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失業群體浮出水面

　　本報記者　成功　　

　　一些新的情況正在或將要發生。

　　近些年來，人們所說的失業人員往往指的是下崗者，但事實上，目前還存在另外一個日益增大的失業群體，他們是城市里的年輕失業者，他們在初中、高中甚至更低學歷畢業后 加入失業行列，他們大多是受到“小皇帝”一般呵護的獨生子女，他們在應試教育中成長，他們被勞動學研究專家和社會學家們稱為“新失業群體”。

　　隨著“老失業群體”的逐漸衰老和過世，隨著“新失業群體”比例的增加，中國未來失業人員的主體和結構將發生重要變化。這不僅涉及到一個政策的銜接問題，更有可能引發社會保障制度的重大變革。

　　2004年的最后一個星期四，一輛紅色出租車緩緩停在吉林省長春市民康路附近的街道旁，路邊十幾位中年男女嘩啦啦地擁上去把出租車團團圍住。

　　“要保姆嗎？”“鐘點工！”“洗衣做飯要不要？”“要水暖工嗎？”……零下23度的冷空氣中傳來一陣急切而嘈雜的詢問。

　　“都不要！”出租車后排拋出的一個拒絕聲音讓車外的人很失望。話音未落，這群中年男女已哄然而散，他們回到原來的位置，翹首以盼下一個雇主的出現。

　　這是發生在長春市下崗職工勞動力市場的一幕，不遠處靜靜“趴活”的24歲的王琨智則和周圍顯得有些格格不入。與那群老練而又急切找活的下崗工人不一樣，這位身穿黑色皮夾克、頭戴防寒瓜皮帽的小伙子臉上露出一絲稚嫩和羞澀，“我不太好意思上去跟別人要活”。他手中的小木鋸則向別人暗示他是搞裝修的。

　　初中畢業已經8年的王琨智曾在洗浴城做過4個月的服務員，還幫親戚修過幾個月的車，但其余大部分時間是待在家里“無事可做”。2003年開始，他用心學了一門家庭裝修的手藝，試圖找個活干�，F在每周的二、四、六，王琨智都要從家里騎十幾分鐘的自行車趕到這個下崗職工勞動力市場，來碰碰運氣，希望早日能離開失業大軍的行列。

　　近些年來，人們所說的失業人員往往針對的僅是國有或集體企業的失業下崗者。但事實上，在我們的社會中，還存在另外一個失業群體，就是像王琨智這樣的城市年輕失業者，他們沒有國有或集體企業工作經歷，初中、高中甚至更低學歷畢業或肄業后加入失業行列，他們被勞動學研究專家和社會學家們稱為“新失業群體”。如何引導和推動他們為自己和社會創造財富，降低社會運行成本，就成為值得人們關注的問題。

　　新挑戰的出現

　　家住長春市東二條的19歲的黃飛雨初中畢業后除了打過幾天工以外，一直待在家中�！耙驗闆]地方去，他經常愁得一宿一宿沒睡�！秉S飛雨的母親對此也一籌莫展。

　　讓這位40多歲的中年母親搞不明白的是，在黃飛雨這么大年紀的時候，身為“待業青年”的她也曾為工作發愁過，但沒操多少心就解決了，“高中畢業后，我很快頂了父親在廠里的工作�！彼�說。而黃飛雨的父親則進入廠里的子弟學校當體育老師。

　　對于青年失業的現象，其實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經出現，當時大量上山下鄉知青返城，就業機會開始緊張，城市里出現了一些青年在中學畢業后待業的情況，他們在當時被稱為“待業青年”。

　　對這一情況，“政府通過發展街道集體經濟、制定職工退休接班制度以及國企開辦三產，來吸納‘待業青年’，所以當時的待業問題并不特別突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分析說。孫是國內較早提出和研究“新失業群體”的學者，而其主持的“下崗失業社會保障制度在實踐中的運作研究”課題正在進行之中。

　　孫立平認為經過多年的國企改革和市場化進程，目前由國有和集體企業失業下崗人員構成的“老失業群體”已達到峰值，而“新失業群體”問題開始逐步凸現，我國的失業人群結構也將因此隨之變化。

　　雖然現有的資料沒有關于“新失業群體”總體規模的精確數據，但在已有的一些小范圍調查中發現，在一些中等城市中，“新失業群體”的絕對人數已經超過“老失業群體”。

　　比如，在湖北省某市，前者的人數已經相當于后者的3倍，而這個數字仍然在不斷增加。在長春市2004年6月的統計數字中，該市9個區已有3個區“城鎮新成長勞動力”的人數超過“就業轉失業人員”，其他6個區中兩者的差距也在逐年縮小。

　　另一方面，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的《2003—2004年：中國就業報告》也指出，當前正面臨自然新生勞動力的高峰期。有專家預計，在今后幾年中，在這些新增的勞動力中，實現就業的比率只有40%-50%，這就意味著有相當一部分人要處于“待業狀態”，加入到這個“新失業群體”中去。

　　老失業群體達到峰值，意味著失業社會保障目標群體規模已經大體確定；而對我國未來社會保障制度構成挑戰的將是“新失業群體”。

　　“啃老”

　　作為“新失業群體”的一員，黃飛雨和他父母不一樣，他對“文革”沒有記憶，屬于“文革后一代”。

　　當他上小學的時候，一場“打破鐵飯碗”的下崗風潮開始席卷全國，1998年他父母分別從長春市模具廠和廠子弟學校下崗。此后，他父母曾經試過開飯店、賣衣服，但都無功而返�，F在，他42歲的媽媽在親戚辦的小廠里幫忙，每月收入500塊；爸爸找了一份安裝抽油煙機的工作，“家里生活開始慢慢好起來了”。

　　兩年前，黃飛雨高中沒考上，此后基本待在家里。身為獨生子的黃飛雨在媽媽的眼中是一個內向的好孩子，“我們這個孩子特別乖，他不上網，不去游戲廳。他說上網得花錢，不去”。

　　沒有收入的黃飛雨平時也不亂花錢，“一個月平均花50塊錢，也就是出去坐坐車，渴了喝點飲料什么的”。

　　作為家里的“小太陽”，從小爸媽就沒讓他干過家務活，哪怕力所能及的事�！吧踔凉献佣疾粫�嗑，都是大人嗑好了給他。飯也不會做，襪子也不會洗”。

　　在應試教育模式下成長起來的黃飛雨，缺乏職業技能培訓，剛踏入社會就碰了一鼻子灰。

　　從2003年11月開始，黃飛雨當過保安，當過浴池服務員、藥店庫管員，送過報紙，甚至賣過肉，但就是堅持不下來：因為冬天怕冷，在明珠花園干了4天保安就回家了；因為不適應浴池的氛圍和環境，“強挺了半個月，連工資都沒有要就走了”；給別人送報紙，一個月下來掙了100元，親戚說太少，于是轉到親戚的藥店里當庫管員，庫管員工資不錯，每月900元，但是那邊“倉庫管理混亂，承擔的責任大”，再加上搬貨太累，干了兩個月，這是他干的時間最長的工作。說到賣肉，因為小糾紛和顧客吵了一架，覺得“傷了自尊”，自己也始終學不好怎么割肉就離開了。

　　“我什么都干過了，好像做什么都不合適，就一直待到現在�！币恢毕氤蔀閿z影師的黃飛雨現在成了“待業貴族”。

　　28歲的趙強是長春市拖拉機廠的子弟，現在仍和退休的父母住在一起。讀到高二時，趙就出來找工作“掙錢”，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浴池服務員，每月300元。后來覺得錢少，又到市里一家飯店去做服務員。去年，覺得工作太累，掙錢不多，自己找了個借口回來了。

　　沒有工作的他一直依靠父母的退休金生活，而他一個月300多元的花銷卻讓父親30年工齡的退休金顯得捉襟見肘。因為怕鄰居、親戚說“啃老”，趙強準備過完年去找新工作，然后搬出去租房住。另外前不久剛認識個女朋友，“出去住，方便一點，但是最起碼要找每月能開1000-2000元的工作”。

　　“做夢，哪有老好的工作等著他，現在我們這兒都是建筑工、飯店服務員和車床工的崗位�！遍L春拖拉機廠大門口附近的職業中介的馬老板不看好前來登記找工作的趙強，看來“高不成，低不就”始終是趙強面臨的難題。

　　工作的無著落讓他感覺對未來的婚姻更“遙遙無期”，“走一步看一步唄，沒錢扯啥也沒用”。

　　像黃飛雨、趙強一樣，“新失業群體”有很多共同點。孫立平教授歸納說，從成長的環境說，他們基本屬于最初的幾代獨生子女，是作為“小皇帝”被養大的，適應生活環境的能力較弱。而在以升學為取向的應試教育中，在初級和中等教育階段上，他們也沒有學到或得到多少專門的職業技能訓練。因此，在就業市場中沒有什么優勢可言。與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失業下崗人員相比，他們很少有系統的就業經歷，缺乏社會生活閱歷，價值觀也比較混亂。

　　“新失業群體”的成員大多是生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人，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在經濟上主要依靠父母，在東北，人們將這種現象稱為“啃老”。孫立平教授分析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啃老”的條件正在發生變化。他們的父母有的由于退休而收入減少，有的加入失業下崗的隊伍。對于他們來說，過去所依賴的經濟來源正在失去，真正的生活才剛剛開始，未來的路該如何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未知數。

　　微弱的訴求表達

　　何麗文是長春市二道區東盛街道雙利社區的居民，按照社區失業登記中，她屬于“失業”的新成長勞動力。但何卻告訴記者，她在旅游公司已經上了3年班。

　　據長春市二道區東盛街道社會保障事務所徐曉霞科長介紹，這是失業統計上的一個問題。

　　“其實新成長勞動力中來登記失業的人都是已找到工作的�！毙鞎韵冀忉屨f，那些原本失業的人找到工作后，用人單位要他們來街道辦理“失業就業登記表”，然后才能幫他們辦理各類保險。而那些沒有工作失業在家的，卻不來登記，所以不在失業統計之中，“因為登記了也沒有任何政策優惠或好處�！毙鞎韵颊f。

　　“‘新失業群體’雖然人多，但幾乎聽不見聲音，他們表達自己利益和訴求的能力很差�！睂O立平教授說，我們在媒體上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只能偶爾從社會新聞的片言只語中，模模糊糊聽到他們的表達。

　　在國家解決失業問題的諸多努力中，這一群體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考慮和體現，但有針對性的政策和重視程度與這一群體的重要性相比仍顯不足。

　　而那些受過“工業訓練”、在單位工作過的下崗失業人員就具有組織性、群體性，他們善于利用諸如“我曾經為過國家、工廠作過貢獻，工人是國企的主人翁”等合法的訴求方式，要求得到下崗失業的補償。

　　“初高中畢業的新成長勞動力素質肯定要比老的失業人員強。只要你不挑不揀，找個工作還是不成問題的。另外，他們沒有工作過，對國家沒有過貢獻，權利和義務相等，所以不應該享受失業保險�！遍L春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失業保險處處長周大立說。他認為，新成長勞動力中失業的這批人遠不及“就業轉失業”這些人嚴重，“就業轉失業”的人一方面為國家作出了貢獻，另一方面他們是一個家庭的頂梁柱，他們失業給社會帶來的危害比前者更大。

　　但有學者認為，“新失業群體”中的大部分人已經步入工作、結婚的年齡階段，他們需要工作，而且會對社會穩定產生很大的影響。他們的父輩由“4050”大齡下崗失業人員逐步變為“4555”以及退休，那么“新失業群體”所依賴父母的收入能力下降，必然會帶來生存的問題。

　　孫立平教授認為，目前，“新失業群體”獲取就業崗位的年齡優勢也會逐漸消失，他們大多數人從事的是第三產業中帶有“吃青春飯”色彩的職業——甚至連簡單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都不是他們就業的主流——隨著年齡的增長，新的就業機會將越來越不會提供給他們。

　　從目前來看，對“新失業群體”，無論是在政策制度層面上，還是社會認識層面上，都需要進一步地重視。

　　就業“面向下一代”

　　一些新的情況正在或將要發生。中國未來失業人員的主體或結構將發生重要變化。隨著“老失業群體”的逐漸衰老和過世，我國的失業人口將由現在的以“就業轉失業人員”為主，轉為以現在的“新成長勞動力”為主。這不僅涉及到一個政策的銜接問題，更有可能引發社會保障制度的重大變革。

　　目前對于“新失業群體”，沒有像“老失業群體”那樣有著一整套的關于勞動和社會保障的制度和機構作為支撐，也沒有像1980年代初的“待業青年”那樣可以通過諸如頂替、招工等制度設計重新就業。

　　有關部門將“新生勞動力”就業政策的重點，放在了教育和市場兩個環節上。前者表現在關于加強職業教育和培訓、實行勞動預備制度的政策上，即是城鎮新成長勞動力，初高中畢業沒有找到工作，需接受2-3年的職業教育和培訓，以延緩就業壓力和時間。

　　但目前勞動預備制度也遇到困境，城鎮青年大部分不愿去讀技校、職業學校，沒有達到延緩就業的目的。被譽為“東北第一技�！钡拈L春孫進技校，“全校共有1300多人，有86%學員來自農村，只有14%學員來自城市�！必撠熣猩�的崔先生說，而且在接受培訓學員中有50%的人超過30歲。

　　后者則表現在針對“新生勞動力”的就業，有關部門基本上采取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的態度，由個人和家庭來承擔風險和責任。

　　目前，“新失業群體”的比例有擴大的趨勢，隨著年齡的增長也越來越成為家庭的主角，他們所暴露出的社會問題也日益突出。孫立平教授認為，當前的資源優勢主要傾向“老失業群體”，尤其是向年齡偏大的困難群體傾斜，而“新失業群體”卻面對一種“制度真空”的尷尬。

　　在就業機會總量有限的情況下，應當對我國失業社會保障制度的模式進行調整，應該逐步“面向下一代”，為“新失業群體”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作為政府有責任加大職業培訓的投入，政策、制度資源應該對“新失業群體”有所考慮。對于“4050”大齡下崗失業群體，他們隨年齡增加而適應再就業越來越困難，應將其重點移到專項社會救助和養老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