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貢高新開發區征地調查：一塊糾纏12年的地皮

　　本報記者　趙凌

　　農民集體土地轉為建設用地的過程，應當是農民分享工業化、城鎮化成果的過程，應當有利于增加而不是損害農民的利益，應當有利于縮小而不是擴大城鄉差距。

　　——溫家寶總理在2004年12月14日全國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工作電視會議上的講話

　　頭疼的繼任者

　　不到40歲的楊立平像一個救火隊員，滿臉疲憊。

　　他是四川省自貢市高新開發區管委會的黨委書記，從前年3月上任開始，就不停地“滅火”：開發區內的農民總在找他控訴，還動不動到北京上訪；新聞媒體經常要過來曝光，還有一些聲稱要“揭短”的律師，也時常在他身邊出沒……

　　這一切麻煩糾纏，都來源于12年前———1992年，原為蔬菜基地的大安區紅旗鄉的7000畝地被征了，開發成現在的市高新開發區。從此，開發區的各位繼任領導，都陷入無盡的煩惱。

　　每個周五，楊立平按規定要接待來訪群眾——不出意外的話，來的絕大多數是開發區內的失地農民——他們的傾訴12年來都一樣：開發區掠奪了我們的土地，現在沒法子活了。

　　楊立平也沒法子，這些都是在他任前發生的，他也只能是老生常談，把曾經說過不知多少遍的政策和解釋拿來宣講一通。

　　但沒用，下個周五，農民們還會準時到來。楊書記和農民們無法讓彼此滿意，只好不厭其煩花大量時間相互訴說。

　　時間對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而言，已經不再有意義，反正他們現在沒活可做，即使訴說得不到回應，起碼還有個希望�？勺鳛橐粋�開發區書記，楊立平還需要極大的耐心，才能應對這樣乏味至極的談話。

　　農民顯然不滿足于這樣的對話，開始找開發區的上級，找記者。在楊立平任上的2003年和2004年，自貢成為記者頻來、被曝光最多的地方，其中還包括中央電視臺這樣的權威媒體——這是自貢建市65年來沒有過的。

　　有人認為這是當地農民的進步，是自我維權意識提高；也有人認為，這是一些“刁民”，別有用心。

　　無論怎么認定一個征地糾紛，糾纏了12年，也許是當初誰都想不到的局面。更難辦的是，長年積累下來的矛盾和情緒，如何化解，按當地一位官員的說法，“是個考驗智慧”的問題。

　　民風是怎么“改變”的

　　在自貢，老一輩人都說當地民風一直都是挺淳樸的，老百姓也很聽從政府的號召。

　　61歲的吳基祥告訴記者，上世紀60年代中期，為了擴大可耕種良田，他們這一群人在政府的號召下，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改田改土”運動。吳基祥至今清楚地記得，當年二十出頭的他，為了改土，到距離土地一公里外的釜西河擔沙子。據記載，僅1965年到1966年，自貢共完成土改田2048畝。

　　當過生產隊長的陳志來(化名)說，1980年代初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時，整個紅旗鄉的農民都高興得不得了。他記得鄉政府開了會，領導說承包的土地30年不變。全鄉家家戶戶連中午飯都顧不得吃，立馬在各自承包的地里拔草開墾。

　　6年后，承包魚塘的陳志來成了全鄉養魚能手，1988年他蓋起了兩層樓，共計12間房。當時他是紅旗鄉第一個蓋樓的人。

　　紅旗鄉20年前就被劃為蔬菜基地，農民關心的一直只有蔬菜價格和土壤質量，有的村子，農民的人均年收入可至兩千元。

　　1990年代以前，自貢市作為地方政府，在農村土地問題上并沒有什么決定權，作為中央政策的執行者，一直按部就班，不超越權限。紅旗鄉農民吳基祥回憶，當時土地管得很嚴，不能亂動。

　　進入1990年代，沿海地區的改革開放和鄰市發展，讓自貢倍感壓力———不靠海、不沿邊、交通不發達———靠什么發展？

　　自貢政府決定借鑒沿海發展經濟的先進經驗———籌建經濟技術開發區。市政府最終決定選址匯東，這里正是紅旗鄉所在地。

　　對這里的農民來說，一場巨大的命運改變即將到來。

　　1992年5月，一位四川省領導到自貢當即拍板，省里正式批準建立自貢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自貢的年鑒上有這樣的記錄：“這是市委一班人渴盼了兩載、奔波了兩載的大事�！倍嗉颐襟w在調查中都發現，為了順利征到土地，政府頗費了一番心機。在農民不知情的情況下，自貢市高新開發區、自貢市國土局和紅旗鄉的土地協議卻已簽定。

　　政府的解釋和農民的質問

　　對突如其來的改變，農民們連地里的農作物都來不及采摘，倉皇中就被安置到了簡易的周轉房。在周轉房里，他們平均度過的時間是5年。

　　從1993年大規模征地開始，農民對開發這塊土地的每一個環節都充滿質問，但當地政府卻提供了另一套邏輯。

　　農民問，為什么征地之前沒有詳細的建設項目和計劃，而是先征了再說？

　　自貢市土地儲備中心主任負責人說，所謂統一征地，就是“打捆征地”，按照規劃一次從集體組織征來，等有項目的時候再作安排。

　　農民問，為什么連四川省同意征地的審批文件都沒有，就開始征地？

　　開發區管委會的負責人說，1992年到1999年間，各地開發區都在興起，早期程序上的確有所不規范，但后來就嚴格了，補辦了……

　　農民拿到統一的8000元安置費感到恐懼：這點錢就是他們失地失業的全部補償？以后的日子怎么過？

　　當地政府說，按照1999年前的土地管理法規定，這是你們應該得到的錢。而且已是很寬松的政策，8000元甚至比沿海的標準都高。如果嚴格執行國家的標準，按產值來算，每人不足5000。但按照四川省規定的補償，每人的補償在8000元至4萬元。

　　自貢市政府1993年第75號文件規定，征地房屋拆遷只能按農村標準來賠償，這與城市居民拆遷標準相差5倍以上。居民們問：自己不是已經農轉非了嗎，為什么不能按城市標準補償？當地政府解釋，拆遷是征地工作的延續，當初按農村住房報建的，只能按農村拆遷標準賠償，不隨房主身份變化而改變。

　　更多的農民搞不清楚這些法規條文，他們只是直觀而本能地感到生活變糟糕了，他們變得有意見，到處上訪。

　　生存狀況

　　在這場浩大的造新城運動中，農民和當地政府有了深深的誤解，盡管當地報紙稱這次建城“對自貢經濟的發展是一次偉大的建設”。

　　1994年，因承包魚塘而先富起來的紅旗鄉農民陳志來，眼看著自己1988年親手蓋起的兩層小樓嘩啦啦地倒在了地上。告別了自己的地，他被安排到了謝家壩的安置房中。

　　他一直賴以為生的魚塘還沒有來得及周轉，便被人放干了水———規劃中這里是一條路的位置。魚塘的對面是自貢最高檔的藍鷹花園小區，門口的保安指著他那已經枯竭的魚塘背后的山坡說，這里將建一個公園。

　　5年前，時年9歲的葉娟隨全家離開了會溪村，被遷至陳家灣周轉房93號居住。沒了魚塘和果樹后，葉家擺起了水果攤維持微薄生計。拆遷者曾許諾在他家原址蓋起工廠后，全家可以在此上班———但工廠一直沒有。

　　據自貢市政府提供的數字，在周轉房居住期間，有4人身亡。其中兩人是因在如廁途中路險摔倒，不治而亡。

　　在紅旗鄉的農民都騰出土地的時候，政府說開發區建了工廠，他們就可招工———但10年過去，在他們原來的土地上，出現的是商店、商品房區和從老城搬來的市府。

　　幾年來，當地政府一次次地解釋———“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

　　市政府旁邊一塊面積71畝的土地，1995年征用后拋荒長達9年。2004年3月，自貢市國土局公告拍賣此處為商住用地，起拍價每畝60萬元。

　　從公開的數據看，當地政府好像是做了賠本買賣：開發區共征地7775畝，其中經營性出讓土地3439畝，經營性用地獲取收益2.9億元，補償費2.2億元。而10年來，政府在開發區投入基礎設施資金就達4.7個億。

　　但已經公開的事實是，3439畝經營用地通過三個渠道被流轉：

　　一是政府將1600多畝土地轉讓給高新開發區管委會下的直屬企業“匯東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由其經營和進入二級市場。

　　二是將1307畝土地，轉讓給紅旗鄉政府的直屬企業金馬公司，由其經營轉讓。

　　剩余的400多畝地，由國土部門管理。

　　農民們又發現問題了：為什么匯東公司的董事長由當時的管委會主任侍俊兼任？

　　為什么金馬公司的董事長一直由紅旗鄉原鄉長、黨委書記陳文賢兼任？

　　現已升任副市長的侍俊解釋說：“工作需要，我當時是兼職不兼薪，也沒有股份，只是干活。我可以保證地說，我和市里面的任何領導，都在里面沒有股份，決不是外面說的那樣一次分紅幾百萬�！�

　　12年糾纏的“成果”

　　在這個花十年心力造就、留下一堆糾纏的新城里，除了商店、辦公樓和大馬路外，看到的大多是閑置的商品房和荒蕪的土地。

　　一些農民在這些土地的地邊上偷偷種上了一些菜，僥幸地希望能有所收獲。

　　而開發區能給當地提供多少財富呢？

　　官方提供的“自貢開發區成就”數據顯示：2003年開發區的財政收入為8816萬元；從1995年到2003年，稅收總額累計3.69億元。

　　自貢市政府一位官員說，他們正在籌建一個同樣有10平方公里規模的板倉工業園區，這是自貢正在奮力推進的“二次創業”。

　　去年4月國家清理整頓開發區的運動中，自貢高新區得以保留。

　　2004年12月21日，自貢的夜晚，釜溪河穿城而過。這個晚上，已經4年無事可做的李珍，在周轉房里看著兒子寫作業，她一臉的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