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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綜述-本報記者 單羽青
2004年是中國經濟自1996年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投資、消費和出口與去年相比均有大幅上升，物價水平也完全擺脫了過去幾年通貨緊縮的陰影，價格指數的節節攀升甚至引發了人們對通貨膨脹的擔心。但在經濟總量實現快速增長的同時，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收入分配差距不斷加大，實際失業率居高不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
程進展緩慢，能否妥善解決這些問題，關系到中國改革能否繼續深入，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能否實現。
上周，在由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與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合舉辦的“中國改革與可持續發展：機遇與挑戰”學術討論會上，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山東大學等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數十位經濟學家就制約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和應對策略，如有效需求、通貨膨脹與就業問題以及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工業化、城市化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必須轉變調控政策，強調對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的調整
南開大學副校長逄錦聚教授對我國宏觀經濟發展趨勢持樂觀態度，但他認為，必須妥善處理當前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兩難問題。這些兩難問題集中體現在四個方面，即保持適度經濟增長與預防經濟過熱、保持適度物價水平上升與預防通貨膨脹、繼續刺激消費增長與防范總需求膨脹以及保持人民幣幣值基本穩定與積極推進匯率制度改革。妥善處理這些問題是2005年宏觀調控的重要任務。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柳欣教授對當前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剖析。他認為，1992-1996年由投資帶動的經濟過熱，使企業積累起過高的資產值，財產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的比重上升而工資收入的比重下降，收入分配的差距逐漸拉大，財富越來越多地集中到少數高收入階層的手中。由于消費傾向隨收入增加而下降，因此，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全社會的平均消費傾向越低。所以，自1997年以后，中國經濟雖然總量保持了較快的增長，但消費在GDP中的比重卻一直下降。90年代前期高增長積累的資產值還提高了企業折舊和利息成本，由于成本在上升而工資收入下降，因此，以工資為主要收入的普通消費者購買力下降，這正是1997年以后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正常情況下，有效需求不足會引發經濟衰退，使部分經濟效益不佳的企業退出市場，從而使過高的資產值得到調整，工資收入會上升，而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會下降，企業的折舊成本和利息成本也會下降，收入分配得到調節，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也會得到解決，從而開始新一輪的增長周期。但是，中國體制過渡時期強政府的特征，使宏觀經濟調控采取了以刺激總需求為主的政策，經濟增長也由此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但累積的資產值和收入分配的問題并未得到根本解決。
柳欣指出，自2002年以來，中國經濟出現拐點，新一輪的增長周期已經開始。但是，新一輪的增長有一個明顯的特征，以高收入階層為主要消費對象的房地產和汽車等資金密集型行業成為主要的增長點，這些行業的快速發展帶動了鋼鐵、能源和建材等行業投資的迅速增加，因此，從全社會來看，資產值過高的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調整，反而在加速上升。這些資金密集型行業的發展雖然能夠促進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但是對當前急需解決的就業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等社會現實問題貢獻不大。他將當前以高收入階層為主要消費對象的經濟結構形象的概括為“口服液經濟”——經濟增長主要靠富裕階層對“奢侈品”的消費來拉動，而多數的普通收入階層在消費結構中居于相對次要的位置。他認為，為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必須轉變強調總量調節的調控政策，強調對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的調整。
以制度建設為中心是最為核心和基本的轉變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鄒東濤教授認為，當前中國改革攻堅戰面臨一系列重大的戰略轉變，包括從政府主導型經濟向市場主導型經濟的轉變；以公有制為主體從數量型向質量型、差別型的轉變；由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戰略向市場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的發展戰略的轉變；由單純的GDP增長的發展觀向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的轉變；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向以制度建設為中心的轉變。他強調，以制度建設為中心是最為核心和基本的轉變。
中國人民大學改革與發展研究院院長黃泰巖對當前的“民工荒”現象進行了經濟學分析。他指出，“民工荒”現象是農業比較利益上升的表現，可能會對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產生重要的影響�！懊窆せ摹爆F象背后的含義是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這將提高生產成本，進而影響投資和消費。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還會削弱中國和其他國家在爭取外商投資時的競爭優勢，從而影響出口的增長。產業升級、產業轉移和品牌建設是中國企業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必然選擇。
而清華大學蔡繼明教授的研究則表明，我國在21世紀中葉達到75%左右的城市化水平，符合我國國情和世界發展趨勢，而實現這一目標，每年城市化水平要遞增0.7-0.8%，就意味著每年由農村轉移到城市的人口約為1550萬人，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F有的農地制度存在一些弊端，已成為農村人口轉移的重要障礙。實際上，現有的農地制度已經實行了20多年，制度改革與制度創新勢在必行。農地私有化可以解決集體土地所有權不明確的問題，有利于土地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的有效配置。但是，這必須首先建立統一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以及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配套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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