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水街的命運

　　本報記者 漏丹 張杰(實習) 北京報道

　　永安里秀水市場門口，立著三塊不銹鋼宣傳板，上面張貼著白紙黑字，例如《打響“秀水”保衛戰》、《秀水改造凸顯利益博弈》、《秀水街：改革開放的活化石》等。新的文章蓋住了舊的文章，層層疊疊。

　　“迄今為止沒有行政執法單位明確說閉市是錯誤的，因此我們的工作還將按照既定時間來執行，即1月5日開始搬遷，10號完畢。”殷曉波說。他是建外街道社區經濟管理中心總經理助理，經管中心是負責管理秀水市場的一家事業單位。從殷曉波處獲得的信息表明，秀水街難逃閉市命運。

　　在嘈雜的人群中，十來位秀水街攤主在宣傳板附近逡巡。從兩個月前開始，總共200多名攤主開始24小時輪流守護這個市場。他們害怕某一天清晨，這個“拼死拼活才干出來”的市場會突然變成一堆建筑垃圾。418位個體戶和他們家庭的命運全都拴在這個市場上。

　　狹仄的樓梯靠墻一邊還堆著貨。一位攤主將記者引到樓上，掀起門簾，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內竟然有二三十人。一紙“閉市”通告已經令秀水街的攤主們變成了熱鍋上的螞蟻。他們一方面開始大甩貨，一方面想盡辦法維持這個岌岌可危的地方。攤主們幾乎天天擠在這個狹小的辦公室里商討對策。

　　在他們身后，透過辦公室的窗戶，可以看到一座氣派的五層高的大廈已經拔地而起，大廈正面懸掛著三個鮮艷奪目的紅色大字“秀水街”。北京新雅盛宏房地產開發公司得到了這塊北京城里的黃金寶地。秀水街大廈已經進入施工的最后階段。

　　與這個龐然大物相比，緊鄰的秀水市場黯然失色。只是絡繹不絕的人流仍然從秀水市場的牌子底下經過。

　　興起

　　“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處處不養爺，就當個體戶。”這首打油詩在秀水街的攤主們之間流傳，個中酸甜苦辣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1985年，24歲的老左蹬著三輪車進了秀水街。那年，他所在的國企倒閉了。走投無路的老左一狠心，拿出自己僅有的一點積蓄開始做小生意。那年春天，北京市朝陽區政府正式批準成立秀水街市場。當時秀水街一處兩棵樹之間的位置成了老左的攤位，他把這種最早以樹為界的攤位稱為“樹攤”。老左每天早上在那里把三輪車的兩塊擋板放平，把貨一攤，就開始做生意。什么東西好賣就賣什么。

　　同時，老左在自己的攤位前掛起了“經營執照”——當時是一塊白布，上面印著“文明經商，保持衛生，保持質量，收費合理”幾個字以及編號。

　　不知不覺中，老左正趕上時代潮流。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了第一個有關發展個體經濟的報告，“批準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者個體勞動”。1982年底，“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被寫入《憲法》。

　　打破鐵飯碗，捧起泥飯碗。當時社會上有“就業三扇門”的說法。一是國家安排就業；二是自己組織起來就業，比如成立知青社或者進行街道管理；第三是自謀職業，也就是個體戶。發展個體經濟的政策解決了一部分就業問題，到1981年底，全國個體戶達到101萬人。

　　盡管如此，個體戶在當時并不是一種受人尊敬的身份。

　　秀水街的攤主幾乎都晚婚晚育。1995年，老左34歲時好不容易娶上媳婦。“我談過的對象，有女廠長、黨委書記秘書、空姐……”老左掰著手指頭一個一個數過去，“一談到工作就玩完！”

　　那時候，人們把個體戶叫作“倒爺”、“二道販子”，誰都瞧不起。個體戶甚至沒有資格坐飛機、坐火車臥鋪，因為那需要單位證明。秀水街后來成為“北京絲綢一條街”，從杭州到北京的火車上，曾經有無數秀水人席地而眠。

　　他們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養老保險，天天在市場上摸爬滾打。老左和愛人從來沒有去過電影院，所有拍拖都是在攤位前和人談著生意的時候順帶完成的。“我們把自己的青春扔在了這里。”

　　盡管如此，秀水街的個體戶們卻相信自己終有一天能夠過上好日子。他們從先行一步的廣州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在改革開放的“前哨”廣州，街市催生的全國第一批個體戶已經先富起來。1980年成立的高第街工業品市場和1984年成立的西湖路燈光夜市，紅紅火火，人財兩旺。

　　1992年，鄧小平南巡給廣大個私經濟戶吃下了一顆定心丸。繼1980年、1984年之后，他第三次談到了安徽的私營企業“傻子瓜子”的問題，并提到事關改革全局的高度。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秀水街正經歷著自己的春天。

　　1988年，秀水街商戶每人掏了3000元，建起商亭。1991年，秀水街稅收達到250萬，到2003年，年稅收已經比1991年翻了一番多。與此同時，秀水街的成長就是攤位費和管理費的成長——從一開始不收費到收幾毛錢、幾塊錢、幾百塊，到如今的1780元左右。

　　即將消逝

　　2004年6月，北京新雅盛宏房地產開發公司以“秀水街”名義進行大廈攤位拍賣。與此同時，秀水撤市的消息不脛而走。秀水市場的攤主們憤怒了。秀水市場就像是他們辛辛苦苦養大的孩子。現在這個孩子已經能夠掙錢養他們的時候，卻要跟別人的姓了。

　　“這里的商戶通過合法經營和努力，形成了一個市場。把這樣一個市場拆除，本來就不妥。個體經濟是在鄧小平同志改革開放和實事求是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蔣澤中從1980年代開始研究非公經濟，他認為自己有必要站出來為秀水街說說話。

　　秀水問題的出現并不是一個偶然問題。“最近五年，個體經濟在全國范圍內整體滑坡。從1999年的3000多萬戶下降到2003年的2000多萬戶，從業人員從1999年的6000多萬人下降到2003年的4000多萬人。”蔣澤中說。

　　故事開始于7年之前。這一切與城市改造密不可分。城市現代化似乎不需要攤位散落的街市，而需要整潔亮麗的購物大廈。

　　1997年，有關部門首次提出要求對秀水市場進行徹底改造或選址重建；1998年，北京市公安局提出《關于秀水街服裝批發市場存在重大火險隱患應立即撤消的情況報告》；1999年，有媒體發布消息稱秀水街將“退路進廳”，為的是“貫徹執行市政府的城市市場整治的有關規定”；2003年，秀水街緊鄰的社區內出現三張《北京城市建設項目拆遷公示》，稱：“根據北京市發展計劃委員會及北京市規劃和土地管理部門批準，北京新雅盛宏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擬在朝陽區東大橋路地區進行建設”。這就是今天建起來的秀水街大廈；2004年7月，北京市規劃局、朝陽區市政管委、朝陽區公安消防處、朝陽區外事辦以秀水市場存在的消防、占路、外事、無證等多種隱患和不穩定因素，申請拆除秀水市場。

　　在秀水市場拆遷節節升溫時，攤主也在竭力發出保護秀水的聲音。

　　1999年7月19日，秀水市場舉行第一次專家座談會。專家們闡述了“登長城、吃烤鴨、逛秀水”的文化定位；2003年9月27日，舉行第二次專家座談會；2004年4月10日，秀水市場舉行法律專家研討會。法學泰斗江平、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應松年等8位法學專家到場。專家提出秀水市場品牌“無形資產應予以保護、培育”。

　　在拆與不拆中，秀水度過了7年時間。

　　秀水拆遷的理由主要在兩方面：一是安全隱患；二是知識產權問題。

　　1990年代中期以后，秀水市場已經成為一個響當當的牌子。秀水街的商戶從200多戶一下猛漲到400多戶，連原來是消防井的地方都安插上了攤位。秀水的消防隱患從這里產生，但商戶的入駐都獲得了市場管理者的準許。在四個金色大字“秀水市場”的門面底下，懸掛著一塊“禁止吸煙”的紅色橫幅。經營20多年來，這里沒有發生過火災。這是一個無煙市場，并且至今墨守陳規，早九店晚五點，不開夜市。

　　關于秀水街閉市的第二條理由，秀水街老商戶的代理律師陳小兵說：“對于知識產權問題，有關部門可以通過整頓、罰款、沒收等手段進行治理，完全可以不通過閉市的途徑來解決問題。”

　　但知識產權上的爭論并沒有那么簡單，它使秀水問題上升為一個外交問題。

　　2004年7月，美國駐華大使館公使銜經濟參贊王曉岷接到美國專利商標辦公室官員的郵件，稱秀水街即將召開撤市聽證會，希望王曉岷借此機會提出秀水街的知識產權問題。王曉岷參加了聽證會，但沒有機會發言，于是他給朝陽區政府寫了一封信。當時王曉岷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秀水街具有象征性。這是一個小象征，解決不了大的知識產權問題，但是是一個小目標。”

　　在2004年12月24日到25日召開的商務部工作會議上，商務部部長薄熙來特意提到秀水街問題。商務部有關部門曾經專門召開會議，介紹秀水街情況，指出秀水街的假冒產品技術含量高，假冒卻不偽劣。現在，商務部下定決心要關閉秀水街了，因為這里“侵權力度太大”。薄熙來甚至在談話中提到了秀水街假冒產品的來源：多來自北京周邊，以河北居多；研究表明，有來自動物園、木樨園的中檔產品，也有一些來自南方的高檔產品，但是價廉物美。

　　“就算要治假貨，為什么源頭不堵？制假貨的地方不管，偏偏要關秀水？”老李問道。

　　2004年12月28日晚上6點，秀水市場人散街空。街道上留下飯盒、報紙、塑料袋、飲料瓶等各種垃圾，還沒有人過來清理。

　　老左頭戴紫色線帽，身穿藍色大棉衣，兩手插在袖筒里，仍然守在秀水市場門口。此時他看上去更像一個農民。他朝東邊的貴友大廈望去，那里有一塊電子顯示屏，溫度是零下八度，寒氣逼人。

　　16年來一直矗立在秀水市場門面上方的五星紅旗在寒風里呼呼作響。

　　(本報記者王延春、實習生仝亞娜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