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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陳南 報道
對于北大文博學院的王訊教授來說，南水北調工程對于他所處的考古行業是一個好消息，在他看來，只有大工程才能讓國家出大量的金錢來搶救性挖掘文物，因此他認為南水北調對于中國考古事業來說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
大型工程悖論
王訊回憶說，中國自建國以來、特別是文革以后，考古工作一直坐冷板凳，始終面臨著經費稀少的問題，基本上處于配合國家大型工程的基本建設進行的狀況。他舉例說，三峽工程之后，許多考古人員都盼著國家的大型工程——南水北調、西氣東輸能給考古事業帶來新的機遇。
大型工程似乎成了中國考古學界頭上一片揮之不去的云彩，也造成了文物保護中的大型工程悖論。據一位業內專家透露，現在中國的許多文物發掘工作都屬于搶救性發掘，“哪里建了一條高速公路了，修了一條鐵路了，施工的時候挖到了一些文物，甚至已經破壞了，然后找一些文物專家去進行搶救性挖掘”。
在他看來，從每年高考中各大學考古系的招生情況就已經折射出考古行業是個非常清苦的所在。“北大、復旦這些高校的考古系往往都是本校招生分數最低的”。
談起文物保護部門的清苦，幾乎所有的文物單位都深有體會。法國文化部屬下有兩個有關遺產的管理局——博物館事業管理局和建筑與文化遺產管理局，2003年僅建筑與文化遺產管理局的預算就達到51.14億歐元(約合人民幣480億元左右)。地方政府支出的保護經費則比中央政府再要多出將近20%。而在我國，中央平均每年的文物保護資金預算約在25億左右(包括國家文物局、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和財政部)。
利大還是弊大？
當然，對于大工程就有大機遇這種說法，也有人表示反對。著名考古專家羅哲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不認為這是文物部門的機會。考古絕不是靠南水北調來發財，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我們還有子孫后代，文物只要保護得當就不會消失，沒有這個工程，我們可以慢慢開掘研究，可以更好地保護這些文物。搶救性保護永遠只是一種無奈之舉。”
在三峽工程蓄水前，一度有64支考古隊在三峽庫區參與搶救829處文物點，堪稱全球最大的文物保護工程。據統計，這項工程的耗資超過了10億元。
當時，與南水北調工程相似，三峽工程面對的最大問題也是同時間賽跑。最后不得已，三峽文物保護和搶救工作采取了“兩重兩利”方針，即“重點發掘，重點保護”“既要有利于文物保護，又要有利于重點建設”。
2000年6月，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審批通過《三峽工程淹沒區及遷建區文物保護規劃》，最終確定列入保護規劃的文物保護點1087處，其中重慶庫區占總量的60%，湖北庫區占總量的31%。
事實上，在大量成功數據背后，三峽庫區得到挖掘的文物僅僅占到了總量的8%，其余92%的非重點文物是不得不放棄的。一個顯著的事例是，“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鶴梁得到了重點保護，而其它長江水文題刻卻永沉水底。實際上，三峽庫區著名的水文題刻還有4處。長江歷史上最早的枯水題刻是重慶的靈石，始刻于東漢初年。靈石在清末民初還露出過江面，但此后就一直深藏水中。考古學家認為，靈石的具體位置在重慶朝天門碼頭十多米深的水下等待探明。此外，還有蓮花石、龍床石、龍脊石3處枯水題刻也因蓄水而永沉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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