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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11日)，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謝旭人在被問到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何時合并時回答說：“今年將繼續進行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進一步搞好論證，廣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見，并根據法定程序辦理改革方案研究。”
這似乎印證了傳聞已久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并軌進程的推遲。有分析人士說這是“效率論”暫時戰勝“公平論”。
去年10月的一次西部之行卻讓筆者現在明白了，站在“效率”背后的其實是政府。我去的是一個地級市，典型的煤炭基地，產權不清的小煤礦居多。去年電緊煤荒路堵，那里繁忙一片，但幾個鄉鎮領導還是向筆者抱怨說，現在有資源也沒用，要的是項目，是招商引資和稅收。有干部說，現在我們的四大法寶是稅收優惠、信貸優惠、勞動力廉價、土地優惠。我說那是扭曲的四大法寶、扭曲的三大生產要素加扭曲的稅制。
就企業所得稅而言，內外有別的稅制、稅率導致了稅收負擔差別很大。據測算，盡管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法定稅率為33%，但實際稅賦都大大低于名義稅率,外資企業實際平均稅賦在13%左右，而內資企業實際稅賦在25%左右。內資企業的所得稅負擔幾乎是外資企業的兩倍。而更重要的是一批批“假合資”、“假獨資”企業與以GDP和稅收增長為兩大考核指標的官員結合為一，市場公平規則為之破裂。
那么，地方官員為什么要如此追求“效率”呢？
官員追求的指揮棒背后除了升遷之外就是財力，而財力又與財政體制直接相關。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地區間財力差異明顯加大。事權財權關系不對稱，縣、鄉財力供需矛盾突出。現行政府機構管理體制缺陷，又造成行政事業性收費與非稅收入項目管理之間出現斷層，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政府公共財力。另外，財政債務負擔日益沉重，財政風險增加。
一個由于財政分配體制欠公平而引發的現象就是，越來越多的地方實行“村賬鄉管”、“鄉賬縣管”，進而是“縣賬省管”。而對比一級政府一級事權一級財政的基本原則，政府間權錢分配不公平已很明顯。缺乏公平的財政收入吸取機制，缺乏公平的財政支出分配機制，地方在1994年后稅種大量上劃后財政收入增速放慢的情況下，哪來的錢保地方工資、保重點項目呢？
有人說現在財政政策的調控效力不足，需要成立財政政策委員會。先不論政府是否需要頻頻使用財政調控之手，至少調控的機制要順暢，而要理順財政體制，目前以公平化為取向的財政收支體制改革就尤為重要。
比稅制公平和調整更為緊迫的是財政“支”的部分。其實政府各項收入還為個人、企業等社會因素直接感覺到。相比而言，政府財政支出則缺少為人們直接感受和約束的機制。地方人大每每年中時的財政預算追加和修改，有多少沒有通過地方人大，而以一紙政府文件形式下發呢？而還帶有基數法、財政包干體制痕跡的預算體系又如何更加體現公平呢？
進一步講，公平的原則執行在政府，但考核應在各級人大。只有切實加強人大對政府的財政預算、決算監督——不單是監督有無資金挪用——更重要的是督促制約政府按公共財政要求，按公平原則去收去支出，為納稅人和全社會提供好公共產品。
記得經濟學家熊彼特說過：“財政上的變化是一切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反之，“所有的變化都會在財政上有所反映”。在提倡以人為本、統籌發展的新形勢下，更加公平的財政收支體制應該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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