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教育輟學率造假現象調查 輟學率為何反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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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1月25日 12:12 國際先驅導報 | |||||||||
在近日中央黨校經濟部為決策部門做的九個當前改革難點的報告中,義務教育輟學率反彈的事實被放在了臺面上。在國民利益、城鄉差距、政績考核和國家大計之間,“反彈”這兩個字承載了很多事實和原因,錯綜復雜。目前,如何迅速找到一個突破口,力保教育這個立國之本,已經成為決策部門必須面對的一個難題 義務教育輟學率造假調查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記者王蕾報道 對于中央黨校經濟部的潘云良教授來說,到下面去做義務教育的調查,原先他是充滿希望的。因為在許多人看來,國家經濟發展了,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理應更高。 在此之前,還有許多數據支持著他原本的想法。2000年,有關部門宣布我國如期實現“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任務(編著注:此二項合稱“兩基”),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了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2002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小學和初中入學率分別達到98.6%和90%。全國有2598個縣實現了“兩基”目標,占總縣數的90%。 然而,經過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十六個省市的奔波,潘云良失望了。他對記者說:“如今我們調查的結果卻并不樂觀,農村的教育,尤其是落后地區的教育狀況,并不像城市的教育那樣成效顯著,更說不上繁榮,反倒可用‘凋敝’這個詞來形容,一點都不夸張,一點都不聳人聽聞。” 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副司長楊進在評價這個報告時表示,調查報告符合實際情況,并將派人和中央黨校專家一起,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 造假成風 根據這次調查的結果,各地為了應付上級的檢查,數字造假的現象非常普遍。事實上,早在潘云良的報告出臺之前,關于“兩基”達標數據造假的事例就在全國許多地方出現。 2003年底,號稱通過“兩基”達標八年的貴州安順寧谷鎮為了進一步通過省里的考核,通過編造假數據,來蒙混過關。在當地相關部門編撰的文化戶口簿上,失了學的義務教育適齡孩子,一律被改成幼童或大人。 記者在寧谷鎮龍潭村的文化戶口簿上看到了張小明和張小珍兄妹倆的名字,在文化戶口簿上,他們分別是1999年和2001年出生的,在“兩基”達標檢查時,他倆分別才4歲和2歲,都不在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適齡人口范圍內。然而,經記者調查,這兩個人的實際歲數應該是11歲和9歲。根據我國《義務教育法》規定,7到12歲的孩子都應該在小學課堂里念書。 事情敗露后,寧谷鎮主管教育的副鎮長張勇是這樣解釋為什么他們如此容易蒙混過關的。他告訴記者,2003年11月初,省教育廳和市教育局組成的聯合檢查組只對寧谷鎮進行了面上巡視,就完成了檢查。所謂面上巡視,就是僅僅翻閱了文化戶口簿。 對于當地干部而言,“兩基”已成為政績考核的一個標準,事關重大。安順市西秀區教育局副局長饒茂林說,當地老百姓總結了“兩基”標達中的干部責任,說“‘兩基’不過關,鄉鎮干部一鍋端”。 經濟發達地區也如此 據相關教育專家分析,貴州等地區的經濟比較困難,有的根本不具備達標的條件,如此硬性規定和檢查不力為造假提供了環境。 但是,在一些經濟尚可的地方,“兩基”的造假嚴重程度同樣不輕。據潘云良的調查,以黑龍江省某縣為例,該縣地處黑龍江省中部,其經濟發展在該省也處于中游。全縣共有中學35所,小學160所,縣城中學的輟學率能控制在2%左右,但各鄉鎮的輟學率則遠不是上報的數字。以該縣某中學為例,實際上報的只有2%,而其真實輟學率則在8%以上。再以河南省商丘市某縣為例,該縣上報輟學率2%,但實際輟學率9%以上。 吉林省東豐縣一位當過6年班主任的老師,給記者算了一筆帳:他所在的學校初一入學人數有110人左右,到了初二上學期,還能有100人,而初二結束時,就剩60人左右了;中考前,只剩30人。 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對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南、山東、湖北6省14縣的17所農村初級中學進行的一份調查顯示,學生平均輟學率超過40%。“有的縣,為了降低統計報表中的輟學率,將升學有望的學生單獨組成班級,其余的組成職業技術班,其實是讓學生放任自流,但可以拿到畢業證。”參與調查的一位專家告訴記者。 而在這些地區,學生們不上學的原因除了經濟上的原因外,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厭學。一位教育專家告訴記者,應試教育是造成學生逐年減少的一個原因。很多家長認為,孩子要是到了初二成績還不好,那就肯定考不上高中,還不如回家干點農活或者出外打工。 教育負債 除此以外,各地政府不堪重負,資金短缺,也造成了義務教育輟學率的反彈。 2003年度國家審計署審計調查的50個縣,2001年底的基礎教育負債為23.84億元,2002年底上升為31億元,增長30%;到2003年6月底,僅半年時間又增長了25.7%,達38.98億元。負債總額相當于這些地方一年財政收入的80%。 潘云良認為,教育負債首先與2000年“普九”驗收有關。1986年,《義務教育法》第一次提出2000年在全國范圍內“普九”,并要求學校建有相應的圖書館、教學樓和運動場等硬件設施。后來成了很多地方教育部門的硬性任務。各省教育廳與各市(地、州)政府(行署)教委簽訂了雙向目標責任書,各地上下級政府之間、政府與相關部門之間也簽訂了責任書,把“普九”納入黨政干部的政績考核內容,“普九”得以全面鋪開。 但為了達到“普九”目標,本已困難的基層政府和教育部門不得不向外貸款或由施工隊墊資,背上了巨額債務。據調查,截至2000年“普九”驗收前夕,四川全省已完成和正在推行“普九”的縣的教育負債總額達39億元。 同時,各地省級以下財政逐漸萎縮,地方財政逐漸難以承擔教育投入,更加劇了各地的教育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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