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周小川 身處夾縫中的大國央行行長

　　木喬

　　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可謂是位一言九鼎式的人物，其對美國金融業的影響眾人皆知。而與此相比，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的角色卻多少顯得有些尷尬，這就不難理解，他在公開場合的講話為什么常常會“跑題”

　　中國央行行長 周小川

　　◆周小川，出生于1948年1月29日，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

　　◆漢族，江蘇宜興市人，在職研究生學歷。1985年在清華大學獲工學博士學位，研究員。1968年7月參加工作，198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9年至1985年間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政策分析及許多經濟課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86年至1987年任國務院體改方案領導小組成員，兼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1986年至1989年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1986年至1991年間還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

　　◆1991年任中國銀行常務董事，1991年至1995年任中國銀行副行長，1995年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1996年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1997年7月任中國貨幣政策委員會第一屆委員，1998年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2000年2月任中國證監會主席。2002年12月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黨委書記。2003年11月任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職位的微妙性，想必周小川是越來越有了深切體會。

　　在外界幾乎已不再對央行升息抱有什么期待之時，2004年10月28日傍晚，中國人民銀行在其網站上悄然宣布了波及全球金融市場的加息決定。

　　毫無疑問，海內外所有財經媒體和工商界人士都期待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的解釋，雖然公眾也可以毫無疑問地料到，此時的周行長絕難就加息問題公開多吐一個字。

　　周小川的副手、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蘇寧在央行加息后三天(10月31日)，首先接受了中央電視臺的采訪。不過蘇寧談論的重點是人民幣利率市場化進程在一步步往前走，他認為，這次加息最重要的變化是整個商業銀行貸款利率上限放開。至于人民幣利率市場化的進程，蘇寧則對公眾打起了太極，覺得還要看新措施是不是真正適應市場化。

　　蘇寧不是周小川，但中國央行以及央行行長角色的獨特性，還是可以品味再三。

　　“辦公室主任”周小川

　　在加息后最敏感的幾天里，周小川似乎完全置身與人民幣加息、升值這些頭等大事之外，反而以“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特別身份，在中央黨報及其下屬報紙上縱論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由來與前景

　　事后消息表明，恰恰是在10月28日——央行宣布加息的當天，周小川接受了人民日報記者的獨家專訪。他當然還是中國央行行長，但那天他面對記者時的頭銜卻被強調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10天之后，人民日報旗下的國際金融報以罕有的兩個整版刊發長篇訪談“周小川：中國銀行業改革邁上新臺階”。第二天，這一訪談的主要內容刊發于人民日報，題為“國有商業銀行應變成真正的市場主體 周小川表示：上市不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最終目標”。仔細看，人民日報刊發該消息時，只字未提周小川作為中國央行行長的身份。

　　而那幾天，圍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4年度的“中國磋商報告”，人民幣要不要升值、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是否要擴大、是否改變只盯住美元的匯率形成機制等敏感問題，包括吳敬璉、蒙代爾在內，海內外金融界要人們正爭論得不可開交。

　　“為什么我國上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的幅度是0.27個百分點，而早些時候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上調則是25個基點？”11月7日，在廈門大學參加大學生創業計劃大賽高層論壇時，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公開回答了關于加息的提問。

　　她解釋說，中國的存貸款基準利率是以1個月30天為周期的，所有的利率調整幅度都必須能被3整除。而此前幾天，吳曉靈還在香港表示，中國加息并不在乎加息幅度，而是社會與輿論均希望中國以經濟手段來進行宏觀調控，期望中國經濟可以軟著陸。

　　副行長蘇寧、吳曉靈是中國央行2004年10月28日宣布加息后的10天內，先后直接公開談論加息話題的兩位職位最高的央行負責人。而作為中國央行頭號負責人的周小川行長，在加息后最敏感的幾天里，似乎完全置身于人民幣加息、升值這些頭等大事之外，反而以“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特別身份，在中央黨報及其下屬報紙上縱論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由來與前景。這一度讓外界感到多少有些不太尋常。

　　微妙平衡中的發揮空間

　　在央行9年來首次加息的重要關頭，在作為央行行長不得不出面說一些東西之時，他露面了，但實際上也無法說出太多的東西

　　不過，周小川并未沉默太久。在有關猜測開始滋生時，借2004年11月8日《財經》雜志的獨家專訪，這位中國央行行長終于公開談論了有關人民幣利率的種種問題。

　　也許只是巧合，他給予《財經》雜志這次令海內外財經媒體同行眼紅的專訪機會的日子，正是人民日報旗下子報刊出長篇訪談“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周小川，談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問題的時間”。

　　但凡對中國央行貨幣政策或對周小川個人感興趣者，都可能會有興趣翻一翻11月15日出版的《財經》雜志。在這篇長達10頁的封面訪談中，周小川似乎并不試圖回避記者的任何提問。從介紹央行9年來首次加息的背景和政策意圖開始，周行長談到了他對宏觀經濟以及人民幣利率市場化進程的種種似有見地、實則平穩的看法。

　　他強調指出，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是中國央行貨幣政策的第一位目標，同時要考慮到經濟增長、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問題，因此，中國央行不會單純將控制通脹作為貨幣政策目標。

　　對于公眾議論頗多的房地產市場因素在利率調整決策中所起的作用，周小川特別指出，中國目前存在房改這一特殊因素，房地產業發展有可能處在一個非常態階段，因此不能單純以房價指數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依據。

　　訪談中最引人注目的，則是周小川有關“漸進改善金融生態”的新提法。以這位博士行長的學術性解釋，所謂“金融生態”，就是指“微觀層面的金融環境，包括法律、社會信用體系、會計與審計準則、中介服務體系、企業改革的進展及銀企關系等方面的內容”。

　　細讀完這篇訪談的人，或許多多少少會感到不滿足。因為這可能是深諳中國金融現狀卻欲言又止的央行行長一次深思熟慮后的媒體亮相。

　　在央行9年來首次加息的重要關頭，在作為央行行長不得不出面說一些東西之時，他露面了，但實際上也無法真正說出太多的東西。當然，這洋洋灑灑的長篇訪談表明，周博士的自信和能耐在于，他似乎可以很講政治地把握其中微妙的平衡，并有充分發揮的空間。

　　這是否是在中國經濟與金融改革特定歷史階段成熟起來的新一代財經高官們對媒體和公眾駕馭能力不斷提升的一個全新例證呢？

　　學習格老好榜樣

　　在全球性的人民幣加息和升值預期氛圍中，時不時還得公開露面講話的周小川，也就越來越學會了“王顧左右而言他”

　　縱向看，相對于戴相龍等前任，2002年12月就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工作應更輕松些，特別是銀行業監管職能2004年3月從央行分離后，周行長的工作重點當是貨幣政策。

　　然而，周小川趕上了中國經濟全面融入世界的全新時代，人民幣和中國央行貨幣政策的影響，早已超越了地理國界，不斷波及全球。

　　因此，博士出身的周行長不自覺地漸向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靠攏，向78歲高齡的格老學習，如何做好引人注目的大國央行行長。在全球性的人民幣加息和升值預期氛圍中，時不時還得公開露面講話的周小川，也就越來越學會了“王顧左右而言他”。

　　周小川閃爍其詞，當然不能簡單解讀為中國央行行長職位的敏感性，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中國央行行使貨幣政策職能的獨立性遠不能與格林斯潘領導的美聯儲相比。

　　獨立行使調整貨幣政策的決策權是法律賦予美聯儲的職能，因此，作為美聯儲主席，在要不要變動美元利率、要不要干預美元匯率等重要決策上，格林斯潘并不直接聽命于美國總統，更無需美國參眾兩院的批準。格老需要做的，就是召集美聯儲相關委員會討論當前美國及全球的經濟形勢，再慎重投票決定是否變動、怎樣變動相關的貨幣政策。

　　當然，在任何重要變動前后，格林斯潘會向總統進行說明，接受參眾議員及相關委員會的公開質詢，同時以適當方式向公眾解釋。因此，美聯儲每一次利率調整多多少少都會事先為全球金融市場所預期，并往往得到印證，政策與市場之間是良性互動。調得恰當，大家都夸美聯儲和格老；而如果調得不恰當，公眾也指責格老與美聯儲，責、權、利均比較清晰。

　　而在中國，無論是法律授權還是在實際運行中，作為央行的中國人民銀行并不具有完全獨立行使貨幣政策的權限。從中央政府的部門設置上看，中國人民銀行是國務院的主要組成部委之一，與財政部、商務部等經濟部門并列；在日常工作中，往往由一位國務院領導，比如副總理，分管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在內的金融部門。

　　像升不升息這樣重大的貨幣政策，雖然必須先經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討論，建議報告也由央行起草并最終由央行宣布，但最終的決策權還是在國務院手中。從這點上看，身為中國央行行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主席的周小川，顯然無法單獨作主人民幣的升息或升值。

　　服從領導是國家公務員的天職，這并沒有什么可奇怪的。然而更令周小川難受的恐怕還是公眾，特別是媒體對央行獨立決策職能的苛求，以及對央行判斷依據的表面化理解甚至誤讀。

　　2004年9月6日，周小川明明說央行需要看8月份的經濟數據再考慮是否加息的問題，但次日大量報道卻稱：周行長只等CPI(消費者價格指數)是否繼續高升。至于更直接影響央行決策的投資增幅、信貸增幅等重要數據，多數媒體和工商業人士提都不提。

　　這樣的公眾理解力也許很容易讓周博士頓生“秀才遇到兵”式的感慨，明知在上調存款利率前，央行還有很多貨幣政策選擇，明明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與歐美市場化國家有根本的不同，但周行長真是有些苦惱，如何引導公眾更冷靜對待他和央行的正常職能。

　　于是乎，在必須公開講話或就貨幣政策表態時，他不得不經常“跑題”。

　　“跑題”：從稅改看土地管理

　　借“中國企業領袖年會”論壇，央行行長周小川當然不是要“從稅收改革的趨勢看城市土地管理”，而是試圖分析商業銀行土地抵押貸款的風險傳導機制

　　“如果只有一次提問機會，該問周小川什么？”

　　2003年12月6日，北京最高氣溫突然降至零下2度。看到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出現在中國大飯店“中國企業領袖年會”論壇上，大群財經記者聚在一起反復商議，最終還是決定問2004年的人民幣利率政策走向。

　　不過，“這個問題他不會正面回答”，好幾位記者搖頭說，“周行長現在說話越來越像格林斯潘，何況又是人民幣利率這樣的要害問題”。

　　作為當天論壇近500名與會者中最重要的財經高官，周小川第一個出場演講。“從中國人民銀行的角度我非常重視和企業家的對話”，剛剛到任一年的央行行長言辭懇切，“了解企業家想什么、干什么、有什么建議，對于宏觀調控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解釋完出場緣由，周小川亮出演講主題：“我想從稅收改革的趨勢看城市土地管理……”與會者莫不錯愕，財經記者們更是嗡嗡聲不斷，“怎么講這個？”“不會是財政部、國稅局、國土資源部的領導們走不開，讓央行行長做代表集中發言吧”……

　　講壇上周小川倒是神態自若，開始解讀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中國稅收改革的一些新提法。他提請大家關注中國將“逐步推行增值稅的轉型”、“個人所得稅也要發展”、并將“在適當的時機選擇試點實行物業稅”等三個主要趨勢。

　　接下來，博士出身的周小川重點談起了“物業稅”。“Property Tax，過去有人翻譯成財產稅，也有人說是地產稅，也有人說是物業稅”。他當然不是要探討該如何準確翻譯這個稅種，而是不厭其煩地從財產稅的角度，對比“一次性批租”和“定期評估”兩種城市土地管理方式在“財產稅”征收方面的異同。

　　周小川分析認為，一次性批租土地的“價格如果高了，可能直接引起炒作”；而定期評估土地價格，政府可以每年征收一定的財產稅，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市政債券”，使財產稅逐漸替代增值稅成為政府的主要稅源。

　　“講得倒在理，但這一定是央行行長談的問題嗎？” 聽周小川演講了十幾分鐘，財經記者們還在相互詢問：這個演講要領何在？

　　“無論城市設施和房地產都有價格風險，中央的各項政策也強調銀行要避免陷入某種泡沫里邊，以免未來產生更大的風險”。

　　聽到這里，與會者才聽出些門道，不過央行行長的表述仍然比較間接，財經記者們邊聽邊歸納，總算大致明白：國內商業銀行一般根據初始地租價格審批、發放土地抵押貸款，但批租地價可能有泡沫，因此商業銀行拿到的土地抵押實際價值存在相當的風險。

　　至此，演講的要領其實再清晰不過了——借“中國企業領袖年會”論壇，央行行長周小川當然不是要“從稅收改革的趨勢看城市土地管理”，而是試圖分析商業銀行土地抵押貸款的風險傳導機制。因為追根溯源，圈子自然繞得大些。

　　整個2003年，人民幣升值壓力所引起的世界性關注，令央行行長周小川多次明確表態：保持人民幣幣值基本穩定并將逐步完善其匯率形成機制。但對于中國經濟是否過熱、央行會否緊縮銀根等更關鍵的問題，他卻語焉不詳。

　　聽其言，央行行長言多閃爍；觀其行，央行其實早有舉動——2003年9月21日起將存款準備金率上調一個百分點，貨幣信貸總量的增速已在放慢。2003年下半年以來，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特別是飛速增長的房貸規模和相關風險控制已成為超級敏感話題。

　　而就在周小川演講的前兩天，上海市市長韓正參加《商業周刊》第十二屆亞洲領導人年會時明言，眼下上海要努力調控房價上漲過快的趨勢，因為“任何房地產市場大起必有大落”，而“大起大落都不是健康的”。

　　相對于演講“跑題”繞彎的央行行長，上海市市長的表示顯然更明確。北京、上海雖相距千里，但在越來越冷的季節，降溫是注定的了。

　　而在此后一年的時間里，中國公眾和全球金融市場都充分領略了中國經濟宏觀調控、土地轉讓制度的根本變化，特別是中國央行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手段、銀根適當收緊所形成的宏觀調控“組合拳”效應。

　　因此可以肯定，在2003年底那一天沒有聽明白周行長演講內容的媒體和公眾，現在應當是越來越明白，周行長演講“跑題”的弦外之音了。

　　又“跑題”

　　——滿口“黃金經”的深意

　　黃金市場與貨幣市場、證券市場、外匯市場同等重要，因此必須協調發展才能構筑一個完整的金融市場。也唯有在那時，央行的貨幣政策傳導和協調機制才有可能真正發揮作用

　　也許是感受到了這樣敲山震虎式的演講之妙，央行行長周小川公開演講“跑題”，就成了一種可以預期的習慣，隔幾個月就會來一次。

　　2004年9月6日，在上海舉行的第五屆倫敦金銀市場協會2004貴金屬年會上，當所有人都想詢問人民幣何時加息、升值時，周小川卻大談怎樣盡快推出個人黃金投資業務。

　　在這個吸引了全球400多位中央銀行金融專家、交易商、生產商、制造商、精煉商、經紀商、分析家、造市商等頂級專家的聚會上，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和上海市市長韓正是當天與會的兩位行政級別最高的領導。

　　周行長談興很濃，從黃金現貨談到期貨，從國內市場說到國際市場，從商品交易推及金融交易。周小川滿口黃金，公開呼吁應大力發展黃金市場交易，聞聽者莫不躍躍欲試。

　　他認為，目前中國國內居民儲蓄余額高達12億元，推出個人黃金投資，將百姓手中的貨幣資產轉成黃金資產，既拓寬了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調整了貨幣供求；又通過藏金于民，提高社會福祉，利國利民。他提出，發展個人黃金投資業務是中國黃金市場從商品交易轉向金融產品交易較為現實的選擇，而他所領導的中國央行將在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下，逐步推出黃金遠期和黃金期貨產品。

　　而中國當前的黃金市場還是一個較為封閉的市場，參與交易的會員僅限于國內的產金、用金企業和商業銀行，黃金還不能自由進出口，不能同步與國際市場進行24小時的交易。

　　周小川表示，中國央行將加大黃金市場開放力度，加快中國黃金市場與國際黃金市場接軌的步伐，積極為中國黃金市場成為國際黃金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創造條件，實現中國黃金市場從國內市場融入國際市場的轉變，等等。

　　好在有心細者很容易就發現了周小川大談“黃金經”的深意。既然黃金市場與貨幣市場、證券市場、外匯市場同等重要，因此必須協調發展才能構筑一個完整的金融市場。也唯有在那時，央行的貨幣政策傳導和協調機制才有可能真正發揮作用。

　　而那樣的狀況何時才能到來呢？整個2004年幾乎都在為人民幣加息、升值期所累的周行長其實很清楚，以目前中國金融體制和金融市場的現狀，恐怕還只能是“心向往之”。

　　再“跑題”

　　——誰在主導國有銀行股改

　　公眾完全可以從已知和未知的種種情勢中看出，中國央行及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國有商業銀行股改中，獨特得可能有些錯位的重要作用

　　細細算來，央行行長周小川應算是中國20多年經濟發展的參與者和受益者。在不斷邁向市場化的進程中，他注定必須承受遠比前任或前輩同行多得多的公眾關注。

　　而作為2003年新一屆政府成立后啟動的最重要金融改革內容之一，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試點，從一開始就顯示出其特別的意味。

　　按中國經濟改革試點的慣例，如此牽動全局的金融改革試點，當然不可能僅僅由中行、建行自行完成，即使是直接監管整個銀行業的央行或新建立的中國銀監會也無法掌控全局，因此，必須成立一個由更高級別領導牽頭、相關主管部門負責人參與的階段性決策機構，這就是“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的設立由來。

　　這是一個具有什么級別和職能的小組呢？

　　國務院分管金融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黃菊是組長，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是副組長，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則是該小組辦公室主任，領導小組辦公室也設在央行。很顯然，如此設置的高級別工作領導小組，是因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涉及面極廣，需要協調的關系和利益方很多，必須由高層直接掌控。

　　需要特別指明的是這一領導小組的建立時間——2003年11月。彼時，中國銀監會還沒有正式成立，整個銀行業監管的職能還在周小川任行長的中國人民銀行手中。

　　也許正是這一領導小組成立的時間節點，讓4個月后履新的中國銀監會及其首任主席劉明康，在事關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這樣的歷史性進程中多少有些尷尬。

　　在2004年5月舉行的“北京國際金融論壇”上，周小川和劉明康同時與會演講。有意思的是，先演講的央行行長周小川，主題既非宏觀經濟也非貨幣政策，而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以至于隨后演講的銀監會主席劉明康不得不重復一些周小川剛講過的內容。

　　當然周行長講得還是比較巧妙的，一上來就開宗明義：“四大銀行的改革是市場經濟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金融經濟的穩定也十分重要。從中央銀行保持金融穩定、防范金融風險的角度看，我們高度重視四大商業銀行的改革。”

　　不過記者關心的還是加息，事后圍住周小川逼問“央行可能加息嗎？”、“加息條件是否成熟”等問題。始終面帶微笑的周行長則惜字如金地答道：“加息？先看看，考慮考慮再說。”

　　另一個別有意味的場面出現在2004年9月21日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儀式上。

　　這一新股份公司的設立批準和頒發《金融許可證》，自然是中國銀監會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權限內的事。但在儀式上發言的則是“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周小川、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謝平以及建行股份公司董事長張恩照。作為中國銀行業直接監管部門的最高負責人，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卻沒有到會。

　　公眾當然不必因此就胡亂猜測，是否劉明康有意回避周小川？或者是中國金融高官新一輪大換班快要開始了？不過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雖然中國銀監會成立了，雖然央行已經不需要直接監管銀行業了，但在涉及像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這樣的大事上，身為中國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實際上可能比銀監會主要負責人所發揮的作用還要直接些。

　　如果聯系到中央匯金公司的設立背景，也許會更好理解這種特別的狀況。雖然是國家財政的錢，但450億美元的巨額外匯注資，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因這筆錢而設立的中央匯金公司具有深厚的中國人民銀行的烙印。這也是為什么匯金公司的總經理一開始就是由央行下屬的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胡曉煉兼任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隨著建行、中行股份公司的相繼設立，匯金公司作為新股份公司的主要出資方，當然需要全面履行其作為大股東的職責。在選擇專職的匯金公司負責人時，周小川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央行金融穩定局局長謝平最終升遷為副部級的中央匯金公司總經理。

　　已經不用更多論述，公眾完全可以從已知和未知的種種情勢中看出，中國央行及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國有商業銀行股改中，獨特得可能有些錯位的重要作用。

　　央行行長的兩難

　　不能完全管得了貨幣政策的央行行長，卻比銀監會主席可以更直接地介入國有銀行股改；本該直接監管商業銀行的銀監會，卻還不能在應當行使監管職責時被公眾所正常關注。這些獨特狀況，無論是對中國央行還是銀監會發揮其正常職能，都有其不順暢之處

　　在就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兩年時間里，周小川經歷了央行最新、也可能是最后一輪大規模的職責和人員分離，即把商業銀行監管職能歸并到新成立的中國銀監會，而央行專司貨幣政策職能。為此，《中國人民銀行法》也相應進行了修訂。

　　比照國際慣例，周小川應當算是中國歷任央行行長中職能最國際化、也最明晰的一位行長了，似乎越來越像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

　　然而當中國進入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的關鍵階段，理論上專司貨幣政策職能的中國央行，其頭號負責人實際上介入到央行主要職能以外的領域。這多多少少與中國銀監會的主要職責會有所交叉，而這也許是可以視為一個注釋——為什么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對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這樣的銀行業頭等大事，反而公開談論得并不多。

　　與此相對應的一個“插曲式”例子是，2004年“五一”長假前，有關商業銀行接到“有關主管部門”指示暫停發放貸款的消息突然流傳開來。

　　按照正常的理解，如果真有所謂“有關主管部門”指示，應來自成立不到兩個月的銀監會。但上海一家頗有影響的財經類報紙的報道卻稱，在上海地區，是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而非上海銀監局有關負責人，在商業銀行行長座談會上口頭傳達了有關指示。

　　雖然這家報紙很快就此刊發了更正啟事，但像這樣權限本來很分明的監管事務，竟會被一份號稱“專業、權威”的財經類報紙報道出偏差，除了當事的編輯記者粗心大意外，至少反映出在央行和銀監會在職能剛分離后的一段時間里，雙方也許都沒有完全進入角色。

　　不能完全管得了貨幣政策的央行行長，卻比銀監會主席可以更直接地介入國有銀行股改；本該直接監管商業銀行的銀監會，卻還不能在應當行使監管職責時被公眾所正常關注。這些獨特狀況，無論是對中國央行還是銀監會發揮其正常職能，都有其不順暢之處。

　　而要理順諸如此類獨特的職能結構，顯然已經大大超過了央行行長周小川的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