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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這一段，劃小省區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網上甚至有許多人列出了劃為四五十個省區的具體方案。為此，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特約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鶴教授撰文，對中國劃小省區的利弊進行了分析。周教授表示，他支持將部分省區根據相應的自然區域、文化區域和原有行政區劃來劃小，但他也指出，絕不適宜將劃小政區當做一個運動來搞。
周振鶴稱，我個人最近接受的采訪也較多，多是有關行政區劃改革的，其中尤以劃小省區最使采訪者感興趣。十多年前，我就提議應該將省一級政區劃到五十個左右，以利于提高行政效率與降低行政成本�，F在我依然是這個觀點。但是在具體操作時我卻認為應該從容慎重，成熟一個，劃小一個，絕不適宜將劃小政區當做一個運動來搞。
行政區劃體系的核心是層級，其次是幅員與邊界。中國歷史上曾有過三次行政區劃變遷的循環，就縣級以上政區而言，從秦到魏晉南北朝800年，是從兩級制變為三級制；隋改三級為二級，從隋到宋700年，又進行了第二輪從兩級到三級的演變。元成為多級制，從元到民國初期650年，則實現從多級到兩級的變化。就中央政府來說，主觀愿望是層級越少越好，政令容易貫徹，下情容易上達。但層級過少，管理幅度就要增大。秦一代有郡級政區49個，管轄1000多個縣，幅度適當，所以只要兩級足夠。南京國民政府初期也想采用兩級制，但國土面積比秦大了一倍，省的幅員都不小，管轄七八十或百來個縣幅度實在太大，實行兩級制有難度。所以兩級制只維持了很短時間，就在省與縣之間建立了專員公署，作為省的派出機構，以專區作為虛一級政區。
解放后，繼承了這一體系，但從八十年代以來，由于地級市的大量出現，縣以上政區成為實三級制，既降低行政效率，又提高了行政成本，實不可取。根本改革之路只有縮小省區，使每一省只轄四五十個縣，這樣就有取消地區與管縣的地級市，從而實行兩級制的可能。民國時期也曾想縮小省區，目的也是想最終能取消專區，恢復兩級制。起初西康省、察哈爾與綏遠、熱河等省的設置，隱然已有此意，至于抗戰勝利后東北劃為九省，更是縮省的正式試點。但這一舉措只是紙上談兵，不及實行東北已經解放。所以從八十年代末以來所出現的劃小省區的主張實際上并非新點子，而是過去舊念頭的重提。
他特別提醒說，劃小省區是一件大事，不能草率從事。從歷史經驗看來，一個行政區范圍的確定，必須有相應的自然區域作為依托，還要有一定的文化區域作背景，更要照顧到原有行政區劃的邊界，否則不能長久維持。遠的不說，即解放初平原省的設立，就缺乏自然與文化兩方面的基礎。三峽省的建立也是呼之欲出，而終于流產。反之，海南省因為自成一地理單元，建省也水到渠成，沒有阻力。重慶直轄市的設置也是成功的例子，因為是按原有省地縣政區的邊界來劃定的，未產生什么矛盾。而且在地理環境方面，川東山地與川西平原有明顯的地貌差異，在歷史上以重慶為中心的巴和以成都為中心的蜀，也有一定的文化差異，所以分為兩個政區也順理成章。當然重慶名為直轄市，實際上已是分省。3000萬人口與8.2萬平方公里的重慶市的出現，將四川省這一中國第一大省，一下子縮小到比較合理的程度。其他省區當然也可以采用類似辦法，既不傷筋動骨，又取得較好效果。
他認為，行政區劃改革有多種思路，即使減少層級一事，也有不止一種辦法，上面說的縮小省區是一種，目的是端掉省縣之間的地區一級。但說到底，無論行政區劃如何改革，只要經濟行為還受制于行政區劃，就不會有完全成功的改革方案。只有完全成熟的市場經濟才能擺脫行政區劃的限制，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行政區劃不改革也無大礙。許多國家的行政區劃基本上不變化，就是這個道理。而我們的行政區劃卻年年都有許多變動，就是為了調整政區來適應變化了的經濟區。經濟活動明顯地受制于行政區劃的例子隨處可見，像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體系就是以九省加上兩個特別行政區的行政區劃體系作為合作基礎的。過去的上海經濟區，起初以長江三角洲十個較發達城市組成，突破了蘇、浙、滬三個政區的界限，后來因為有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省以全省的范圍加入，該經濟區只能無疾而終。因此比行政區劃改革更重要的是完善市場經濟，這也是劃小省區不宜一哄而上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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