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第一貪李友燦調查：百元大鈔搬回470公斤

　　本報記者 馬昌博 蔣志高

　　顯示在河北省清苑看守所錄象監控室第15號監控器上的是一個偌大的監號，幾個犯人正圍坐在桌邊下棋。52歲的李友燦就在這個監號。下棋是他在看守所里的娛樂活動之一，其他時間用打撲克和唱歌打發。看守所干警對這位已經判了死刑的前副廳長印象不算壞，“在所里是一個比較守紀律的人。”

　　不過河北衡水市檢察院的檢察官們卻并不這么認為，在他們眼里，李友燦“利用職務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財務，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

　　2005年1月13日，河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侯磊在向“兩會”代表做報告時說，李友燦受賄4744萬元一案，是迄今為止全國個人受賄金額最大的案件。

　　“貪可敵縣”

　　李友燦的家在石家莊的省直住宅小區，住宅樓是上個世紀的老式建筑，破舊得有些寒酸，樓道狹窄昏暗，樓梯扶手上滿是塵土。整棟樓的住戶都是河北外貿廳系統的職工，聽到記者問李友燦的人大多神情怪異，一個鄰居干脆說不認識。

　　敲響李友燦的家門，一個面容憔悴的中年婦女很久以后才把門打開，在了解到記者的身份后馬上把門關上。她就是李友燦的妻子楊青，據稱在河北省郵電系統工作。據檢察官說，她對李友燦受賄過程并不知情，所以此事對她打擊很大，在一審和二審宣判時楊青曾兩度昏倒。

　　根據河北省高院的二審判決，作為河北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原副廳長、省機電產品進出口辦公室原主任的李友燦，在2001年8月到2003年4月期間，利用自己主管河北省汽車配額的便利，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財物共計人民幣4744.44萬元。而這4700多萬元受賄款中的絕大部分是通過幾次受賄得來的，其中最少的一次受賄300萬元，最多的一次共受賄1640萬元。因為都是現金，1640萬元人民幣總共裝了十幾個提包，李友燦像“運蘋果一樣”把這些裝滿百元大鈔的旅行包用轎車運走。

　　據測算，這4774萬百元現鈔的總重量達474多公斤，而2004年世界男子舉重最高級別的挺舉記錄是263.5公斤。這些現鈔如果相連排在一起， 大約有71公里長。

　　出身農村，曾是對越自衛反擊戰英雄的李友燦，在總共一年零九個月的時間里，平均每月受賄達220多萬元，每天受賄7萬多元，這遠遠超過了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原河北省國稅局局長李真等巨貪的個人受賄額，幾乎相當于河北省一個中等縣一年的財政收入。

　　曾經順風順水

　　與現在的落魄相比，曾經的李友燦可謂一帆風順：參軍，成為戰斗英雄；轉業，從副處級一直到副廳級。

　　1952年5月7日，李友燦出生于河南淮陽縣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家境貧寒的李友燦由姐姐帶大，后在淮陽縣安嶺鄉中學讀書。1970年，李友燦參軍，他歷任班長、排長、指導員直至軍作訓處副處長(副團級)。檢察官也對李友燦30歲左右就擔任團級干部表示了肯定。

　　1987年，“年輕有為”的李友燦轉業到河北省計經委辦公室工作。

　　當時李友燦的仕途是一片光明，據一位熟悉他的老干部說，到計經委后不到一年李友燦就被提升為辦公室副主任，“管個車什么的，有實權，能給人辦事，和同事關系不錯”。1992年，李友燦平調到省機電辦當副主任，4年后升為主任，并任省機電辦招標局局長。據招標局一位原副總工程師說，當時的李友燦“自己的事情特別多，大家不知道他天天都做什么，他也不用公家的車，他自己在部隊找了個司機，弄了個車。”據說當上局長后的李友燦比較“講架子”，“招標局局長原來一個小辦公室，他來了之后就在五樓弄了一個大的。”

　　2000年，河北省機構改革，機電辦劃歸外經貿廳，李友燦升任外經貿廳副廳長，但仍兼任省機電辦這個“處級單位”的主任。據那位副總工程師講，李友燦當副廳長時還出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本來招標局是個副廳級單位，他從招標局走的時候卻把副廳級這個名額也帶走了。他到外經貿廳的時候不占那里的副廳級名額。”這一情況記者在河北省外經貿廳原廳長鄒世華那里也得到了證實。因為沒有名額，以至于招標局“很長時間沒有一把手”。

　　當上副廳長以后的李友燦開始“麻煩不斷”，據河北省外經貿廳原廳長鄒世華說，李友燦當上副廳長后“就沒有正常工作”，很快就有人開始舉報李友燦在招標局的問題，“主要是在財務、用人、房子上面。”2001年初，省委組織部開始對李友燦進行審查，但“沒有查出什么問題”，直至李友燦出逃，省里對他的審查沒有間斷。據鄒世華說，此時的李友燦“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接受審查，情緒不高。”而且李友燦的糖尿病很嚴重，“2003年初的時候，他曾要求退休。”

　　2003年4、5月份，河北省紀委成立專案組，對省機電辦進行審查。2003年8月，又一次機構改革，撤銷外經貿廳組建商務廳。在此關口，李友燦突然失蹤。隨后，李友燦受賄案浮出水面。

　　配額倒賣

　　李友燦受賄案的情節并不復雜。

　　2000年4月，李友燦去北京的一家高爾夫球場打球，經朋友介紹，認識了同在球場打球的北京森華創業汽車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森華公司)總經理丁寧。根據二人事發后的證詞，丁寧邀請李友燦到北京的一家高級涉外飯店就餐，對李友燦表示想從他這得到汽車進口配額，并允諾等贏利后給他好處費。當時李友燦表示“一定想著這件事”，并要求如果丁寧在河北要配額只能跟他一個人聯系。

　　河北省外經貿廳原廳長鄒世華說，河北省的進口汽車配額“一要給機電產品出口多的單位，‘以進獎出’，二要給汽車銷售部門。”所謂“以進獎出”指的是一種獎勵出口的方式，因為進口汽車利潤很大，得到了一個配額實際上就得到了相關的利潤，所以國家就把這些配額分配給出口創匯多的企業，以獎勵他們的出口。而河北省機電辦掌管著全省進口汽車配額的審批，是一個“含金量”很高的單位。

　　根據衡水市人民法院一審判決書，此時的李友燦已將目標盯在了河北汽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身上。2001年5、6月間，他給了該公司總調度室副主任朱冀蕾一個手寫電話號碼，讓她與丁寧聯系，要求以后河北省汽貿的配額改與丁寧合作，隨后朱冀蕾在森華公司和丁寧商談了配額交易方式。2001年8月，李友燦給丁寧打電話，告知上半年的69個配額已經批下，由朱冀蕾送給他，并讓丁寧送給河北汽貿50萬元。幾天后的一天下午5點鐘左右，李友燦一個人開著一輛奧迪車到森華公司樓下，將三個長約60厘米、高和寬約20厘米的裝滿百元大鈔的藍色提包裝在車上，隨后將這些錢放到了他在北京市豐臺區鵬潤家園文苑2A504室的房子中。

　　這是李友燦收受的第一筆錢，總共300萬元。

　　此后，李友燦又按照同樣的方式數次成功操作。2001年11月，李友燦打電話給唐山冀東機電設備公司副總經理賀立新，讓他把該公司申請下來的130個配額轉讓給森華公司。唐山冀東機電設備公司與省機電辦有著密切的往來，據賀立新證詞說，當時他“沒有辦法”，只好同意。此時朱冀蕾那邊也批下了130個配額，李友燦再次單獨約見她，讓她將這些配額提供給丁寧。

　　根據一審判決書，此后李友燦先后通過朱冀蕾、賀立新等于2002年4月將205個配額，2002年8月將225個配額，2003年4月將480個配額提供給森華公司使用。期間，李友燦又從批給唐山冀東機電設備公司的配額中向賀立新索要了10個，親自提供給丁寧。這樣，丁寧一共通過李友燦得到了1249個配額。

　　搬錢“是個體力活”

　　據李友燦的辯護律師裴廣川說，李友燦家里并不缺錢，“大概有個一二百萬吧”，而且這些都是合法收入。據這位律師說，李友燦“極有商業頭腦”。一個例子是，在他擔任省外經貿廳副廳長期間曾帶隊去韓國考察，當時同去的很多人都是給自己買電器和服裝，只有李友燦買了3000條領帶。一條領帶在韓國折合人民幣7塊錢，從天津入境后，在天津勸業場每條是28塊錢。兩包領帶李友燦賺了6萬塊。

　　雖然家里不缺錢，但如此“富有商業頭腦”的李友燦不會輕易放棄賺錢的機會，而且就他當時的情況看，省里對他不斷審查，他在仕途上很難再有大的進步，同時自己的兒子在加拿大讀書，客觀上也需要錢。更重要的是，按照中國加入WTO時的許諾，汽車配額制將很快取消，到時候機電辦主任的權力也就大打折扣了。

　　第一次拿了300萬后的三個月，也就是李友燦第二次提供給丁寧260個進口配額后。丁寧再次給了李友燦現金875萬元。在2001年12月或2002年1月的一天，丁寧打電話給李友燦，告知說配額的生意做完了，錢已經準備好。隨后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李友燦再次開車來到森華公司樓下，丁寧從奔馳車的后備箱中拿出8、9個裝錢的藍色提包。隨后李友燦將這些錢再次放在北京的房子中，后來存入銀行。

　　又三個月后，丁寧第三次拿到配額。根據丁寧的證詞，這次是李友燦打電話讓他準備1018萬元現金，并說好晚上去取。由于時間緊急，丁寧只準備了852萬元，分裝在8個提包中。晚上6、7點鐘在森華公司樓下，丁寧將錢交給了開著銀灰色高爾夫轎車的李友燦，并約好余款166萬元次日下午來取。第二天下午李友燦如約而來，取走余款，一樣也是放到在北京的房子中。

　　2002年9月，丁寧第四次得到配額后，再次給李友燦打電話。根據丁寧司機劉雨的證詞，丁寧讓他與另外一個公司職員在農行取了三提包現金，每包100至120萬元。下班前，丁寧又讓他把保潔員休息室里放的現金也搬到車上，這樣車上共裝了8、9包現金。當晚11點左右，他和丁寧開車到北京河北飯店停車場，將錢交給了李友燦。

　　最后一次是2003年4月上旬，這也是李友燦受賄最多的一次。490個配額，丁寧給了他1640萬元。根據李友燦的證詞，又是一個傍晚，又是森華公司樓下，同樣的藍色提包，丁寧將800萬元給了李友燦，次日上午又付400萬元。4月26日上午，在相同的地點，司機劉雨又將440萬元交給李友燦。據檢察機關查實，這批錢，前后大概16個提包都是50多歲的李友燦一人搬來搬去，而他存錢的房子在5樓，“也是一個體力活”。

　　而在此之前的2002年4月，李友燦找到唐山冀東機電設備公司，以“經常去北京，帶司機不方便”為由，索要了一輛總價值在21萬多元的銀灰色高爾夫轎車。檢察機關的調查顯示，他索要小汽車的一個重要用途，就是為了“運鈔票”。

　　4個月后，在又一輪的機構改革中，新組建的商務廳領導中沒有了李友燦的名字。而此時省紀委正對機電辦一些人員的經濟問題進行查處，心虛的李友燦倉皇出逃，開始了自己的逃亡生涯。

　　出逃境外反落網

　　2003年8月，就在河北省紀委調查省機電辦工作人員經濟問題期間，該辦公室一位科員自殺身亡。李友燦自覺大事不妙，趁還沒有被調查之機，銷毀了他所審批的有關進口汽車配額資料，然后跑到北京。在匆忙做好一系列善后工作后，李友燦化名“張建國”、“李金生”，通過一家旅行社，倉惶逃往俄羅斯。

　　“他出逃得很匆忙，以出國旅游的名義出去的，當時有傳言說在查機電辦什么事，他心虛了。有個朋友就給他做工作，一直讓他走，說走了就沒事了。”一位知情人告訴《時代人物周報》。

　　“出逃之前，掌握他的東西并不多，出逃等于整出了很大的動靜。”這位知情人說。

　　“他跑了以后，我非常驚訝，我是一把手啊。” 原河北省外經貿廳廳長，現河北省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監事會主席鄒世華對李友燦的“不辭而別”非常震驚。

　　李友燦在出逃前甚至沒有通知自己的家人。

　　異鄉被捕

　　出逃后，李友燦躲到了哈巴羅夫斯克，一個與黑龍江省的綏芬河市隔江相望的俄羅斯邊境城市。在俄期間，由于沒有合法的居住身份，李友燦擔心俄羅斯警方發現，便租了一個房子，平日基本不出門，甚至連日常用品都是叫人送過來。

　　據說，在哈巴羅夫斯克期間，李友燦由于念著遠在萬里之外的國內親人，常常以淚洗面。

　　大概5個月后，李友燦覺得哈巴羅夫斯克靠近中俄邊境，不太安全，便打電話找了當地一個開餐廳的華人，要求做假護照并幫他買飛機票準備再次出逃。

　　“李友燦被捕是因為知情人舉報。證人(知情人)在國內也有消息來源，他們只是因為他想出去，就幫他出去了，但是并不知道他為什么出去。后來了解了情況，就跟警方聯系。”一位檢察官告訴《時代人物周報》。

　　中俄兩國都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締約國，這為跨國緝捕李友燦奠定了良好基礎。中國警方在外事部門的協助下，向俄羅斯警方提供了李友燦出逃該國的有關情況。在俄方的協助和配合下，2004年4月9日，李友燦在哈巴羅夫斯克機場被逮捕。

　　“他在俄羅斯被抓之后，曾試圖在洗手間撞頭自殺，不過沒撞死，他遣送回來的時候頭發特別長，頭上的疤也特別明顯。”一位知情人介紹。

　　10天后，他被押解回國。

　　艱難偵查

　　在李友燦出逃不久的2003年9月1日，河北省紀委、省公安廳、省檢察院即成立“0391專案組”，對李友燦的犯罪事實進行偵查。

　　“他的犯罪過程很隱秘，在他出逃之前，沒有跡象表明他涉案金額這么大。”一位檢察官說。

　　辦案人員首先對李友燦的住宅和辦公室進行了搜查，但李友燦使用的電腦中所儲存的資料已全部刪除，記錄有關事項的筆記本也已經銷毀。

　　辦案人員決定先從李友燦近幾年所審批的進口汽車配額上著手。在省機電辦，偵查人員發現，有關資料早已被全部銷毀。隨后，偵查人員驅車趕赴北京，在中紀委和河北省紀委的協調下，從國家機電辦和國家許可證管理局獲取了他們所需要的資料。資料顯示：從1998年以來，河北省機電辦共為省內20多家企業辦理進口汽車配額4241個。隨后，辦案人員對這份配額資料進行認真研究，并逐個對申請進口汽車配額的20多家企業進行調查。

　　半個月過后，調查結果令辦案人員大失所望：通過對20多家企業的排查，除發現個別企業在申請進口汽車配額過程中向省機電辦有關人員行賄的材料外，沒有發現任何有關李友燦受賄的線索。

　　為找出破綻和疑點，辦案人員重新進行了審查，終于發現了一個疑點：在李友燦審批的進口汽車配額中，河北省汽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獲得的配額數量居20多家企業之首，經辦人則是該公司調度室副主任朱冀蕾。

　　辦案人員立即轉移工作重點，對朱冀蕾展開調查。據朱冀蕾交代，在為本公司辦理進口汽車配額過程中，李友燦曾多次授意她以河北省汽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及其下屬企業申請，配額批下來后，由該公司和北京森華公司共同使用。在這一非法交易的過程中，自己收受過北京森華公司的賄賂，李友燦肯定也接受過北京森華公司的賄賂。北京森華公司的總經理丁寧經常和李友燦直接單獨聯系，因此李友燦受賄數額有多大，受賄的過程如何，朱冀蕾稱自己并不清楚。

　　取證要跨國

　　此時，北京森華公司總經理丁寧已定居新西蘭。

　　辦案人員在對森華公司的業務往來情況進行審查的時候，發現該公司有一個被稱為“八部”的秘密財務部，專門負責丁寧對外私下往來的帳目，但電腦中的許多資料已被刪除，只留下一份記錄公司業務往來的流水賬。這份帳面顯示，自2001年以來，森華公司為支付河北省汽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和唐山冀東物資有限責任公司進口汽車配額購證款，劃出人民幣6000多萬元。

　　專案組很快聯系上了丁寧。“檢察機關給他做工作，他的根在中國，他的公司也在中國，不想一輩子背這么大的包袱。作為行賄人來講，他的思想壓力也小一點，而且他是個商人。我們給他做工作，他也可以接受。”一位檢察官說。

　　在權衡利弊之后，丁寧致信專案組表示，愿意積極配合司法機關的工作，講清同李友燦之間的經濟往來情況，只要國內派人前去，他愿意合作。

　　2004年3月9日，專案組派員飛抵新西蘭。辦案人員當面向丁寧表示，只要丁寧如實提供李友燦等人的犯罪行為事實，一定對他寬大處理。在此后的半個多月時間里，丁寧向辦案人員交代了情況：從2001年至2003年上半年期間，李友燦利用職權，將1249個配額批給給丁寧，從中以省機電辦的名義先后5次從森華公司收受賄賂4723萬元，其中最多的一筆高達1640萬元，最少的一筆也達300萬元。根據辦案人員的要求，丁寧還提供了相關的證據，

　　“丁寧的證言非常到位，從法律的角度，從事實的角度，都非常充分。”一位檢察官說。

　　起訴書只有四頁

　　李友燦一被押回國內，河北省有關方面就指派衡水市檢察院接手這個案子。

　　和所有人貪官一樣，李友燦開始態度也很頑固。“后來經過精神和智商上的交鋒，他交代了。突破口打開之后再逐步突破，應該說還是非常順利。”一位檢察官告訴《時代人物周報》。

　　據一位看過審訊錄像的人士透露，審訊過程中，李友燦不再像被捕時情緒那么低落，他的態度非常平穩。“他在機電辦就不是很招搖的人，跟人家交往也不是特別熱情，總之就是不招搖。從他作案的手段也能看出來，很隱秘，他的家人也不知道。”

　　在審訊中，李友燦交代了自己的犯案動機。“因為跟他交往的人都是出手比較大方，消費也比較高檔，他自己心理上不太平衡。第一次收錢還緊張一點，后來逐漸的就不在乎了。據他自己交代，他收錢的時候根本沒有數過，因為錢太多了，而且來得很容易，多點少點的他也不在乎。”知情人介紹。

　　2004年7月6日，李友燦落網三個月后，河北省衡水市檢察院對他提起公訴。由于案情并不復雜，加上涉及的人員較少、手段單一，衡水市檢察院的起訴書只有薄薄四頁。

　　9月9日，衡水市中院經審理認為：李友燦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賄賂4744.44萬元，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決定判處其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在審判過程中他的思路還是比較清晰的，沒有什么過度的反應，在法庭上自己答辯準備得也比較充分。”據一位參與庭審的人士回憶，“宣判之后他的臉色變得很蒼白，不過當時是自己走出去的，沒有說到了走不出去的地步。旁聽席有一位女士暈倒了，應該是他妻子。”

　　2004年11月25日，河北省高院做出終審判決，駁回李友燦上訴，維持原判。宣判之時，李友燦的妻子再次當廳昏厥。

　　目前，李友燦案已交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復核。“我們國家法律的一個原則是經濟案件死刑要慎用，因此要交最高院復核。”河北省高院刑二庭庭長趙增國表示。

　　獄中李友燦

　　從保定市區向南十公里是清苑縣城，再向南兩公里是清苑縣看守所。

　　看守所很隱秘，大門口只掛著清苑縣消防大隊和一個刑警分隊的牌子。從大門進去向右拐，再向左拐，才能看到高墻、電網和看守所綠色的鐵門。鐵門背后是一個橫向的狹長院子，迎面的是一個深邃的走廊，左邊是看守所辦公室，右邊是錄象監控室。走廊不遠還有一道鐵門，門后面就是真正的禁地——監號。

　　1月21日上午，天氣有些寒冷，清冷的空氣中不時有武警打籃球的吆喝聲傳出，而頭頂上是看守所的崗哨和他們手中的槍。李友燦就被關押在這里，如果不出意外，他將在這里迎來死亡。

　　“級別最高的犯人”

　　李友燦是清苑看守所建所以來看押的級別最高的犯人。“我們是把他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的，壓力很大。”一位知情人說。

　　接到看押李友燦的任務后，保定市專門從所屬各區縣抽調了8名業務精干對他進行監護，“都40歲左右，經驗豐富。”監護是24小時的，每6個小時一班，白天一個人一班，晚上兩個人一班。“晚上的時候，李友燦可以睡覺但我們干警不能睡，就這么看著他。”負責監護的干警被囑咐要隨時注意李友燦的身體狀況和情緒波動，“主要是怕他出事”。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李友燦在從俄羅斯被押解回國的時候曾數次試圖自殺，看守所顯然也考慮到了這一情況，對他的安全格外注意。

　　因為李友燦有嚴重的糖尿病，看守所還專門買了冰箱給他儲存所需要的藥物，而且“每個星期請縣醫院的醫生到看守所給他檢查一次。李友燦對我們很感激。”

　　二審已經被宣判死刑的李友燦并沒有單獨關押，而是和其他15個犯人關在一起，據說這主要是考慮他的情緒：集體生活在一起有利于他的心理健康。“人多了以后他就容易放松，有生活氣氛，人少了他容易多想。”

　　把死刑犯和其它各樣犯人關在一起也是看守所的傳統之一，“不同罪名的犯人押在一起不容易形成小團體。”一位干警說。根據規定一個號最多押28個，每人要保證2.8平方米的空間。

　　河北省公安廳經常派人來視察李友燦的看押情況。事實上，把李友燦羈押在清苑看守所本身就表明了當地對此案的重視——清苑看守所是河北省僅有的三個國家一級所之一， “連續22年沒有出過事故”，而且從看守所到李友燦二審所在地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不過30分鐘的路程，很便利。

　　唱歌、下棋、打撲克

　　雖然被8個干警特別監護，但李友燦的日常起居仍和其他犯人一樣，用知情人的話說是“同步管理”。“每天起床、吃飯、唱歌，列隊出操都是按規定的。”

　　在看守人員的眼中，軍人出身的李友燦是一個比較遵守紀律的人，也“比較開朗”。李友燦經常和大家一起唱《社會主義好》或者《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類的革命歌曲，而且“唱得還湊合”。獄中的李友燦對法律知識很有興趣，監獄組織學習的時候還經常“帶頭給大家讀報”。

　　李友燦所住的監號是一個很大的屋子，兩邊是大通炕，中間有桌子。據知情人說，李友燦很喜歡打撲克和下棋，棋藝不錯。《時代人物周報》記者在看守所的錄象監控室里看到了李友燦所在監號的監控圖象，畫面上幾個犯人正在監號中間的桌子上下棋。

　　知情人說，看守所在政策允許的情況下盡量照顧李友燦，但李友燦“沒有提出過過分的要求”。據說李生活很節儉，平常開銷就是買個肥皂牙膏之類的日常用品，抽煙也是買當地煙。在青苑看守所關押的5個月中，他的家人沒有來看望過一次，也沒有送過任何錢物。“他的花銷都是省高法負責，沒錢了我們就給高法打電話，大概花了幾百塊錢吧。”做為農家子弟，李友燦的節儉也在他的律師裴廣川那里得到了證實。據律師說，李友燦當上副廳長之后穿的西服“比我的還要破舊”，而且喜歡在路邊小攤吃飯。

　　等待死刑復核

　　二審過后宣判了死刑的李友燦幾乎沒有情緒上的波動，“在看守所里很平靜，情緒不錯”。“他心中應該是早有準備了。”看守人員說，他認為李友燦的“腦瓜很好使，思維比較清晰”。

　　李的律師裴廣川也說，被看押的李友燦思維很靈，“他的文字表達能力很好，你要是能看到他對自己問題的敘述你會感覺到他敘述的太準確了，意思表述得太準確了。”

　　看守所中的李友燦拒絕任何媒體的采訪，“很多記者，國家的、省里、市里的，包括市局領導都說要我們做工作要他接受采訪，但是他都沒有接受。”

　　中央電視臺的記者曾經來到看守所，要拍一個記錄片，李友燦說“我不需要報道”，最終沒有接受采訪。據李友燦的主審法官之一，河北省高院刑二廳廳長趙增國說，省委組織部也曾經組織了11個媒體記者去采訪，最終亦無功而返。

　　據說李友燦特別感激看守所的干警，“因為我們的管理比較到位，每天和他談話，給他做思想工作，有病給他治療，想吃點什么力所能及的都給他做。”另外一點就是看守所里的李友燦沒有副廳長的架子，“人到了什么地步就要說什么話，他知道不能擺。”

　　按規定，犯人之間不許談自己的案情和透露身份，這些事宜看守所干警也曾提前告訴過李友燦，所以與李友燦住在一起的犯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

　　與李友燦同號的犯人看到的只是一個52歲的、喜歡唱歌、讀報、抽保定煙的普通人。而這個“普通人”現在能做的，或許就是等待生命的結束。

　　裴廣川：悲劇在于錯位

　　在李友燦一案的庭審過程中，李友燦的辯護律師、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裴廣川提出起訴書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絕大部分不具備“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牟利的要件，他的行為不屬于受賄，而屬于詐騙。

　　1月23日，在李友燦一案進入死刑復核期間，裴廣川在北京接受了《時代人物周報》的采訪。

　　時代人物周報：您是從什么時候接手這個案子的？

　　裴廣川：我從一審就開始接手。當時第一印象就是數目特別巨大，級別比較高。逐步深入之后我就有了不同的觀點，我認為只有96萬元是屬于受賄的，其它的是屬于詐騙。二審的時候發現，他為了表示態度好，把一些合法收入也作為涉案金額交待出來了。

　　我認為，應該一部分定受賄罪，一部分定詐騙罪，受賄96萬可以不判死刑，詐騙罪也沒有死刑，數罪并罰執行一個無期也就到頭了。

　　時代人物周報：但是在檢察機關看來，這是一個典型的受賄案，他是利用職權之便來實行犯罪的。

　　裴廣川：他的職權是什么？他是機電辦主任。這個主任的職權是什么？是批指標的。他如果利用職權，非法給河北省的那些單位批指標，為丁寧牟利，這是利用職務之便。但他批指標的時候工作程序和數量都是合法的，這些企業跟機電辦也沒有隸屬關系，只有工作關系。他們拿到指標了，然后李友燦介紹他和別人做交易，這就是間接關系了，按照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來說，法律上沒有特別規定的情況下，直接的因果關系才是承擔責任的客觀基礎。所以除了那96萬之外，他不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而是利用工作上的關系欺騙別人，獲得大量的金錢。

　　(衡水市檢察院一位檢察官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反駁。她認為：“這種辯解是行不通的。 他是國家公務員，雖然他不是直接把配額給了丁寧，但是他利用自己的職權，先給一些企業批到了配額，再利用他的職權影響這些企業，讓這些企業去和丁寧交易，讓丁寧得到了利益。丁寧得到利益之后，再給他一部分，這就是很典型的受賄行為。”最終，法庭沒有采納裴廣川的這一辯護意見。)

　　時代人物周報：但是他如果在機電辦主任這個位子上的話，他會跟那些企業說如果你不把這些配額交給丁寧，那下次我一個都不給你了，他稍微一暗示就可以。

　　裴廣川：暗示不能認定為職務上的行為，職務行為是在職權里能夠實施的行為。誰都可以進行暗示，那職務關系就沒有任何界限了。

　　我認為他受賄96萬，是因為他向人家要了一輛價值21萬的車，還從人家手中把10個指標要了回來，利用這個獲得了錢。這個是利用職務之便，是受賄行為。

　　時代人物周報：利用職務之便和利用工作之便有何區別？

　　裴廣川：兩者有嚴格區別。職務之便是直接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而不是利用職務產生的間接影響。如果把職務之便和工作之便等同看，那么所有的國家干部，只要是經濟犯罪全部是受賄，為什么呢？因為肯定會跟你的職務有點關系，有點關系就是職務之便的話，那國家干部涉及經濟犯罪的罪名只要一個受賄罪就可以了，不用設立其它的罪名了。

　　2004年全國法律顧問資格考試就是考的類似案例，名字不同，情節完全一樣，專家組就認為是兩個罪，一個是受賄，一個是詐騙。我和李友燦沒有私人關系，這樣的貪官我也恨他，但是一個法制國家就要按法律辦，哪怕在這個案子中李友燦可能占了便宜，但這與執法不嚴相比，我們應該要前者不要后者。

　　時代人物周報：您怎么評價李友燦這個人？

　　裴廣川：這是個有能力的人，極有商業頭腦，他要是不走當官的路而是去經商可能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商人，他一當官一利用權力牟錢他就出事了，他的悲劇就在于他的能力跟他的職務錯位了。

　　時代人物周報：作為一個副廳級干部，待遇不錯，家里也不缺錢，他為什么還要受賄呢？

　　裴廣川：實際上是這種配額制度所形成的雙軌制害了人，按照經濟學的觀點來說，任何人都會謀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并尋找謀取最大化的手段。雙軌制里面就有空子可鉆，再加上監督力度不夠就會出問題。當然主要還是他們自身的問題，但是體制上的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

　　配額腐敗：200億黑洞？

　　2001年11月，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按照我國入世承諾，在三年過渡保護期內，汽車進口實行配額和許可證管理，進口汽車及其關鍵件的配額，在2000年的60億美元的基礎上每年增加15%，最終達到2004年度的104.94億美元，2005年全部取消。

　　進口配額和許可證都是非關稅貿易壁壘措施，進口配額又稱進口限額制，是一國政府在一定時期內以內，對某些商品的進口數量或金額加以直接的限制。在規定的期限內，配額以內的貨物可以進口，超過配額不準進口。

　　進口配額的管理往往要通過進口許可證來實現。進口許可證制是指進口國家規定某些商品進口必須事先領取許可證，才能進口，否則一律不準進口。中國對汽車進口配額的管理就是通過對經銷商發放汽車進口許可證來達到的。中國的汽車進口許可證由國家按地區統一分配，各地機電辦發放。

　　“配額就是權，權里邊就是錢”

　　由于配額的控制，進口車一直滿足不了市場需求，炒賣原本是非有價證券的汽車配額許可證就成為業界公開的秘密，這個灰色交易的利潤大得驚人。一張工本費只有10元的進口汽車許可證在黑市上可以賣到幾萬元甚至十幾萬元。例如，一個進口車經銷商拿500個許可證的費用不到1萬元，平均每個20元，但轉手賣出去的話，以每個許可證10萬元計，可以賺4999萬。

　　中國汽車工業咨詢發展公司首席分析師賈新光給記者算了一筆帳：“2004年進口20萬輛車，如果一個許可證以10萬元算，那么這個黑市交易的盤子大約有200億，從來沒有人查這200億到哪里去了。廠家、商家都沒有得到利益，而消費者要多付出幾百億的代價。”

　　“實際上，給誰配額就是給誰錢，誰給誰也賺錢。”原河北省外經貿廳廳長鄒世華說。而在賈新光看來，配額分配的過程“不公開，不透明，誰也沒法揭開黑幕。”

　　“有一些進口的東西要限制，機電辦的職責就是讓它進或者不讓它進，是一個權力部門。它雖然沒錢，但是有權，比如汽車配額審批。這個許可證我給你，實際上就是給你錢啊。配額就是權，權里邊就是錢。”原河北省機電辦一位官員告訴《時代人物周報》。

　　在這個背景下，李有燦涉案的金額如此驚人似乎就容易理解了。

　　除了滋生腐敗，賈新光認為倒賣汽車配額許可證對汽車市場造成很大混亂。“本來在三年過渡期，要把汽車價格過渡下來。”恰恰相反，2002年關稅按照承諾調低，而進口車價不降反升，這其中配額許可證的作用“功不可沒”。

　　2004年，由于預計到2005年的配額取消可能帶來的供求變化，許可證開始被拋售，價格大幅跳水，并進而引起車價崩盤。“這是對以前不合理高價的懲罰。”賈新光說。

　　有評論認為，配額許可證管理實際上已經違背了設計者的初衷，它不僅沒有確立進口的秩序，反而對市場的秩序進行了干擾。

　　賈小左涉案，后果很嚴重

　　在調查李友燦案的過程中，原國家經貿委機電司配額管理處處長、國家機電辦副主任、商務部機電司副司長賈小左涉嫌收受李友燦8萬美元及50萬元人民幣。根據此案辯護律師裴廣川的二審辯護詞，現已查明賈小左受賄600萬元。此案目前正在進一步偵查當中。

　　而河北省機電辦也有多人涉嫌其他經濟案件被捕入獄。“基本上，整個班子都爛掉了。”一位檢察官透露。

　　賈小左的被捕會掀起多大風暴，目前尚不得而知。

　　2005年1月1日，中國取消汽車及其關鍵件、光盤生產設備這兩類商品的進口配額管理，普通商品進口配額至此全部取消。2004年12月底，商務部正式公布了《汽車產品自動進口許可證簽發管理實施細則》供進口商次年申報時參考。

　　賈新光對此表示了審慎的樂觀，同時希望“新的許可證制度不要流變成舊的許可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