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索賠 讓我們記住這些名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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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2月29日 18:43 《環球》雜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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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12日，南京大屠殺67周年的前一天，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援助協會向21位幸存者頒發了首批證書；在13日的紀念儀式上，這些老人再次成為人們關注和媒體追逐的對象。 然后呢？ 如果不出意外，他們將很快被大家遺忘，直到下一個南京大屠殺紀念日——而他們中
其實，被我們遺忘的何止是這些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太多日本侵略戰爭的受害者依然在無聲無息中死去，太多為了這些受害者能早日討回公道而默默奉獻的普通人依然不為人知。 讓我們記住這些名字！ 李秀英：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作為南京大屠殺最著名的證人，她的病危和去世曾引起媒體的廣泛報道，死后被安葬在南京雨花功德園。然而，盡極哀榮的葬禮并不能改變老人生前的處境。 陸永鑫先生告訴《環球》雜志記者：“我母親沒有退休金，完全靠我們幾個孩子奉養，生活并不是很寬裕。2002年初，市民政局開始每個月給她發105塊錢；2003年開始，又有一個南京民間企業家成立的協會每個月資助她400塊。” “除了‘9.18’、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平常沒什么人想到她。只是一開紀念會或是來什么日本友人了，就會叫她去。我母親不喜歡日本人，去是去，但是不愿意和他們走在一起。為這事，有的領導還挺不高興，說她態度不好……” 一個多么自尊的“非暴力不合作”老人！ 侯冬娥：前侵華日軍在山西的慰安婦之一。1994年春天，侯冬娥悄無聲息地死在山西盂縣高莊最破爛矮小的窯洞里。她的一生只有《工人日報》記者陳宗舜記下了這樣一些片段： “她是村子里最受輕視的女人，大家不叫她真名，稱她是‘進過炮樓的’，更有人拿她的遭遇當笑話說。” “一個雨天，她重重摔倒在村口，因為嫌她‘不干凈’，沒人肯過去扶她。她的老伴身有殘疾，見她久久沒回來，就把笤帚點燃坐在家門口，指望召喚到別人幫忙去找她，但直到笤帚燒成灰，也無人問津。” 所有這一切，只因為她曾被日本人兩次抓進炮樓，她因此從“蓋山西”的美女變成了一個不成人形的病婦，她剛滿月的女兒因此被活活餓死——這段慘絕人寰的經歷，就是她被自己的鄉親們歧視和羞辱的全部理由。 張純如：美籍華人，《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的作者，2004年11月自殺身亡。“我相信，如果不寫這本書，她不會自殺。”這句話，童增先生對《環球》雜志記者說過兩次。 1995年去舊金山開會時，童增認識了張純如，“那時她是一個特別陽光的女孩子，個子高高的，很漂亮，特別單純。當時我就覺得，這么一個女孩子去寫南京大屠殺，她受得了嗎？結果……要知道，一天到晚接觸那樣的題材，人的精神壓力是很大的，而且這么多年她又一直是孤軍奮戰。我經常想，如果一個猶太作家寫了這樣的書，他一定會被同胞當成英雄，而我們，誰給過張純如一點支持、鼓勵？她回來了誰理過她？我覺得，我們這個民族對不起張純如，真的。” 耿諄：花崗勞工幸存者，當年花崗暴動的領導人。在中央一臺正在熱播的電視連續劇《記憶的證明》里，勞工大隊長周尚文的原型就是他。曾親身接觸過老人的林先生告訴記者：“這是個特別了不起的老人。” 有關檔案的記載也證明了林先生的話：暴動失敗后，他自殺未遂，被日本軍警俘虜。當日本人威逼他交出打死監工的兇手時，他回答：“命令是我下的。”“我殺人，我抵命，我愿意自己剖腹。”連日本審訊者都忍不住拍案而起，說了一聲：“偉大！” 2000年11月，“花崗勞工訴訟”庭外和解后，耿諄因和解書上的無理條款而拒領和解金。2004年11月，海外華人組織“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向不接受和解的勞工發放了與和解金同等數額的捐款，耿諄寫來親筆信致謝，落款是“耿諄九十歲”——他是想提醒人們，他已經等不了太長時間了。 甑國田：一個河北農民。從1992年開始，他就把尋找幸存勞工當成了自己的“職業”，10年來共聯系到了5000多名勞工。1994年以來提起十幾起勞工索賠訴訟，絕大多數是他幫勞工們聯系到中日律師的。 作為一個普通農民，做到這一切，甑國田得投入多少時間精力、花費多少錢？當《環球》雜志記者在電話里問他這個問題時，他沉默了一會兒，回答說：“是挺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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