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教育政績考核必須改革

　　專訪中央黨校經濟部教授潘云良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陸南報道 中央黨校經濟部針對中國改革進程中遇到的九個難點問題做了一系列的調研，并寫成報告，供決策部門參考。在潘云良起草的《中國農村九年義務教育的困境與出路》的報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銳的命題，并稱“近年農村初中在校生輟學率又連年回升，官方公布的數字已達到5.47%。我們的調查的數字應在20%以上”。

　　潘云良在報告中寫道：“這一代人的父母有的過去還能讀到高中畢業，相比之下，他們初中還沒有讀完，接受的教育還超不過他們的父母。這難道不值得各級領導高度關注嗎？”

　　在他看來，農村義務教育在遭遇城鄉不公平待遇的同時，自己本身也有許多問題需要得到妥善的解決。

　　《國際先驅導報》：您在報告中提到目前的問題主要是投入不足和辦學經費困難造成的，我也查了一下，教育部、國家統計局、財政部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03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為3850.62億元，其在GDP中的比重卻僅為3.28%，，比2002年的3.32%還下降了0.04個百分點。您對此有何看法？

　　潘云良：這個數字即使是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是很低的(編者注：世界平均水平為4.2%),離我們國家教育發展規劃規定的4%也有一定差距的。事實上，我們國家增加教育經費的投入是完全可能的。作為一個國家的基礎事業，哪怕有一些工程可以不上了，也不能沒有錢搞教育。

　　《國際先驅導報》：農村在這不多的經費分配中，是不是也處于一個弱勢的地位？

　　潘云良：中國農村教育面臨的最主要困難是教育負擔不公平。城市推行九年義務教育，教育費用基本上由政府承擔，而農村的九年義務教育，費用絕大部分由農民自己承擔。目前全國有80%以上的小學、64%以上的初中設置在農村，而中國的農村教育一直以來的思路是“人民教育人民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縣鄉財政與農民負擔》課題組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全部投入中，鄉鎮一級的負擔竟高達78%左右，縣財政負擔約9%，省地負擔約11%，中央財政只負擔了2%。

　　但是根據我們的調查，縣以下的財政根本就負擔不起這筆錢，所以我們建議，應逐步調整義務教育負擔的比例，應由縣級統籌為主逐步轉向省和中央為主。

　　《國際先驅導報》：您的報告中多處提到義務教育數據造假的問題，您覺得教育是不是應該成為考核政府的一項指標？

　　潘云良：我認為將教育作為政府考核的一項指標本身是沒有問題的。1996年開始，“兩基”達標逐漸成為各級教育部門的考核指標，但是這個考核后來在很多地方基本上遵循這么一個規律：上面要求達到一個什么樣的數字，下面就照著這個數字填表，因而考核也變得毫無意義。

　　《國際先驅導報》：現在是不是形成了一個悖論：要讓地方政府抓教育，就必須將各項指標作為政績考核目標，但是一考核，就會出現紛紛造假的局面？

　　潘云良：我認為考核本身的標準是有問題的，不應該機械地規定一個數字，然后讓大家去達到這個目標。因為在全國看來，主管部門考核的時候并沒有根據各個地區的不同制定相異的標準，致使一些地方達不到目標，就造假應付。我認為應該根據不同地方的實際情況，制定一些彈性的目標，比如你一開始達不到這個數字，那你每年必須提高一個恰當的比例。我們在提倡科學發展觀的同時，也要主張科學考核觀。

　　《國際先驅導報》：義務教育輟學率的反彈是不是原來就存在造假的情況？

　　潘云良：在跟別的專家討論的時候，有些專家對我說，這個輟學率不能叫反彈，因為在達標的那個時候，好多地方就已經在造假，所以義務教育的普及率根本就沒有達到過國家公布的數字。一些地方的問題也確實是這樣的。但是，我也必須指出，當時達標的時候，很多地方確實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千方百計動員學生就學。但是，這種靠臨時做思想工作來達標的方法，其效果又能堅持多長時間？事實上，根據我們看到的情況，很多人學了一段時間后就退學了。

　　《國際先驅導報》：您覺得是什么原因使得經濟發展了，農民的受教育程度反而下降了？

　　潘云良：這有很多問題。首先，農民的收入增長并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多，經濟增長的造假也很嚴重。其次，在農民收入增長不多的情況下，各個方面的收費增加了不少。因為我們國家實行的是應試教育，農民的孩子如果上個小學，還有一些用處，可以幫助他們識字，算帳。但是再往上，就顯得意義不大了。我們管這個叫“前景貧困”。

　　一個農民的孩子上完初中以后，義務教育就結束了。從高中開始，他們就要負擔很沉重的學雜費，大概各項花費加起來需要7、8千塊一年，而大學則需要得更多，至少要1萬元。一個農村孩子被培養到大學畢業，至少需要6萬人民幣，這已經相當于普通城鎮家庭5-10年的全部積蓄了。這個費用，是邊遠貧困家庭所無法想象的。由于農村的教育水平比城市低，許多農民的孩子只能上一般的大學，在目前大學生就業難的情況下，農民投入那么多錢，將來孩子還是找不到工作，還不如早早退學打工，既不用花家里的錢，還能補貼家用。

　　這種思想在農民中存在已經不是個別現象了，包括許多經濟并不是很差的農村，大家也都抱著這樣的想法，長此以往，對于我們國家將產生相當大的負面影響。

　　《國際先驅導報》：那您覺得應該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

　　潘云良：我們建議，農村教育的重點應放在提高農村人口的素質，培養適應“三農”多樣化需求的人才上，而不是只有考大學一條路。農村九年義務教育從目標、內容、形式、結構和布局諸方面徹底改革，尤其要積極建立農村高等教育體系，發展農村高等教育。不是要把農民禁錮在農村，一切階層、城鄉之間的流動照常展開，只是要在這個前提下，讓農村與城市共同發展，各自尋求自己的發展模式。而不是讓農村跟在城市后面，自然而緩慢的“城市化”。從九年義務教育內容來說，義務培訓應是重要方面。應加強農民勞動技能的培訓，其目標是為發展農業經濟和城鎮非農領域就業服務。

　　另外，關于農村師資力量的培養也是一個必須重視的問題。現在很多農村教師本身素質就比較低，甚至是“小學畢業的教小學生”。所以，提高他們的待遇和素質可能也是下一步必須盡快來做的一件事情。

　　鏈接：中國義務教育“兩基”進程

　　“兩基”是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簡稱。“兩基”目標被明確提出是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上。

　　為了確保義務教育規劃目標的實現，各級政府和國家有關部委努力加大對義務教育的經費投入，中央、省、地、縣逐步建立起義務教育專項補助費，“兩基”由單純的教育行為變為政府行為和廣泛的社會行為。

　　2000年，教育部宣布，我國實現了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戰略目標，九年義務教育總規模已達到19269.5萬人。

　　按照教育部1999年制定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到2010年還要實現人口覆蓋率95%以上的全面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掃除青壯年文盲。

　　在2003年召開的全國農村教育工作會議上，國務院作出《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將西部地區“兩基”攻堅工作作為本屆政府的一項重大任務。《決定》提出，力爭用5年時間完成西部地區“兩基”攻堅任務。

　　到2002年底，西部地區還有372個縣沒有實現“兩基”目標。這些縣主要分布在“老、少、邊、窮”地區，“兩基”攻堅任務十分艱巨。到2007年，西部地區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簡稱“普九”)人口覆蓋率要達到85%以上，青壯年文盲率降到5%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