該充分肯定。”
王志樂認為，無論要不要繼續進行宏觀調控，目前中國需要的不是縮小外資規模，而是堅定不移地擴大開放，更加積極地吸收外資；不是限制跨國公司的作用，而是進一步發揮跨國公司的積極作用。
如果沒有宏觀調控，外資又會如何？
外資的良好表現、跨國公司積極投資中國的發展態勢、各界對外資作用的正面評價……，所有這一切并沒有回答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宏觀調控，外資情況又會如何？
這個問題可能永遠無人回答和無法確切回答。
但正大集團資深執行副總裁謝毅還是有點遺憾地說，中國現在面臨的可能是百年不遇甚至是幾百年不遇的機會，怎么把握住這個機會非常關鍵。“在這難得的機會面前，有沒有必要大張旗鼓地聲張宏觀調控？如果只做不說是不是更好一些？”
他認為，抓住機會謀發展是最重要的，這其中，如果哪個行業過熱了，悄悄地控制一下就可以了。
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某日本知名跨國公司經營戰略室室長蔡林海，對日本企業頗有研究。
蔡林海認為，總體上，受過泡沫經濟之苦的日本企業，對于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抱理解態度，但這無法避免宏觀調控客觀上對日本企業在華業務造成的影響。
蔡說，中日間的貿易特點是，日本是中國的關鍵零部件及生產設備的主要供應商。從這一角度說，中國的宏觀調控必定對日本跨國公司對華業務產生影響，“可以明確地說，這一影響會在2005年上半年顯現出來。”
據稱，由于宏觀調控，部分日本跨國公司已經用“嚴峻”兩個字來形容公司在華業務。“這勢必使得這些公司調整對中國市場的預期和短期內對中國的投資行為。”
不過，蔡林海強調，日本跨國公司對中國經濟總體發展的看法是積極的。只是希望中國經濟能通過調控實現平穩著陸，乃至于在下一步發展中，突出結構性特點，有壓縮有鼓勵，在能源項目、循環經濟等方面為日本企業提供更多的機會。
鄭京平提醒那些可能受宏觀調控影響的跨國公司，要注意中國在宏觀調控同時伴隨著的一些改革。比如，推進農村稅費體制改革、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推進金融體制的改革以及對于利率的調整。在利率調整中，中國放寬了貸款利率上浮空間和存款利率下浮空間，給商業銀行更多的定價權和經營自主權。同時，統一了境內外金融機構外幣的存款準備金率。
“這一系列措施都是在進一步加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是中國朝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又邁進了一步。這對于中國下一步吸收和利用外資是個良好的促進。”鄭京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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