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陰影：從小搞搞到組織嚴密的賭博集團

　　杭州郊區一個社區無業化狀態，以及賭博“時代病”

　　本報記者施平發自杭州

　　龍塢賭場最初的5個股東

　　杭州市西湖的西南方向群山環抱、風景優美，古稱“上泗”，即現在西湖區的轉塘鎮、龍塢鎮、袁浦鄉和周浦鄉。這里人口密度相對較小，緩緩的山坡種滿了茶葉，而更遠處則是片片茂密的山林。

　　2004年12月，持續不斷的警笛聲打破了這里的寧靜，四個組織嚴密的賭博集團終于浮出水面。

　　龍塢鎮人胡朋經營茶葉生意，擁有儲茶倉庫，還在北京有銷售網絡，他的朋友黃秋慧也做茶葉生意。

　　龍塢的茶葉生意是先投入資金收購茶葉，然后再找到企事業單位進行大宗兜售。在每年的四五月間，春茶買賣完成，一整年的收入就到手了，其余的時間則無事可做。而且，這種常年建立的“人脈關系”是相當穩定的。

　　胡、黃二人都有“小搞搞”(杭州俚語：“數額不大的賭博”之意)的習慣，而閑暇的生活使得習慣演變成了“習性”。2004年6月，黃秋慧、胡朋和仇德勝參與歐洲杯的賭球，一共輸掉了80多萬元。三人不甘賭博的失敗，2004年7月，他們找到了職業賭徒黃金祥。

　　黃金祥原本做茶葉生意，2003年靠賭博贏了150萬元，成為一個職業賭徒，在“業內”人脈極廣。看見黃秋慧們找上門來，黃金祥自是求之不得，于是四人一拍即合，決定做賭場生意。

　　四人決定，每人都要招徠賭徒，并以招徠賭徒的多少決定分紅。另外，四人還作了分工：黃金祥具體負責物色賭場；胡朋和仇德勝負責接送賭徒；黃秋慧負責找人放哨。一周以后，在上海做茶葉生意的祝建修也參加進來。這便是龍塢賭場最初的五個股東。

　　賭場規定，坐莊人員上莊時被抽取總金額的5%的費用，坐莊過程中莊家每贏1萬元就抽取3%，下莊時若莊家贏了，每一萬元再抽取5%的紅利。

　　賭場當天獲利當天即分紅。因為黃金祥拉來的賭徒最多、貢獻最大，所以一人獨得三成紅利，剩下的由胡朋等四人平分。

　　除了股東外，賭場的組成人員還有兩種人：招募來的“工作人員”和放高利貸者。

　　潘潮法原是龍塢鎮上一家理發店店主，平時也是閑來無事，被黃秋慧物色上。每當賭場營業，潘便駕駛面包車停在龍塢鎮派出所門口對面，時刻監視警方動作，一旦有3名以上干警出勤，便馬上向賭場報告。

　　另一“工作人員”騰永軍則負責接送參賭人員。每次招攬賭徒，總是事先電話聯絡，通常約定在附近的某個賓館集合。賭徒集體上車后，手機要關掉并上繳，一切行動由賭場方面安排。

　　滕永軍是龍塢鎮葉埠橋村人，是這伙人當中唯一的一個知識分子———他曾當過西湖實驗小學(現并入西湖第一實驗學校)的老師，他帶過的班級曾經考過全校第一。

　　2001年前后，滕永軍染上賭博習氣，從學校辭職。依靠村里下發的征地補償款，他湊錢買了一輛帕薩特，閑來就做“野的士”生意。

　　黃金祥給工作人員的報酬頗豐，租一輛面的一天是500元，場內的跑道員每天工資600元至1000元不等，放哨員每天報酬1000元。

　　陸建中、傅仕國和黃仕華均是無業人員，三人湊齊了15萬元，在賭場內放高利貸，而俞豐則是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甚至有個企業還遠在哈爾濱。俞豐財大氣粗，還專門雇了江西的拳手陳則虎當保鏢。

　　賭場內的高利貸

　　賭場里最賺錢的就是這些放高利貸的“拋子”。賭場內的高利貸每1萬元每天要扣取500元的利息費；而賭場外的高利貸則在100元至150元不等，一個“拋子”能在兩個月的時間里，身價從10萬元漲到80萬元。

　　賭徒每次參賭，因為害怕公安人員查處，身上所帶現金最多不過1萬、2萬元，上了賭場這些錢很快就會用光，放高利貸者就乘虛而入，賭徒還沒有轉過神來，就已欠下了三四十萬元的高利貸。

　　杭州西湖公安分局章官祥詳細地向記者描述了賭場的作業景象：

　　“幾十平方米的農舍里，一張不大的四方桌周圍聚集著了20多個紅著眼的賭徒；煙霧繚繞的四周則三三兩兩布滿了眼線，密切注意著賭徒們有沒有出‘老千’。就在離農舍100米左右的地方，停著兩輛面包車，這是第一道防線；再往外200米的村口站著一兩名拿著手機放哨的村民。只要一有風吹草動，他就立刻通知‘老大’，兩輛面包車便會載著賭客們溜之大吉。”

　　由于高度的分工協作，龍塢賭場成為上泗四大賭場中資格最老，也是組織最為嚴密的賭場。

　　2004年8月20日，祝建修因忙于上海生意而中途退出，接著袁紅妹、黃勇慧、翁春萍三人入股，同年8月28日，黃秋慧和胡朋又從龍塢賭場退出，袁紅妹介紹鄭堯富、朱國民和周洪偉進來。袁紅妹是一個遠近聞名的富婆，丈夫很有錢；鄭堯富在富陽開了一家飯店，還在杭州市擁有一家洗腳房；翁春萍在西湖鄉的翁家山開了一家茶葉店。這些人都是悠閑的食利者。

　　上門賭博的人員和賭場股東一樣，也都是些坐享其成的“有閑者”。

　　據悉，參賭人員除了做茶葉生意者和無業者外，還有人做挖掘機生意。龍塢、轉塘一帶土木工程繁多，在建的杭青(杭州—青島)高速公路、郊區的別墅區都需要挖掘機。將一臺挖掘機包月出租，每月租金可達3萬元，除去各項開支以及修理費用，挖掘機業主每月收入最少2.5萬元。一臺五六十萬元的挖掘機一年就可以撈回成本。現在，僅轉塘就有挖掘機1000多臺。

　　一當地人稱：“只要有工程可包，挖掘機挖的就是錢，挖掘機老板什么事都不用干，等到年關收錢就行了。”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股東都參與了賭博，而且有的還輸得很慘。作為最大的股東，黃金祥不但沒賺到錢，還因此欠下了四五百萬的賭債。西湖公安分局刑偵大隊方文鈺中隊長透露，賭場的錢其實大都是讓高利貸者賺去了。

　　據悉，2004年7月下旬至9月15日，在龍塢賭場賭博的人累計逾百人，固定賭徒30余人。龍塢賭場平均每天開場1~2次，總共開場56次，股東單場最高獲利86.8萬元。

　　賭博的溫床

　　吃飯——看電視——睡覺。就這樣日復一日，一個38歲的男子蜷縮在家中的二樓，樓房的門窗緊閉，院外任何異樣的響動都會讓他驚出一身冷汗。

　　1月中旬，周洪偉從杭州市西湖公安分局取保候審之后，就一直過著這種生活。在龍塢賭場運營不到三個月時間，作為股東之一的周洪偉也參與了賭博，結果不僅賠進去了自己的紡織廠，還欠下200多萬元的高利貸和80余萬元借款，現在連給上小學的兒子買書包的錢都沒有。

　　在接受杭州當地記者采訪時，周洪偉悠然自得地抽著煙，聲稱自己并不“后悔”，還時而嘲笑記者對賭博業內術語的“無知”。

　　西湖公安分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王擎坤無不遺憾地說，“像周洪偉這樣的，一旦弄到了錢，還會去賭。”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唐均說，當下社會的浮躁心態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對財富產生一種虛妄，而市場機制的日趨規范又使人們一夜暴富的機會越來越少。由此推之，賭博成為一個“時代病”。

　　杭州郊區發生的賭博案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研究文本。“有閑”、“賭博”和一個社區居民近乎無業化狀態，確實為賭博以及類似的陋習提供了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