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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 呂天玲 記者 郭永剛
本報北京1月27日電
“我成了眾矢之的”
今天，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惟英女士接受記者采訪前，有些猶豫，“我現在成了眾矢之的，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限制外地人進入北京”。
最近幾天，張惟英教授《關于建立人口準入制度，控制人口規模，保持人口與城市資源平衡的建議》的提案，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
有媒體報道稱，今年的北京“兩會”上，北京市政協委員張惟英提出了“建立人口準入制度”的建議。報道稱，張教授認為，很多外來人口來京是盲目無序的，他們并不是北京所需要的，北京可能也不是他們需要的。
報道一出，張教授即成了廣大網民攻擊的對象。“這是對外地人的歧視”、“對外地人不公平”、“通過行政手段限制人口流動違反憲法，是制度的倒退”———反對的聲音，遠高于贊同的聲音。
“有兩種聲音是非常正常的，我此前也想到了。”張教授說，她說的“人口準入”的含義是，在市場不完善的情況下，用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控制北京人口增長。“可能是我寫提案時沒有注意措辭，才引起了別人的誤會”。
為什么建議“人口準入”
張惟英解釋，提出這個提案，主要出于三方面考慮：
首先，北京是個資源稀缺型城市，目前人口已經接近各種資源的承載極限，嚴重制約了北京的可持續發展。
有報道稱，目前北京市戶籍人口約為1100萬人，在京居住3個月以上的非北京戶籍人員約為385萬人。加上在京短居的流動人員，北京人口已突破1500萬，高峰時曾達到1700萬人。而專家在調查了北京現有的水、電、工地、交通等資源和能源條件后，測算北京人口最高承受量約為1800萬人。
其次，目前北京甚至全國的市場調節機制還不完善，沒有足夠的能力解決人口過多和資源稀缺之間的矛盾。
“這種情況下，通過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規模，非常必要。”張惟英解釋，就像一個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也需要政府宏觀調控，北京也應該通過必要的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規模。
這需要北京市政府完善就業信息采集與發布工作。“北京哪些行業需要聘人、需要什么樣的人、需求量有多少、現在已經來了多少———這些信息通過各種渠道向全社會公布，那些想來北京找工作的外地人，自己就會有所選擇”。
第三個原因是，許多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各個城市之間經濟發展比較均衡，不會有大量人口同時涌入同一個城市，而北京不同。北京是中國的首都，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隨時可能面臨突然涌入的巨大人口群。
張教授認為，控制北京人口規模，應該同時采用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
日前，王岐山表示，人口控制管理手段主要是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由于過去主要使用的行政手段—————戶籍管理的作用已不大，而暫住證目前也沒有強制執行了，政府正在研究新的行政手段。至于經濟手段，對于低收入人群而言，似乎也不靈驗，還需要思考新的方式。
讓市場調節北京人口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經濟學教授不同意張教授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規模的觀點。他認為，各地方人口應該平等競爭，人口愿意流到哪里就流到哪里。一個城市人口多了以后，工資水平自然會降低。資源稀缺，必然導致價格上漲。這時，市場就會自發地調節城市人口數量。那些無法承受北京高生活成本的人，自然會選擇離開。
一位著名經濟學家也認為，北京人太多是個事實，但應該通過提價解決人口和資源的矛盾。他舉例說，水資源缺乏，可以提高水價。水價提高后，自然會有很多解決緊缺的方法，比如海水淡化、南水北調等。堵車的問題，也可以通過提高私家車上路的成本解決。“不管怎樣，人的平等是最重要的。任何人都有權利自由進出北京”。
“但市場完全規范需要多長時間，沒有人能知道。也許還沒等到那個時候，北京就要承受不了巨大的人口壓力了。而且提高在北京的生活成本，需要政府先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質量。”張惟英強調，“人口準入”的建議，只是用來解決北京燃眉之急的臨時性政策。隨著市場的發展，人口準入制度肯定會被廢止。
去年的提案成了今年的熱點
接受記者采訪時，張惟英教授表示，“‘人口準入’只是我去年提交的5個提案中的一個，而且不是我的重點提案。也許是今年公開了去年政協委員的提案。這個提案才引起了媒體的關注。”
張教授說，去年北京兩會結束后一個多月，就有兩家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與她聯系。回復是：北京人口過多確實是個問題，需要采取措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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