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午,力潤,水皮,韓志國,趙曉,巴曙松,高輝清,鐘偉
從1992年“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系統的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任務和各項手段,我們用了10年時間。
雖然這一等待過于漫長,但我們仍現實而又平靜地接受了“市場經濟”這個來自西
方的名詞。沿著社會主義經濟市場軌道的方向,10年時間,資本的力量在中國諸多方面逐漸頑強生長。
如同中國足球十幾年來備受國人爭議一樣,甫一出世,資本市場背負更多的是矛盾和無奈。最典型的莫過于股權融資作為市場配置資源的一大突破,但變味成了為企業融資提供幾乎沒有成本的渠道,定位為企業脫困改革服務;在上市資源上,這個利于國民經濟市場化配安置資源的資本市場管理沿用的竟然是行政審批和調節,披著行政外衣的資本市場成為中國特色。十多年來,資本中國的藍圖在潑上西方市場的框架和形式的濃彩后,變成了小橋、流水、人家的中國山水。
盡管如此,資本市場和中國經濟的互相印刻和交織前進成為中國十幾年改革開放的一條主線。只是這種聯系略顯尷尬。
1989年到1993年,中國經濟在經過短暫調整和疑惑后,發生重大轉折,掀起了大規模的市場化浪潮,GDP數值在高溫中疾升。當物價指數從1993年的13.2%和1994年的21.7%驚人地回落到1996年的6.5%時,經濟沒有出現大幅的下跌,并保持了10%的增速。在中國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的同時,中國股民卻飽受調控之煎熬,上證指數如同電梯般上上下下起伏不定后,資本市場不幸地實現硬著陸。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隨著非國有經濟的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民間資本不斷壯大,國民經濟結構開始戰略性調整,中國經濟在通縮陰影下奮力攀高。1996年到2002年,伴隨連續6年來的8次降息,直接促成了中國股市第一輪大牛市。
與此同時,國企改制上市步伐加快,上市資源和融資資源源源不斷的從資本市場這個蓄水池中被抽取。上市公司丑聞、基金黑幕和莊家操盤等矛盾在股指上升的同時不斷曝光。終有——2001年吳敬璉與厲以寧、肖灼基、吳曉求、韓志國等五位經濟學家“股市是不是賭市”的大爭論,影響范圍之廣,時間之長,遠遠超出了資本市場本身。
然而,又不幸的是,這次大爭論在不了了之中草草結束,資本市場的行政色彩并沒有因此而淡化。在促進國企改制上市融資,把中國經濟從東南亞金融危機陰影成功拉出后,中國資本市場的深層次矛盾依然故我,難以解決。
在資本中國行進十多年的今天,何以資本市場與宏觀經濟的關系如此尷尬呢?
在凱恩斯看來,宏觀經濟政策要達到的目標一般包括充分就業、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四項。但這四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之間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要保持充分就業,就必須加速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加速,便會導致物價上漲;要控制物價上漲,就要放慢經濟增長,必然導致失業率上升。因此,充分就業、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之間存在著矛盾。四大經濟目標尚且有矛盾,更遑論新興的資本市場。關鍵是要如何調節和平衡各種目標,利于宏觀經濟的最佳效果。
我們不能要求上交所像紐交所那樣現在就有完備發達的市場規則和法冶條款,這就如同我們不能要求中國足球像巴西足球盤帶技術和整體意識一樣,因為這種比較是不現實的。中國資本市場是中國經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強力推進下應運而生的,而西方資本市場在長期自然演進過程中不斷成熟,形成了一整套的商業貫例和以法律為基礎的游戲規則。
現在,如何在保持中國經濟健康增長的同時,重新審視資本市場的定位,完善資本市場的功能,突出資本市場在中國經濟中更重要的地位,是7000萬投資者企盼解決的一道難題。(劉小午)
1990:一個財富游戲的開始
用一句電視劇廣告語來形容資本市場可能再恰當不過——
“如果你愛她,就把她送到股市;如果你恨她,也把她送到股市!”
最能描述當時股市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刺激程度的,莫過于1992年的“8·13”風波。為了認購5億新股,深圳在短短幾天之內,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上百萬人流。由于發行過程中的舞弊行為,導致了人們普遍的抗議,發生騷亂。
以此為原形,1993年,影后潘虹主演電影《股瘋》而一舉奪得“金雞”和“百花”兩項大獎,但是她當時并沒有投身股海。8年后,潘虹主演電影《股啊股》,在片中扮演女大戶,潘虹為體驗生活再次獻身“股市”。
有好事者根據電影的拍攝進度推測,潘虹入市點位恐怕在2000點左右。以目前的1300點位計算,套牢幅度大致在40%左右,這大體是7000萬股民的平均虧損水平。
盡管炒股虧損斷了前程的事例數不勝數,但股市作為新的淘金場所的神奇形象卻被牢牢地樹立了起來。從1992年5月21日上海放開股價開始,中國證券市場就與南方的地產熱潮一起,成為中國新財富時代的象征,大批資金和大批以下海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精英開始進入這個領域,這在極短的時間內大大推動了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
股市真正火起來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梢院饬窟@種發展速度的一個數據是,1992年底,中國證券市場上的上市股票從一年前的14只增加到71只。當年5月21日上海股票交易價格全部放開,由市場引導,結果從21日至23日,股票價格一飛沖天,3天內暴漲570%。
這一天被稱為中國股市真正誕生的一天,換句話說,7000萬人的財富游戲正式開幕了。
從這一天開始,中國改革開放中最大的一架財富機器正式發動,中國股市以其制造財富神話的非凡能力進入普通中國人的生活。畢竟,在此之前,個人財富在一天之內翻番還是聞所未聞之事;而股市的低門檻對于那些急切要改變自己命運的普通中國人來說,更是一個巨大的誘惑;蛟S,許多人還沒有意識到,當他們第一次被諸多暴富故事所吸引的時候,他們的“潘虹”式的悲情一生就此注定。
對于啟動按鈕的人來說,這一天卻一點都不輕松。尉文淵——當時上海證券交易所年輕的總經理是這樣描述他當天的感受的:
“放開股價的意義在于尊重市場,充分利用市場規律調節市場,F在看起來這是個很淺顯的道理,但當時做這件事卻很不容易。我花了很長時間做有關部門的工作,但阻力很大。最后迫不得已,我自主作了全面放開股價的決定,經過幾個步驟,到1992年5月21日實現了全部放開。”
當時的尉文淵可能沒有意識到在他啟動按鈕的剎那間的歷史意味----中國最大也是當時相對保守的工業城市----上海已經打開了中國資本市場之門,他成為接近這扇門最近的中國人。
我們無從考查尉的資本市場之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打開的這扇財富之門,一旦開啟,就再難合上。這不僅會影響到他自己的一生,而且會深刻而久遠的影響中國各個層面:他改變了中國股市的命運、7000萬游戲者的命運甚至是中國經濟的命運。
1993經濟過熱:海南樓市泡沫破滅之痛
“如果你沒有見過一個開發商承認自己的產品滯銷降價,那你就不能指望哪怕一個開發商同意泡沫論。這種情形讓我想起十余年前,北海和海南土地泡沫將要破滅的時候,開發商自己或請人拼命鼓吹土地升值最起勁兒的時候!”
作為一個親歷過上世紀90年代末海南房地產泡沫全過程,近年一直關注宏觀經濟和房地產市場的經濟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研究員易憲容來說,上海和北京房地產現在不是有沒有泡沫的問題,而是泡沫何時破滅的問題!而10年前海南房地產硬著陸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中國房地產市場本身諸多環節就充滿了泡沫,營銷手法與坐莊操盤思維一脈相承。贏利模式的核心就是用價值泡沫膨化市場價格——商品價值虛增,開發商操縱市場供需關系信息,擾亂市場價格信號,大眾傳播屏蔽信息真相等等。而這些泡沫也是成本,終將要有人買單。泡沫將要破裂的一霎,就是開發商把泡沫成本盡量嫁禍給千萬喂富了他們的消費者的關鍵一役。
——大量假按揭的開發商最先現金鏈斷裂,被迫平倉,地區市場價格從此拉出陰線;
——熱錢逃跑,樓花砸在小炒家手里;
——爛尾樓大量出現,三角債、買賣合同糾紛大量浮出水面,一批相關企業停工,失業增加;
——低價房涌向二手市場,存量房屋資產全線貶值,媒體分類廣告空前繁榮,大版面開盤廣告空前稀少……
這就是海南房地產硬著陸之痛,痛至今日未消。1993年房地產泡沫破滅后,不但使內地許多房地產企業的資金被“套牢”,而且使海南原本就短缺的資金大量沉淀在房地產上,銀行呆賬、壞賬高達70%。
房地產泡沫給海南留下了500多萬平方米的空置商品房,報建面積1600多萬平方米的“半拉子”工程以及800多億元積壓資金。如何處置積壓房地產,是海南加快發展無法逾越的巨大障礙,也是幾屆政府任期的頭等大事。
隨后,海南經濟進入低迷。1997年,海南的GDP總量僅占全國的0.73%,并一直下降到1998的0.53%,回到建省前水平。經過多年努力,海南省政府稱已經處理了80%的爛尾樓。
置地花園位于?诰哂小笆镆瑝糸L廊”之稱的濱海大道與明珠路的交匯處,處于?诮鹳Q區商圈的顯赫地段。占地近100畝,建筑面積約20多萬平方米。但與置地花園的火熱有些不協調的是,它已經售完的二期工程的旁邊則是某花園廣場的半拉子工程。早在1990年,這個樓就開始聳立在這里,雖然經過將近十年的風吹雨打,它依然筋骨強健。只是外露的水泥墻面已經非常斑駁,更有幾許青苔爬上了樓盤,讓這個同樣是二十幾層高的建筑好似久經風霜的老人。
而如今,在海南的?、三亞,凡是瀕臨大海的許多繁華地段,越來越多地出現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一邊是正在處置或未曾處置的爛尾樓,一邊是已經出售或正在出售的新樓盤。
截至2004年第一季度,三亞正在發售或在建的房地產項目有44個,售出的商品房中,海景房盡管價格節節攀高,但是一直非常走俏,且時常出現“缺貨”現象。
如今,一幢幢高樓和別墅在棄置的爛尾樓旁拔地而起,著實令十年前失手于海南的地產商們唏噓不已。
1996:“籠中虎”真的變成“紙老虎”嗎?
都是索羅斯惹的禍,一場亞洲金融危機引發了中國長達6年的降息政策。
1996年,當中國正在慶賀“軟著陸”的成功,享受“高增長、低通脹”帶來的良機時,市場發生了兩個令人矚目的變化。一個是1997年下半年突然降臨的亞洲金融風暴;一個是國內供求總量的結構性變化,生產相對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已經靜悄悄地走到我們面前。這使得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從1996年4月到2002年2月,在不到6年的時間里,人民幣已經降了8次利息。一年期的存款利率,已經從原來的10.98%降到了1.98%,活期利率更是從3.15%降到了只有0.72%。多次大規模降息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給儲蓄“消腫”,從而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帶動經濟增長,走出亞洲金融危機陰影。
但事與愿違。2003年前九個月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首次突破10萬億元,達到10.1萬億元,幾乎與GDP比肩。居民儲蓄居高不下,資金長期沉淀在銀行,達不到“雞生蛋,蛋生雞”的經濟良性循環的目的。
10萬億的籠中虎為何變成了一只紙老虎了呢?
記得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國家也降過一次利息。正值出現通貨澎脹,掀起了遍及全國的搶購風潮:老百姓一家搶購三臺電視,買上夠吃兩年的大米存著的情況比比皆是。那時侯老百姓手頭的鈔票可是比現在要少多了,但愣是掀起了搶購風潮,搶購得什么東西都緊缺,都走俏。政府部門一看這架勢都傻眼了,驚呼“老虎(儲蓄)出籠了”,并大聲疾呼要把利率漲回去,以平抑搶購風潮。
80年代那次降息時,改革開放雖然已經開始,但很多與老百姓切身利益有關的基本保障制度還是沒有改變。比如,住房仍然是由單位搞實物分配,生病住院也是先到單位領張支票交住院費,孩子入托問題也可以在單位的幼兒園解決。
所以一旦降息,錢不值錢,老百姓就趕緊買東西,沒準兒去晚了還漲價呢!
1996年降息——此一時,彼一時也!
隨著市場化進程加快,實物分房取消了,醫療改革了,子女上學還要花錢。要是單位不景氣,破產下崗都是可能的事情。當舊有的保障制度被打破了,而新的保障制度還沒有完善起來前,攢錢存款,握緊了錢袋子過日子,就成為老百姓的現實選擇。除非老百姓更有錢,除非各種社會保障制度更健全,“籠中虎”才能不變成“紙老虎”,真正下山了!
1999:再次“驅虎出籠”
6月10日,央行公布了大幅度全面降息的決定。這是央行自1996年5月1日以來7 次降息中最大的一次,也可以說是對市場影響最大的一次。
央行負責人強調,此次降息有利于推動居民調整金融資產結構,推動國債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本次降息,有兩個重要特點:第一是存款利率下調幅度大于貸款利率,使金融機構存貸款利差在前幾次利率調整后明顯縮小的情況下有所恢復;第二是賦予了降息更多的意義,包括促進居民消費、提高企業投資積極性、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等。
但是,想通過降息來引出居民儲蓄這只“籠中虎”參與消費的效果目前還不明顯。到年底,居民儲蓄余額突破6萬億元。一方面由于我國物價持續走低,降息后, 儲蓄的實際利率仍然很高;另一方面,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養老、醫療、教育儲蓄仍然占有較大比重,這也制約了即時消費的增加。
“籠中虎”并非“紙老虎”!只有在居民儲蓄存款主要表現為資本性質的“投資”儲蓄時,“驅虎出籠”才可能取得效果。只有在既有合適的商品吸引力,又有充足的收入驅動力和靈活的選擇形式,以及適宜的市場和政策壓力下,這只“籠中虎”才會出籠。
資本市場硬著陸
從1993年到1996年,經過一系列令人難忘的調控后,除去高燒不止的海南房地產熱硬著陸,我國經濟大體上避免了重蹈歷史上經濟“大起大落”的覆轍,成功實現軟著陸。
在中國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的同時,中國股民卻飽受調控之煎熬。上證指數如同電梯般上上下下起伏不定后,不幸地實現了硬著陸。
——1993年2月16日,上海老八股宣布擴容,上證指數從1558.95點一直下跌到1994年7月29日的最低325.89點,跌幅達79.10%。
——1994年7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證監會與國務院有關部門共商穩定和發展股票市場的措施,昭示1993年上半年熊市后管理層的堅定信心,引起八月狂潮,俗稱“三大政策”。上證指數從當日收盤的333.92點,漲至1994年9月13日的1052.94點,漲幅達215.33%。
——1996年1月22日,上證指數最低至514.16點,此時民間認為宏觀調控即將結束,資本市場不得已硬著陸。
2000基金黑幕
年少之時,寧愿和三五狐朋狗友聚會,也不十分愿意和女生約會。原因在于和男孩在一起可以大呼小叫、百無禁忌;要是和女孩在一起,那可復雜得多了,舉手投足都要三思而后行。
記得還有首歌詞是:“女孩的心事你別猜,猜來猜去你也猜不中!睉賽廴缤垂桑f如同苦苦追求一個漂亮女孩。莊家的心事你別猜,因為莊家不會輕易讓投資者猜中他的心事,結果只能是猜來猜去也猜不中。莊家與漂亮的女孩一樣,從來不會告訴你的對與錯。所謂的種種跟莊絕招兒,也都是建立在打啞謎基礎上的。只要在金錢、時間和感情付出后,歷經種種挫折,才能略懂莊家的心事。
2000年初,某雜志以“基金黑幕”為封面,報道了上海證交所研究人員的一份調研報告。用專業的術語來講,是對當時基金公司操作行為的描述,這些行為涉及諸如對敲、倒倉、分倉等莊家行為。這一報道一石激起千層浪,以博時為首的十大基金公司發表聲明表示堅決不能接受對基金行業的全盤否定。管理層更是有人把基金比做3歲的小孩,拉屎撒尿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而后,10月19日出版的《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時報》又發表了該雜志的聲明。該刊認為,公眾有權知曉相關新聞包括事實與數據,進而自己做出判斷。該刊愿維護證券市場的“公開、公正、公平”。
基金黑幕現在在中國股市已經成為一個專用名詞,但又是一個有爭議的名詞。爭議的關鍵在于,即使在市道良好的局面下,基金黑幕中的做莊和現今價值投資到底有沒有質的區別?
作為中國資本市場的主要力量,基金的角色越來越尷尬:在第一輪牛市中,基金開始大面積挖掘高新技術股,并把這種影響延續到了2000年。1999年和2000年基金推出的高比例分紅吸引了眾多追求穩定收益的投資者,也使基金業自身的發展達到了一個高潮。但2001年,先是“基金黑幕”把大量的基金違規行為曝光,緊接著幾家基金公司在“銀廣夏”、“東方電子”和“數碼測繪”上折戟沉沙,使基金凈值大幅縮水,投資者信心第一次受到基金的傷害。2002年,隨著市值配售政策的推行,基金的特權被取消,戰勝市場也就無從談起。
如果要從歷史的眼光來剖析“基金黑幕”,它掀開了中國資本市場打擊“假冒偽劣”的新篇章。正如吳敬璉所言:“可怕在什么地方?就是違規現象變成了公開的秘密。為什么沒有得到治理?——有法不依!”后來人總結,這次風波不啻是媒體和民間向基金放了第一炮,無疑,這個炮火將在證券市場走向規范化、透明化的進程中留下一抹重彩。
人性和股性
搞社會學的必須懂“人性”,搞股票投資的必須懂得“股性”。股票市場的許多特點,是人性弱點折射出來的結果,兩者有依存性!耙獞饎俟墒斜仨毷紫葢饎僮约骸,說的是戰勝自己人性中的弱點。
人性的弱點之中,賭性是一個重要方面。所謂預期,也可以叫做“賭”。空頭是賭股市下跌,用融券放空來賺錢;多頭是賭股市上升,用透支加大買入股票。人性的弱點除了賭性以外,還有貪婪和恐懼,這些人性的弱點是與生俱來的。當然也不是人人生來俱貪婪。人的情緒變化沿著樂觀至悲觀,又從悲觀而樂觀地循環著。如果沒有人性的弱點,金融游戲就不會有如此魅力。貪婪和恐懼是一對矛盾,相互為伴,又相互轉化。
記得在這一輪牛市中(1996年~2002年),一位七旬老人以16元/股買了“深發展”。股市升溫,“深發展”更是步步領漲。等股價漲到60元/股時,老太太翻來復去睡不著覺,覺得自己經歷了新舊社會,這股票也太邪門,天下哪有這么好賺的生意,竟然翻倍地往上漲。她再也睡不著覺,半夜把兒子叫醒,叫他明天非把股票賣掉不可。兒子滿口答應,但并沒有幫她賣掉。不幸的是“深發展”一路漲到80多元就回頭了,一直無人接手,股價按每天5%的速度下滑,老太太損失了大部分利潤,追悔莫及。在整個投資過程中,老太太的喜怒哀樂折射出股價的起伏,K線圖生動地描繪了她的人性。
股性反應了人性,股性依人性去演繹,因此股市充滿著貪婪、恐懼和賭性。武斷地說,十幾年來進入股市的大部分中小投資人并未了解這一點,沒有戰勝自己,遑論戰勝莊家??
基金黑幕緣何沒完沒了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世貿大樓在兩架飛機的前后撞擊下轟然倒下,“9·11”成為全世界的反恐代名詞;當日在大洋此岸,中國第一家開放式基金華安創新基金粉墨登場,如果算上前一天公布獲準成立的南方穩健成長基金,華安和南方一北一南兩家基金同時拉開了開放式基金的新黑幕。
開放式基金凈值下降,回贖壓力就加大,要在漲時超過大盤,跌時緩于大盤,投資品種的選擇當然重要,大勢的判斷尤其重要,基金公司的研發力量怎么樣呢?從“中國基金經理報告”來看,開放式基金已經成為市場操作的逆向指標,能看清大勢的很少。因此,同樣的公司,同樣的研發,不可能做出導致封閉式基金和開放式基金不同操作的建議。另外是基金規模和持倉比例。與封閉式相比,開放式的規模忽大忽小,大的能到130億元,小的卻只有5億元,不管是大是小,他們在建倉上的倉促都是市場不可理解的,不管什么時間發行完畢,建倉都會成為他們的當務之急。他們建的是什么倉?又為什么不擇時機?
業績是可以做出來的。封閉式基金可以高位接開放式基金的倉位,幫助開放式基金變現,后發行的開放式基金可以高位接先發行基金的倉位,幫助老基金變現。沒有人會把這當做黑幕,因為利益輸送在基金業是一條潛規則。證監會基金部的副主任洪磊當年任嘉實基金的經理,因為不愿在30多元高位接億安科技的倉位,不但被趕出公司,而且被剝奪了執業資格,如果不是高層欽點,根本不可能重返業界,而且還成為基金監管的“執刑人”!昂槔谑录卑l生時,開放式基金還沒有面世,但是“傳統”是有傳承的,于今尤烈而已。
2001大辯論:到底誰說了算
資本市場一向不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而是經濟學家的情緒表。這種觀點在2001年的股市大討論中被體現得淋漓盡致。
2000年底,在《南方周末》,吳敬璉為《基金黑幕》說了話,說股市黑的不能再黑。2001年1月13日,吳在中央電視臺《對話》欄目中接受采訪。采訪內容后被傳媒概括為:中國股市像賭場,全民炒股不正常,中國股市市盈率太高。
吳敬璉成了唱空的代表。吳先生惹惱了多方。
2月8日,新華網發表《風物長宜放眼量》的文章,以規范的新華文體滴水不漏地給股市打氣。2月9日,三大證券報均在頭版刊登。當日股市轉綠為紅。
大家都在猜測此文的來頭。
有人在挑此文的發稿程序毛病:新華社國內部發稿中心證實,2月8日,新華社并沒有發此文;新華網與作為國家通訊社的新華社不可相提并論。
2月11日,號稱股市多派的夢之隊出場了。厲以寧、蕭灼基、吳曉求、韓志國等五將出馬,引得記者把會場圍得水泄不通。
厲以寧號稱“厲股份”,曾主持起草《公司法》和《證券法》。據說,厲以寧與吳敬璉在學術上一直有分歧,各走各的道?陀^地說,在2月11日的研討會上,厲以寧的發言并無硬傷,他的說法言之有理。但在特定的會場氣氛中,在大家的共振中,一些言辭就走了味。比如抓住吳敬璉的個別詞句上綱上線,比如指責吳敬璉情緒化、不專業、用道德而不是經濟學判斷等等。“我比吳敬璉更有資格談論股市!”這句標準的韓志國式評論在當時引起轟動。
股市發展了10年,關于股市的爭論又重新出現,這既是一件奇怪的事,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如果說在初期很多激烈的爭吵多數是屬于理論上的,那么現在的爭論更多的應該屬于管理上和利益調整上的沖突。
這次爭論的焦點主題是規范和發展的矛盾,基金黑幕、莊家黑幕之類的丑聞成為這次大討論的直接導火索。另一種說法是,導致這場爭論的原因很可能同新股發行的額度管理指標控制的政策終結有關,額度指標的管理方法實際代表的是現行管理體制的利益分配。在這個政策主導的市場中,自然很難會有不同的質疑聲音發出,而一旦這種政策退出,就不會有多大的阻力來限制這種質疑了。換個角度說,當既得利益者在利用股市的發展實現了他們的利益后,談論規范就不會引起反感了。
盡管這場爭論對于資本市場矛盾的解決效果甚少,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但所幸的是,中國股市終于害羞的從莊家的屏幕后,被經濟學家們堂而皇之的推上前臺,赤裸裸地暴露在諸人眼皮下。從此,規范和透明成為股市的主基調。
正因為此,今天,老百姓要問一問,我拿的股票是不是貨真價實的;上市公司老總們在做業績報表時,對外披露重大事項時,會多問一句,是否符合相關規定;而相關管理層更深刻地認識到,資本市場的影響力,絕不在于它在整個金融市場的整個容量,也不在于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不相稱的比例,而是已經遠遠超出經濟范籌。
走出市盈率的陷阱
2001年1月13日,吳敬璉教授在中金公司舉行的一個記者見面會上,再次對我國股市的市盈率狀況提出了批評。他認為,中國股市目前的平均市盈率已高達60到80倍,沒有哪個國家的經濟能長期支持這么高的市盈率。因此,他對虛火過旺的股市表示了擔憂。
用靜態的、一成不變的觀點和方法來為股市的市盈率設定標準。在對股票市場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以及對股市市盈率的分析和把握上,與國內外的經濟現實與股市現實發生了很大的偏離。
這里,顯然有三個問題需要研究:
其一,吳敬璉教授對股市“泡沫”批評最多的是在1994年和1995年,而這兩年的滬深兩市的股價指數和市盈率狀況是:1994年,滬深兩市的綜合指數分別為647.87點和140.63點,市盈率分別為23.45倍和10.28倍;1995年,滬深兩市的綜合指數分別為555.29點和113.25點,市盈率分別為15.70倍和9.46倍。在這以后,滬深兩市的股價指數一路攀升,1996年滬市為917.01點,市盈率為31.32倍,深市為327.34點,市盈率為35.42倍;1997年,滬市為1194.10點,市盈率為39.86倍,深市為381.29點,市盈率為41.24倍;2000年,滬市為2073.48點,市盈率為58.22倍,深市為635.73點,市盈率為56.03倍。在股市跌入大熊市時,吳敬璉教授認為市盈率太高了,但到了1999年6月15日滬市已經達到1427.71點時,《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卻認為這種上漲是“恢復性的”,那么到底是市場錯了、政府錯了還是吳敬璉教授對股市的認識錯了﹖
其二,吳敬璉教授以美國為例,認為15倍的市盈率是正常水平,連20倍的市盈率都是太高了,可現實是,在吳敬璉教授發表上述言論之后,紐約道·瓊斯股價指數也開始啟動并強勁上漲,1995年達到5117.12點,市盈率達到35.30倍,1999年達到11497.12點,并且已連續兩年站穩在10000點以上,市盈率也在1998年達到37.20倍。這又說明了什么呢﹖是美國股市錯了呢,還是吳敬璉教授設定的標準錯了﹖
其三,吳敬璉教授以東京證券交易所為例,指出了“泡沫”沖擊的后果。的確,在80年代中后期,東京證券交易所的股價暴漲,最高的一天市盈率曾達到92.28倍1987年10月14日,進入90年代以后,由于經濟下滑,股市開始回落,1992年的市盈率為36.70倍。但從1993年開始,東京股市又開始大幅上漲,其市盈率在1993年達到64.90倍,以后,一直維持在80倍左右的水平,雖然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市盈率曾一度降至37.60倍,但到了1998年,又突破100倍大關,達到103.10倍。在長達10年的時間里,東京股市的平均市盈率高出了吳敬璉教授所認為的合理市盈率水平4~5倍多,難道是因為日本經濟現在還是“泡沫經濟”抑或具有100多年歷史的東京證券交易所還不夠“成熟”﹖把以上三個方面的問題綜合起來分析,我們冒昧地認為,吳敬璉教授是用靜態的、一成不變的觀點和方法來為股市的市盈率設定標準,在對股票市場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以及對股市市盈率的分析和把握上出現了不小的偏差,與國內外的經濟現實與股市現實發生了很大的偏離。
需要指出,我們對市盈率問題所作的上述分析,并不是為了論證目前我國滬深股市的市盈率偏低從而誘使人們進一步人市來拉抬股價,相反,我們認為,我國股市現在正面臨著巨大的風險。拋開滬、深股市中的一些聯手操縱股價的情況不說,就總體而言,這種風險主要不是來自于股價指數和股票價格,而是來自于因體制缺陷、機制缺陷、結構缺陷、功能缺陷和規則缺陷并存和復合作用而導致的系統的制度風險。市場上長期存在的行政的力量太強、市場的力量太弱、信息的披露太灰和監管的取向太亂的狀況使得我國股市中累積了大量的、一時難以解決的矛盾,而一旦這些矛盾爆發出來,就將對股市發展造成巨大沖擊,并且將會給市場的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帶來巨大風險。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我國股票市場的市場化、規范化和國際化的改革取向上,放在我國股票市場資源配置機制和功能的建立和完善上,比單純地關注股價指數和市盈率更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也更有利于對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的保護。(本文系韓志國在當時大辯論中所作的四篇文章之一,由韓志國提供給本報記者)
韓志國其人
韓志國的成名與2001年的“五大經濟學家舌戰吳敬璉”有很大關系。這次懇談會就由韓志國發起,表面上是說“厲以寧率四大經濟學家舌戰吳敬璉”,實際上幕后組織者是韓志國。韓可謂股票市場情結最深的經濟學家。韓志國講話,極富想像氣質和夸張味道!爸袊墒性跊Q策者的視野中越來越變得可有可無。有人甚至形容說,有7000多萬股民參與的偌大證券市場,在決策者眼中的重要性還不如淮河大堤上裂開的一道縫!
之后,韓志國在《上海證券報》上發表萬言書:《全流通——決定中國股市命運的制度性跨越》。這篇文章據說有點爆炸性,甚至引發了人們的廣泛猜想,產生了新股發行全流通的謠言,弄到要證監會出來辟謠。
吳敬璉回應“市盈率”質疑
2000年7~8月份,上證綜合指數越過2000點,市盈率達到60倍左右。不少經濟學家和業內人士都為過高的市盈率擔心。例如,新華社《上市公司研究》周刊在上證指數越過2000點以后,組織系列文章討論市盈率居高不下的危險性。
所謂市盈率P/E,是指股票市價與每股收益之比,其經濟含義是:按照公司當前的經營狀況,投資者通過取得紅利要用多少年才能收回自己的投資。在投資者眼中,50倍的市盈率意味著要用50年才能從回報中收回投資。因此,市盈率常常被看作一個公司的股價是否虛升的標志。不過,因為市盈率依據的是過去的盈利率,而判斷股價是否過高,還要看它是否反映公司的基本面,即未來的盈利能力。所以,市盈率要和公司的成長性亦即未來的營業表現結合在一起,才能反映考評股票的投資價值。如果上市公司的成長性很好,市盈率高一些并不足為慮。但平均而言,我國上市公司的成長性不良,甚至回報每況愈下,因此很難支撐這么高的市盈率。
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平均市盈率一般保持在不高于20倍的水平上。以美國為例,除互聯網泡沫時代市盈率畸高外,傳統產業從未超過20倍!绊n國70年代經濟增長率在14%以上,市盈率一般為20倍,僅有兩次達到30倍,且持續時間很短,只有1~2個月的時間。東南亞國家一般為10~20倍。香港近十幾年股市平均市盈率在20倍以內!比毡臼歉呤杏实奶乩,但是它的股災給經濟帶來的破壞之深之久恰好是市盈率過高導致災難的明證。日本在泡沫經濟年代曾經保持60倍的市盈率,但是由此導致了1990年的大崩盤,從此一蹶不振,至今10年過去,仍然未見復蘇的跡象。
如果從經濟學上分析,金融市場是一個不完全市場,那里“不存在一個具有帕累托效率的均衡點,而是在某一區域內的任何一點都能達到供求均衡。在這種市場上,價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買者和賣者對于未來價格的預期。而且,這種預期有一種‘自我維持’或‘自我實現’的性質。這就是說,當一種商品不論是實物商品還是金融商品價格發生波動時,價格越是上漲,就有越多的人由于價格上漲的預期而入市搶購,而搶購又會使價格進一步上漲和預期增強。因此,只要有足夠的人入市購買,在源源不斷的貨幣流入的支撐之下,很快就會出現市價飚升的‘大牛市’。但是,經濟氣泡是不可能一直膨脹下去的。在過高的價位上,一旦市價止升回跌,很快又會出現下行的正反饋震蕩,導致市場‘崩盤’!
當我對這些問題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之后,從1993年起,便在自己擔任主編的《改革》雜志上,陸續發表了一批提醒人們注意股災的文章,其中有陸向謙博士、朱紹文教授等的論說,也摘發了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所著《金融狂熱簡史》。多年來,我不斷地重提歷史上那些慘痛的教訓,目的是希望人們能夠以史為鑒。
我還指出,在我國目前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軌的“歷史階段上特別容易出現過度投機和經濟泡沫,一個重要原因是國有企業產權不明晰和‘所有者缺位’。這種情況使企業領導人和證券業務的操作人員行為失當。證券業務的一線操作人員往往傾向于從事高風險的投機活動,原因在于他們不是所有者,在盈余時能夠得到提成的獎勵,卻不承擔虧損的賠償責任,因此,對他們來說,風險和收益是不對稱的。這種不對稱性促使他們傾向于用政府或企業的公款進行豪賭。聯手炒作、‘造勢’、‘作局’坑害投資者,也就成為一些人慣用的手法。”
我們必須提高警惕,防止泡沫的發生。而一旦發生泡沫以后,我主張“平穩地放掉泡沫中的空氣”,“加大‘泡沫’里的物質濃度”;而不贊成有人建議的再繼續向股市注入貨幣的觀點因為那樣做最終只會重新把泡沫吹起。可惜,1994年和1999年兩次滬深兩市平均市盈率降到合適的水平,相當一部分股票已經具有投資價值時,卻因當局采取措施托市而功虧一簣。
在“氣泡”已經被吹起以后,最好的辦法當然是在市盈率算式的分母上做文章即強化上市公司內部改革增強其盈利能力使股票市盈率回到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以免誤入圈套的中小投資者蒙受太大的損失。然而這是一件十分艱巨的事情,很難在短期內見效。不過無論如何,不能采取飲鴆止渴的辦法,吹起“氣泡”,因為“氣泡”吹得愈大,爆破時的損失就愈慘重。(本文系吳敬璉先生針對大辯論中市盈率質疑所作的回應文章)
2002:唱多中國經濟與唱空中國股市
“紅色星期一”驚現
在停止國有股減持這一重大利好政策的強刺激下,2002年6月24日,滬深兩市一改長期的低迷,迎來了一個井噴式的“紅色星期一”!
24日兩市成交量近898億元,超過了被股民們至今津津樂道的“5·19”行情時的800億元的單日成交總量;兩市各股漲停板超過500家;兩市沒有一家下跌的股票。而創造這一紀錄的直接原因就是停止減持國有股。
回顧歷次國有股減持,都對股市產生重大影響。2001年6月13日,國務院發布了《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消息出臺后,從1996年開始的牛市宣告終結,股市開始由牛市轉為熊市。2001年10月22日,中國證監會宣布停止執行《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股市“立竿見影”,走出一波反彈行情。
不過,經歷了狂熱的“6·24”后,國有股減持叫停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我國股市的體制性問題。從2002年6月底至當年年底,大盤從最高點1749點,跌破1400點,最低至1376點,跌幅超過350點,股票市值跌去了1萬億元。
中國股市應當直面危機
2001年6月以來的中國股市,進入了一個空前的大熊市。盡管國民經濟的整體走勢依然十分強勁,但股市就像一只斷了線的風箏,狂瀉不止。雖然管理層為扭轉股市頹勢而出臺了一個又一個的救市措施,但股市對這些措施卻似乎置之不理,依然固我地循著熊市的軌跡而繼續前行。
這一切在提示著我們:中國股市的內在機理已經發生了嚴重障礙,如果對這些問題不進行研究并采取恰當的措施加以解決,中國股市的狀況就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并有可能逐漸滑入長期大熊市,且會反過來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產生巨大的拖累作用。這并不是聳人聽聞,日本股市在近十多年來的狀況就是前車之鑒,使我們不能不對股市的發展前景感到深深的憂慮。換句話說,面對大熊市的發展趨勢,中國股市必須直面危機。
指數暴跌而矛盾依舊。中國股市是在一種極為特殊的情況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新興+轉軌的現實就使得股市中充滿了在一般新興市場中所不曾有過的特殊矛盾和問題,并且使得解決這種矛盾和問題的難度也在成倍增長。中國股市自誕生以來,已經歷了幾次重大的牛熊交替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卻沒有很好地利用牛市本身所具有的能夠化解矛盾的特點而去主動地解決矛盾和問題,相反,牛市的來臨卻往往被認為是加快上市與加速集資的好機會,從而使我們失去了一輪又一輪的解決非流通股等重大矛盾的大好時機,并且使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的難度越來越大,時間也越拖越長。
決策機制存在重大制度缺陷。2001年6月開始實施的國有股減持成了市場下跌的導火索與助推器,股市市值的實際損失已接近50%,但最后減持卻草草收場。決策失誤,實為股市難以承受之重。在我們已經建立了市場并且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市場機制的情況下,行政權力與行政機制卻在對市場與市場運行進行干預和滲透。在我看來,市場的力量與行政的力量對抗,市場的力量抵御不過行政的力量,這是現階段中國股市發展中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不解決,市場化進程的完成與市場的有序發展就都是不可能的。
市場的資金鏈隨時有斷裂的危險。2002年市值配售的推行導致股票一級市場資金的全面撤離,使二級市場的資金蓄水池發生干涸;熊市的負財富效應使居民的入市意愿大幅減退,市場的后續資金已明顯不足;券商50%以上不良資產的存在與經營上大面積虧損的疊加效應以及基金市值的普遍打折與基金公司的上百億虧空,都使中國股市在資金面上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形勢和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 (韓志國)
中國資本市場之“改朝換代”
周氏監管市場之“改朝換代”
說起周小川,中國的6000萬股民最直接的印象即是:小川不鳴則已,一言而興市。
2002年2月,擁有清華大學博士學位的周小川成為證監會第一任主席,不由得讓人對資本市場改革產生幾許期待。
周小川是“文革”后中國培養的最早的幾批博士之一。外界評論,同早前多位主席比較,小川主席有著深厚的理論功底,明顯屬于新一代思維的監管者。他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任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他的兩篇論文《企業與銀行關系的重建》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與政策建議》分別獲得過1994年和1997年度的“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這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榮譽之一。
此前中國證監會有過三任主席,他們分別是劉鴻儒、周道炯和周正慶。周小川和前任的共同點是任前都位列央行副行長職位,區別是前任都是到點兒退休,而周小川則是既進中共中央委員會又進國務院行政序列成為“內閣”成員,雖然證監會主席和央行行長都屬正部級,但是彼部級是事業單位不須人大批準,而此部級卻必須經人大同意才能上崗。
周小川的職務變遷至少說明,中國證券市場的不斷壯大和發展已經在整個國民經濟的體系中占據了越來越重的分量。周小川出任證監會主席前,中國證監會才是副部級單位,周小川到任后,證監會升格為正部級單位,兩年后周又成為證監會誕生的首位央行行長。
2001年,在周小川領導下,中國證監會出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使中國的證券市場在深化改革、加強監管和規范化建設方面前進了一大步。周小川本人也因此被美國《商業周刊》評為當年的“亞洲之星”。被業內稱之為周氏監管。
從2000年2月24日履新到2002年12月30日調任央行行長,周氏監管給中國資本市場帶來深刻的影響。2002年12月20日,在中國證監會召開的機關和在京單位處以上領導干部大會上,時任證監會主席的周小川特別強調提出了貫徹“十六大”“四個要有”的要求,即“發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開放要有新局面,各項工作要有新舉措”。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周小川銳意改革的思路。
周小川提出了“市場能解決的問題交給市場解決”和“新興+軌跡”的著名論斷,表現了管理層要和過去告別的膽量和勇氣,中國股市的政策效應開始遞減。周任期內,中國證券市場經歷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兩年,也是中國證券市場在發展中規范監管成為重點的兩年。兩年中間,經歷了“5·19”、國有股減持、打擊莊家操縱股價和機構投資者迅速壯大和中國B股市場的開放的風風雨雨。
低調尚福林
相較于周小川的“開放”,尚福林給人的感覺則是“謎”一樣,在過去的報道中很少有提及。盡管他1982年就進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工作,先后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等職位。
2002年股指跌至近3年來的最低點位。 在一個誰都對中國股市評頭論足的時刻,尚福林出任中國證監會主席。新主席如何破題監管中國股市,成了投資者關注的焦點。
就在市場還在不斷猜測尚福林會怎么燒他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時,這位新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已經悄然開始了他對中國證券市場的“親身體驗”。
與當初周小川新政比較,尚福林從中國農業銀行行長之位離任,到證監會上任后的一個月內,未就證券市場的政策動態發表任何言論,股票市場幾乎陷入“政策真空期”。這愈發使得各路媒體對尚福林行蹤都格外敏感,冀望盡早嗅出未來幾年證券市場究竟是何種“政策導向”。2003年,證監會“掌門人”尚福林履新整一年,就遭遇了上任后比SARS還嚴重的挑戰。2004年1月2日,證監會與深圳市政府聯合發出公告,宣布對南方證券行政接管。
這是中國首次對“問題”券商采取行政接管舉措,而南方證券又是中國設立較早、規模較大的證券公司,其問題之嚴重及市場影響力之大,遠甚此前破產的新華證券之流。如此迅速和果決的接管行動,出乎證券市場人士意料,一年來被外界暗稱為“無為”的尚福林此次沒有手下留情。
事實上,證券市場很多人士并不贊同“無為”的定義,他們更認同尚福林的言行像“綿里藏針”。無論是低調完成發行審核制度改革,不動聲色地對證監會高層官員完成人事調整;還是因悄無聲息的整肅而陷于“膏肓”的券商,尚福林上任的第一年,都在以區別于前四任證監會主席的作風,影響著整個證券監管體系。
上任伊始,尚福林強調,今后監管必須堅持證券期貨市場規范與發展的統一;堅持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與市場的承受程度的統一;堅持監管職能和監管方式適應市場發展的要求。這意味著證監會將由過去暴風驟雨式的監管,過渡到平和式的監管,證監會將致力于制度建設的監管方式,使市場能夠休養生息。這是監管思路的一種根本性改變。
經歷了周小川時代充滿激情、理想主義但又歷盡挫折的監管時代,讓人們絕對不能忘記的是,尚福林的穩妥和現實催生了“國九條”,有了這一尚方寶劍,證券市場改革和發展在諸多利益博弈格局中可能更為順利。
告訴你一個中國經濟真實增長的故事
老虎在如小貓般大時是無人過問的。不過,當小貓逐漸成長,并現出“虎”相時,人們就會議論紛紛:它究竟是貓是虎?是真老虎還是假老虎?
這正是中國所遭遇的一段經歷。中國經濟從崩潰的邊緣通過改革開放而新生,并在世界上日益崛起。當它如此快速地成長時,目迷五色的世人難免要問:中國經濟的情況如何?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真實還是迷幻?
近幾年來,亞洲遭遇了兩次重大挫折,一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這使得東亞從散落的珍珠成為蒙塵的珍珠。二是2001年全球經濟陷入“增長性衰退”,日本、新加坡、中國香港等經濟體度日維艱。在此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長并非獨善其身,也陷入了“七上八下”的怪圈,但和全球經濟的肅殺之氣相比,就有些卓爾不群,中國也越來越成為周邊國家可信賴的支柱之一。
于是,奇怪的事情出現了。那就是西方主流媒體和經濟學大腕們開始對中國經濟增長表示高度質疑,甚至到了“流行性質疑”的地步。最早有“國際經濟烏鴉”之稱的克魯格曼教授稱,看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就像看一部科幻小說,中國經濟數據,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號體系。
假如唱衰中國經濟增長的論點能夠成立,還有一點也是可以肯定的:世界必將重新評估中國,并調整包括對華投資在內的許多決策。原因十分簡單,中國實際經濟增長為負,隨時可能崩潰,國際資本誰還敢向中國投資呢?如果國際資本都棄中國而去,中國經濟便有可能進入預言“自動實現”self enforcing的怪圈:因烏鴉嘴的出現而導致了災難,因災難的發生而應驗了烏鴉嘴。到頭來,人們將搞不清是中國經濟增長有問題而出事,還是因為有人喊中國經濟有問題而使得中國經濟出了事。
我們的推測,所謂中國經濟在近5年來處于停滯狀態的論斷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但這的確顯示出中國經濟某種奇妙的跡象:即國有經濟仍然存在某些虛夸,而非國有經濟部門則因近年來不斷向集中復歸的體制逼迫,已經漸漸形成游離于政府管制之外的,自給性的生產、流通和投融資體系,非國有經濟部門的規模和活力有可能都被低估;長期政府管制帶來的結果是中國經濟越來越頑強地自發生長,自發服從市場經濟規律,而政府對真實經濟活動的直接控制能力已日益弱化。由此看來,美國教授們的言論不過折射出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不愉快,就如同歐元問世之前幾乎全部美國經濟學家都言辭鑿鑿地說歐元必將崩潰一樣。(趙曉,巴曙松,高輝清,鐘偉)
2003QFII:開放倒逼改革進度
至今有人固執地認為QFII是周小川的謝幕之作。他們給出的理由是2002年11月7日,證監會、央行聯合頒布《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而在12月底周小川調任央行行長。由此,中國資本市場邁開了對外開放的第一步。
而在這年年中,周小川表示引進QFII是對外開放和吸引外資方針的延續與拓展。改革開放以來資本仍是資源配置中最緊缺的資源,我國在吸引外資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資本市場的開放仍持謹慎態度,動作稍慢。
管理層從吸引外資的高度指出了QFII的重要性:吸引外資是我國的一項重要國策在直接投資規模擴大的同時包括證券投資等方面也要有新的發展以完善和豐富多種投資形式。黨的十五大特別強調“對外開放是一項長期基本國策要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比绻麅H限于直接投資一種方式就沒有做到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
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應該記住瑞士銀行的袁淑琴女士。這位女士精彩地導演了中國資本市場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后的首單秀。
2003年7月9日上午10時18分,瑞士銀行通過上海申銀萬國證券公司QFII業務專用席位完成了第一筆A股買入交易。其中包括寶鋼股份、上港集箱等四家藍籌股。
在外圍股市里,比如臺灣股市、韓國股市,實施QFII制度初期,外資所買股票均遭到打壓,股價連跌三個月。也正因如此,境外投資者每到一個新市場,其開始階段往往都是虧損的。不過,中國畢竟是禮儀之邦,一向熱情好客,對外資的到來更是夢寐以求。四只瑞銀買入的股票均呈現出跳空高開、放量大漲。其中,上港集箱漲幅8.11%,其盤中最大漲幅甚至直達漲停板的10%;中興通訊漲幅6.12%,盤中最大漲幅為8.18%;外運發展大漲5.21%,盤中最大漲幅為9.59%;寶鋼股份漲幅3.97%,盤中最大漲幅為6.24%。QFII在進入市場后的第一天里便收到了一個“中國大紅包”。
盡管第一單只開出四只股票,從中可以透露出外資選股的一些標準及操作理念但對A股市場的短期影響不會太大。因為目前QFII入市的資金量太、熯x擇的股票家數也尚少加上還要受到外匯管制等因素的影響因此QFII入市很難影響中國股市本身的運行規律及波動方向。
對外開放:從“漸進”到“升華”的光輝歲月
上屆政府1998~2002執政這5年,上承“九五”攻堅后3年,下啟“十五”開局前兩載,中間橫跨新世紀,可謂承上啟下,繼往開來。剛剛過去的5年,是我國對外開放從漸進期向不斷深化、擴大和升級階段發展。過渡的分水嶺是2001年11月10日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
分水嶺之前是我國對外開放的“漸進期”。其大抵分“進口替代”及“出口導向與進口替代相結合”兩個階段。在這一時期,我國對外開放的深度、廣度和進度基本由我們自己把握,是一個以“我”為主的開放期。而1992年以后至加入世貿組織之前的幾年,又可以稱為開放的“深化、擴大和升級”階段。
分水嶺之后,也就是2001年11月10日以后,我國的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有人稱為“激進期”。這一時期,開放進程被納入世貿制度體系內,何時開放、開放什么以及開放的程度,都有明確的時間表和硬約束,世貿組織將連續8年對我國的承諾執行情況進行年度審議。這時期也被稱為對外開放的“倒逼期”。
經濟學家胡鞍鋼認為,過去20年的對外開放是初級階段的開放,是按照“四小龍”模式實行的外向型經濟,具有一定的脆弱性。我國要經過5年或更長時間把“外向型經濟”轉變為一個“開放型經濟”,才能為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奠定堅實的基礎。
也就是說這5年的對外開放應該是從“外向型經濟”向“開放型經濟”過渡的5年。通俗地講就是從以往以“出口為導向”的對外開放,向“市場基礎堅實,國內外市場、資源和體制對接”之全面開放的過渡。而且,這一過渡進程可能尚未結束。
十六大報告中在總結這五年的對外開放時,同樣用的是“開放型經濟”這一概念。報告指出,過去五年是“開放型經濟迅速發展,商品和服務貿易、資本流動規模顯著擴大。國家外匯儲備大幅度增加,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
解讀QFII第一單
QFII第一單的落定,意味著中國證券市場朝著市場化、國際化的發展方向邁出了新的一步。境外投資者從此將與中國內地投資者一起,在中國A股和債券市場上共展身手,中國證券及債券市場的投資者結構、投資理念和贏利模式都將由此產生深刻的變化。
幾年來,臆想中的“狼來了”和“解放軍”在這一年內都沒有出現,極端的猜測在一年后并沒有得到證實。事實上,一年時間尚不足以讓我們形成清晰的判斷。境外機構繼續大規模申請額度,意味著目前運轉中的資金似乎仍然在布局階段。即便在試水階段出現過新疆屯河之類客戶失誤,境外機構對藍籌股、可轉債、基金的幾次出擊依然讓我們矚目于國際投行敏銳的市場嗅覺。對資金理性的使用方式,對資本熱切的獲取欲望,對時機冷靜的精心策劃等令我們耳目一新。
無疑,國際投行成熟的操作模式和投資理念正在國內掀起跟隨潮流。憑借境外上百年證券投資行業的豐富操作經驗和價值評判能力,QFII對國內市場中小投資者的號召力正在逐步增強。雖然目前境外機構尚無力挑戰國內證券行業的盈利模式和投資理念,但卻已經成為行業不可或缺的博弈主體。伴隨金融業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經濟全球化的日趨臨近,QFII將大有作為。
對荷蘭商業銀行投資額度的削減顯示了強力的監管意志。對境外資金持相對謹慎態度,對我國日趨完備的金融體系具有戰略意義。然而,證券市場作為我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面臨深化改革,完成與世界經濟接軌的歷史任務。我們需要在積累經驗的基礎上,按照循序漸進、控制風險的原則,繼續推進中國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將這條曲折漫長的道路堅定不移走下去。
2004:宏觀調控邁出市場化一大步
終于加息了
加息那天,你在干嘛?
我還清楚地記得,筆者正在趕寫一篇題為《中國金融不良資產高峰》的稿子,文章提出了一個新角度:引發新一輪不良資產的主因源于本輪固定資產投資過熱,而造成這種局面的源頭是貨幣資金的成本過低。說通俗一點,一是銀行存貸款利率太低了,所以眾多企業“不計成本”地從銀行里貸錢投資。
2004年10月28日下午四點多,編輯部來了一個電話說央行網站貼出了加息的通知,要重新補充采訪一下。除了“明天股市要跌”的第一反應外,大家對于這次遲來的貨幣政策調整并沒有感受到過多的震動。這情形有些像孩童們在周末前的下午最后一堂課的感覺,在十分盼望下課過周末的祈禱中,聽見了下課的鈴聲,而在最后一刻卻絲毫不能興奮起來。
“這是10年來中國首次上調銀行存款利率,但央行后續動作需要觀察!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宋養琰教授在28日通知出臺后第一時間談了他平淡的感受。這位早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的老教授已經年近80,育人無數,親身歷經了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時刻刻。伴隨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市場化轉型,這位早前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研究而見長的著名經濟學家,悄然間與時俱進,現在對于市場經濟的研究也是樂此不疲了。
10年來首次加息,包含的意義實在太多。對于本次加息,央行的解釋中規中距。
但這種平淡的背后卻有陣痛。沒有哪次貨幣政策的實施,像中國政府和中國央行今天這樣如此棘手。對外,外資投行們一直以“市場導師”的姿態,不厭其煩地訴說國際數以萬億元的游資潛入中國,強賭人民幣升值。對內,經濟學家們對于行政式宏觀調控紛紛建言,市場化調控必須實施。
而近一年來的宏觀調控之硬讓人記憶猶新。2003年先推出房地產信貸121號文件,后有提高準備金率。央行在市場對經濟是否過熱存在較大爭議的時候及時推出了緊縮政策。但投資之熱令多少人始料不及。2004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長43%左右,管理層迅速作出反應,宏觀調控似乎上升為政治任務,上調準備金、提高資本金比例等多項調控政策相繼出臺。宏觀調控走向行政調控的外界議論之聲日盛。
在加息決定公布之后,美國財政部長斯諾對于中國人民銀行的決定表示贊賞。他說,人民幣升息有助于冷卻過熱的經濟,中國正越來越接近成熟的市場經濟管理。
主持人: 本報記者 劉曉午
嘉賓: 萬向集團董事局主席 魯冠球
復星高科技集團董事長 郭廣昌
民企的擔心
魯冠球向總理討說法
《中國經營報》:魯主席,外界傳聞說你前不久向溫總理討一個說法,宏觀調控是不是針對民營企業的,有這回事嗎?
魯冠球:應國務院的邀請,2004年7月12日,我作為非公有制企業代表,赴北京參加了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的“企業負責人經濟形勢座談會”,聽取主要企業負責人對當前宏觀調控的意見。
在會上,總理對我說,魯冠球你為農業、農村、農民做了很多好事,我知道。老魯,你還有什么要說的和要問的,請盡管說出來。聽到這話時,我就懇請溫總理:“總理,能不能為我們民營企業講一句話,澄清一下,宏觀調控政策不是針對民營企業的,聽到你的解釋后,對我們廣大民營企業和鄉鎮企業來說,會是一種莫大的鼓舞和支持!
總理聽后就告訴我,不光國內,連國外也有人說我在卡民營企業,其實,宏觀調控不是卡民營企業,控制民營企業發展是種誤解。為此,總理專門答復了三點:一、關于“鐵本”,是有人寫報告上來說“鐵本”占用土地且農民的賠償問題沒有處理好,才對它進行控制的。說我在卡民營企業,其實是誤解,我們并沒有這樣做。二、銀監會要馬上召集各大銀行開一個會,研究落實凡有市場、有效益、能解決勞動力就業的企業都要繼續支持,并要求大力支持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發展。三、國務院會考慮制定下發一個文件,重點就是抓緊研究制定鼓勵、支持、引導民企發展的政策措施,推進民企更好、更快地發展。
民企需要更多的寬容
《中國經營報》:復星在過去的一年,受到外界的一些質疑,能否談一下這一年來對宏觀調控的感受?
郭廣昌:首先我要感謝那些關愛和質疑復星的人們。在2004年的宏觀調控下,部分民企在經營上出現了困難,外界對一些民企產生懷疑,這是很正常的。我們的做法是,自己做到透明和規范。
我是一個寬容的人,對待同事和朋友都是這樣。對于宏觀調控,我們也應該持有寬容的態度。民企應該全面地看待本次宏觀調控,而社會也要給民企更多一點寬容。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整個社會市場經濟的規范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不完善的規則增加了市場主體的操作難度。作為企業來說,不要無端埋怨政府,因為政府本身也有一個提升宏觀調控水平和質量的過程,宏觀調控畢竟不是針對微觀單個企業的。
另一方面來說,全社會也要給民營企業多一些寬容。因為,民企的透明和規范也有一個過程,對于宏觀調控出現的一些問題,應該從社會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解決問題,而不是討論誰對誰錯的問題,這樣才能使得社會財富最大化。民企需要寬容,允許它在發展初期存在缺點和改正缺點。在爭論之中形成寬容和包容,形成共同的意見,加以整合,我們就前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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