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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發展的“墻”與“橋”
主持人：現在我國中產階層數量有多少？整體處于一個什么狀態？他們在形成和壯大的過程中遇到哪些障礙？我們應當怎樣創造對擴大中產者規模最有利的條件？
周運清：比例很小，沒有形成一個強勢群體。因為在社會轉型的階段，社會本身就是一個不穩定狀態。西方學術認為的中產階層應該是社會的主導力量、穩定主體，這是一種理想化的思考，社會只有達到一個新的歷史程度后才可能實現，但因為現今社會處于一個劇烈的兩極分化之中，這是全球性分化，如果說世界工業化完成了，那么中產階級處于主導地位是肯定的，工業化沒有完成，這種狀況就很難實現。
除此以外，中產階層實際上是一個分化最激烈的階層，因為中產階層想進入更高層次的生活，就要積極向上，在向上的過程中，競爭比較激烈。他們會不斷的投資，不斷的發展，此時社會風險就非常大，導致的結果往往是不上則下。
中產階層遇到的障礙一個是市場經濟不完善，一個是公民社會先天不足。另外還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過去的階級斗爭思想還在。社會不應人為的劃分中產階層，用貼標簽的方式，只會給人們造成一種人為的負擔，所以我說公民社會先天不足，要是亂劃中產階層的話，就像現在產生仇富心理一樣，會引起社會不必要的緊張關系和心理負擔。因為我們的社會狀態還不是一個公平競爭發展的公民社會狀態，你要是富有，別人可能就有意見有想法，你要是通過合理手段致富，別人可能也會認為你是胡撈的，這就引起了社會矛盾，從一定程度上講反而束縛了中產階層的發展。
陸學藝：1999年中產階層的比例大概是15%，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2020年可能可以達到38%左右。中產階層是有話語權的，你看報紙雜志廣播電臺電視臺的工作，都是中產階層在從事，經濟學家也好社會學家也好，都是中產階層，這個階層越大話語權也就越大，現在已經很大了。
但按照規律，我認為，我國中產階層目前應該超過30%，但事實并不是如此，我們現在只有的20%的中產階層而不是更多，計劃經濟留下來的體制還在阻礙著我們。有些人先富起來了，有錢了，可錢花不出去，就胡花，因為正常的消費受到限制。德國有“一馬克辦企業”的說法，我們現在要辦個企業，要經過很多層手續批準，成本相當大，我們現在從業的機會受太多限制，計劃經濟的卡口太厲害。要實現正常發展，必須要完善經濟體制。
另外，社會流動不暢通，城市化發展不正常，使中產階層的發展也受到制約。我們的社會現在還是一個二元結構：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以前城市不發展還罷，現在城市在發展，于是農民想進城，可進來以后還是農民工，并且過了十年二十年了，也不會變。
作為一個市場經濟國家，農村里的人要進城，至少有三種形式，第一是在城市投資，進城辦企業，不光是解決自己的就業，還解決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就業。第二種，進城做小買賣，不僅僅解決自己家庭的就業，收幾個學徒，還解決了學徒的就業。第三種就是民工，或者是考學校出來了，或者是有家傳秘方，到城里來做醫生了。可是城里仍然沒有什么屬于這部分人，他們只能打工，打完工還得回去，成為中產階層基本就不可能。
本來城市化過程中是創造中產階層的最好的機會，城市化程度越高，中產階層越多。現在我們的農民之所以成不了中產階層，桎梏不光是戶口制度，還有土地制度，還有財產制度。
夏學鑾：根據1999年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戴相龍公布的一個數據，全國有6萬億存款，10%的存戶占整個存款的三分之二，共有4萬億，根據這樣一個統計，我們大概算出，一個中產階層個體收入應該是5萬多，三口之家就是15到20萬的樣子，根據這個計算，1999年就應該有百分之十幾了。實際上現在大規模的社會流動已經形成氣候，政治上也沒有這方面的限制。
我們不是提出在2020年達到小康社會嗎？這包含還要解決農民的小康問題。如果中產階層發展有什么障礙的話，主要就是緣于農民的精神狀態、教育水平和由教育水平所決定的生存狀態，這些都可能是制約這個整體的決定因素，因為他們沒有這個群體意識，沒有這個群體的社會責任感，不知道該為社會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這可能是最大的障礙。有財富的人文化水平不高，主觀上沒有對中產階級的認同，沒有這個階層的情操、社會生存狀態，和職業的聲望，沒有參與社會影響力的各種渠道和參與社會的積極性。大家都是富翁了可是又還都處于文盲狀態，成不了中產階層。所以我們現在要大力發展教育，要不斷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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