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五任一把手升遷軌跡：自費改革的樂與怒

　　一些曾在溫州為官的人認為，溫州的“自費”改革史，實際上是整個社會變革的生動寫照。看溫州改革必須了解溫州的過去，如果沒有這個痛苦的歷程，溫州是一張空白的明信片，假如溫州沒有被爭論，溫州也就不會被世人所關注。

　　袁芳烈“開河”

　　上世紀80年代，溫州的爭論焦點是“姓資姓社”。

　　改革開放前，溫州以“亂”著稱。1981年初，鄧小平和李先念曾批示，督促浙江省委徹底解決溫州問題。

　　1981年8月，時任浙江省副省長的袁芳烈受命來到溫州。雖然他對集體經濟已有所反思，但還是帶著對個體經濟的偏見赴任溫州。

　　袁芳烈深入溫州4年后，從接手“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政治任務轉變為“探索一條主要依靠群眾自身力量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路子”。

　　為溫州正名的他最后被平調回杭州，出任省政法委書記，卻沒有獲得省委一句公開的評價。據知情人士透露，袁芳烈在離開溫州很久之后才知道，省委對他的繼任者特別囑咐：去溫州要搞活國有企業，要凍結原來的干部。

　　董朝才“后繼”

　　新任市委書記董朝才上任3個月內，對溫州市各部門的工作不作評價，并把袁芳烈的幕僚班子丟在一邊，開始跑國企、跑供銷社、搞調研。這是個話不多，衣著、作風都像農村干部的書記。幾乎沒有人知道新書記的葫蘆里裝的是什么藥。

　　15年后，董朝才向媒體承認，他是帶著問題和“對資本主義的天然警覺”到溫州的。

　　董朝才說，他知道歷史上跟農民唱對臺戲的教訓。“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了多少人呢!凡是我們跟農民唱對臺戲的時候，經濟就要出大問題。”

　　“我給自己一句話：老百姓想干的事，不去阻攔；老百姓不想干的事，不去強迫。”董朝才曾公開這樣表示。

　　正在遠處觀察董朝才一舉一動的袁芳烈拊掌而笑：“溫州除此之外，無路可走。老董繞了幾個彎子，終于上道了。”

　　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馬津龍說：“董朝才任上的5年，風風雨雨沒有停過，民間有句話說：‘打雷在深圳，下雨在溫州。’溫州的問題，哪怕是芝麻粒大，都可能跟意識形態掛鉤。”

　　有著與溫州農民一樣的“改制情緒”的董朝才最后被調到浙江省體改委。

　　劉錫榮“追隨”

　　董朝才改革思路的繼承者是劉錫榮。

　　這個樸素、儒雅的書記，是抗戰時犧牲的中共第一任浙江省委書記劉英的遺腹子，于1981年12月任溫州市委常委、秘書長，1983年4月后，任溫州市委副書記。1988年12月后，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中共溫州市委書記。

　　在溫州追隨袁芳烈、董朝才10年的劉錫榮，認定的也是他們兩人的路。在溫州經濟發展最困難的時候，他提出“不等、不靠、不伸手要”，并曾宣布，溫州市委市政府三年內不買車、不建房，咬緊牙關建機場。集資成功建設溫州機場之后，劉錫榮還為溫州鐵路建設絞盡了腦汁。

　　據溫州師范學院美術系教授魏敬先回憶，劉錫榮了解到祖籍溫州樂清、客居香港的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在海內外有不少功成名就的弟子，為了爭取海外投資，劉錫榮用一種很有人情味的政治智慧作為“統戰手段”。魏敬先說，南懷瑾是一個孝子，于是劉錫榮就與魏敬先商量，能不能用南懷瑾母親的頭發，繡一幅他母親的肖像作為見面禮？

　　為難的魏敬先接受了領導布置的“政治任務”，但到哪里能找到過世已久的南懷瑾母親的頭發呢？經過一番努力，魏敬先發現南懷瑾的妻子(南懷瑾離開故鄉前的妻子)平時為婆婆梳頭時，有心留下了婆婆不少的頭發，這件事因此得以玉成。

　　魏敬先說，劉市長到香港會晤南懷瑾時，事先沒有告訴他要送他這幅肖像。等到見面后，劉市長揭開鏡框外的綢子，南懷瑾一看是母親的肖像，撲通一聲跌跪在地：“知我者，劉市長也！”

　　當激動的南懷瑾得知那幅肖像竟然是用他母親的頭發繡的，就更加激動不已，當場表示，一定要為家鄉做一些公德之事。此后，通過南懷瑾的關系，溫金鐵路順利籌資約5億元人民幣，并于1994年建成通車。

　　馬津龍說：“在改革方面，劉錫榮不事張揚，在很困難的條件下，恢復了溫州的經濟。”1991年6月后，劉錫榮出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浙江省副省長。

　　張友余“二次創業”

　　此后，張友余接任了溫州市委書記。

　　張友余的得意之作，是在國務院七部委聯合打擊溫州“假冒騙”，處理以溫州柳市電器為代表的質量問題時，表現出的極其高明的“政治智慧”。

　　張友余提出了以“質量立市”為口號的“二次創業”。“客觀地評價張友余的政績，他為‘溫州模式’搭建了二次創業的平臺，為溫州的民營經濟發展沖出困境開了綠燈。如果說到他的缺憾，那就是在他的手里成就了一個女貪官楊秀珠的權力追求。”一位溫州廳級老干部說。

　　以“建設現代化溫州”為口號的蔣巨峰，最后榮升為四川省委副書記、常務副省長。(楊海鵬、翟明磊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