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多名省部級官員履新 隱含高層治國方略調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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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1月11日 06:57 中國新聞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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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國8個省(區)、2個國家總局、1個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的黨政一把手發生變動。人事變動涉及18人，其中14人履新，4人退休(其中一人將在“兩會”之后卸任)。 履新的14人中，大多與共和國年齡相仿，是“文革”后恢復高考時77、78級大學生，文科背景的比例達七成。從前一代官員多是工程師出身，到新一代領導者以經濟學者——法學學者為主的代際變化，隱含著治國方略的調整
最近，全國8個省(區)、2個國家總局、1個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的黨政一把手發生變動。8個省(區)包括：遼寧、河南、福建、安徽、西藏、青海、陜西和吉林，2個國家總局是體育總局和廣電總局，1個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是國家地震局。 人事變動涉及18人，其中14人履新，4人退休(其中一人將在“兩會”之后卸任)。 履新的14人中，8人平調，其中1人新職不詳(原福建省委書記宋德福)，其余6人，從副省部級至正省部級。 履新的14人，年紀最大的為新任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60歲；最小的是新任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和新任青海省代省長宋秀巖，49歲。平均年齡為54.8歲，與共和國大體同齡。這意味著，建國以后出生的人開始進入國家權力層。退休的4人，年紀均在64～65歲之間。 這一輪省部級人事變動，發端于2004年10月。當時，前后兩任蘇州市委書記陳德銘和王岷，先后被提名為陜西省和吉林省省長候選人并出任代省長，再加上原蘇州市委書記、現任江蘇省省長的梁保華，由此引發了媒體對“蘇州經驗”的解讀。 12月13日至12月23日，除了陳德銘和王珉，以及相應離職的原陜西省省長賈治邦和原吉林省省長洪虎，其他14人的變動均集中在這短短10天內宣布，省部人事調整開始備受關注。 文科背景的新任官員比例達7成 與共和國年齡相仿的履新14名官員，大多是“文革”后恢復高考時77、78級大學生，本身是精英，又恰逢國家人才短缺，因此，他們在80年代初甫一畢業，就被國家各大機關、研究院校和大企業吸收。 這當中后來成為學界翹楚的人物相當多，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冷溶，北京大學副校長吳志攀，北京大學校長助理、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海聞，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朱善利，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陳興良……等等。 從政者包括李克強(遼寧省委書記)、袁純清(陜西省委副書記、西安市委書記)、李源潮(江蘇省委書記)、薄熙來(商務部部長)等人，逐漸形成了目前中國政壇上的77、78現象。 而外界普遍認為，陳德銘和王珉的升遷是蘇州模式的成功所致。2004年上半年統計顯示，蘇州GDP增長18%，達到1630億元人民幣，位列全國大中城市GDP總量第4名，這意味著蘇州已成為中國第四大經濟城市。而在2003年末，蘇州人均GDP高達4.77萬元，相當于美元5746美元，高出一直領先的上海(人均5643美元)，成為全國各大中城市的人均GDP狀元。 所謂“外向型”蘇州模式的成功，也就是招商引資的成功。蘇州的兩任市委書記都是學者出身，陳德銘是管理學博士，英文極佳，可與外商直接洽談；王珉在擔任江蘇省省長助理之前，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副校長，機械制造專家。 另一位引人注目的升遷者是青海省的女代省長宋秀巖。她很年輕，與49歲的李克強同齡，28歲時就開始擔任青海團省委書記。 福建省委書記盧展工，由于原福建省委書記宋德福因病暫離工作崗位，從前年5月開始就同時主持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去年2月，以省長身份出任福建省委代書記，12月正式擔任省委書記。福建一位新聞界人士對本刊說，盧代替宋德福主政后提出的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構想，獲得了中央一些領導的肯定。全國政協副主席羅豪才曾兩次前往福建調研，并向中央提交了內容頗為嘉許的報告。 隨著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不僅國家領導人層面，地方領導層面的交接班也越來越規范和制度化。其中，正省部級領導干部65歲退休的慣例，一直得到了良好的執行。 社會管理型官員增加 這次人事變動中離任的4名高官，除原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袁偉民專業是體育以外，其他3人——原遼寧省委書記聞世震，原吉林省長洪虎和原國家地震局局長宋瑞祥(曾任青海省省長)均為理工科出身。 履新的14人中，5人出身理工，分別是福建省省委書記盧展工、安徽省省委書記郭金龍、吉林省代省長王岷和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及新任國家地震局局長陳建民，相比而言，文科背景的新任官員比例近7成。 這與一段時間以來，理工學科背景的官員比重較大相比，似有不同。 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劉啟云表示，工程師——經濟學者——法學學者(后兩者可被統稱為社會管理型學者)的代際變化，隱含著治國方略的調整。 劉啟云認為，在計劃經濟年代，為適應“直接”管理經濟的需要，社會管理型學者相對被邊緣化；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適應“間接”管理經濟的需要，社會管理型學者可以更多運用法律和政策的杠桿進行調控。 中國一年前已實現人均GDP1000美元，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由社會管理型學者進行社會事務管理，無疑在整體上可增加社會的平衡和穩定因素，因為協調與組織能力，正是他們的所長。 此外，省部級高官人事變動中的18人，除陳德銘和王珉外，普遍來自次發達省份和中西部省份。這讓人聯想起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當初也曾“上山下鄉”。 劉啟云認為，有過這種經歷的干部，普遍具備“親民”的作風。北京大學校友會秘書長高超(北大1973屆校友，原北京電子管廠工人)回憶說，他們當初與工人師傅根本不分你我，這也許就不難理解不少高官在赴任后首先采取慰問下崗職工等親民舉動。除政治安定、社會穩定的因素外，他們自身的感情取向亦可能包含其中。作者楊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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