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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中央、地方、金融機構和企業都應該從中汲取教訓，思考彼此之間應該建立怎樣的行為邊界
“一切都還停在那里，誰也不知道鐵本什么時候能重生。”2004年12月17日，江蘇鐵
本鋼鐵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鐵本)的委托人蔣錫生對本刊說。
2004年4月，鐵本成為中央宏觀調控第一個“祭旗首級”，其位于江蘇省常州市、設計產能達800萬噸鋼鐵的在建項目因“盲目投資”而被叫停。與此同時，蔣錫生的外甥、鐵本創始人戴國芳也因偷逃稅被拘，“原本常州人以為，抓了戴國芳，鐵本項目還能復活，現在看來是遙遙無期了。”常州市政府的一位人士對本刊說。
這種停滯意味著滾雪球般驚人的損失，作為占地9000多畝的大型建設項目，除了因停建而產生的設備折舊及報廢外，鐵本每個月需要支付的貸款利息就達1700萬元。這不但令戴國芳在獄中坐立不安，也讓接管鐵本的當地政府不堪重負。
事實上，從鐵本被叫停的那天起，很多人就在籌劃著鐵本的“復活”，其中不乏國有鋼鐵巨頭和民營鋼鐵新秀。
這是極富戲劇性的一幕：中央近10個部委組成的聯合調查組進駐常州之時，國內數家鋼鐵巨頭也親赴鐵本“探營”，積極走訪地方政府。一方為了查清問題懲戒“盲目投資”；另一方卻為了“考察項目”制定投資計劃。
商人們知道鐵本的投資價值。地方政府也明白，由于叫停時工程進展過半，鐵本已是“開弓沒有回頭箭”，拖下去損失會越來越大。甚至鐵本的債務人也了解這一點，除了討要工錢的建筑工人外，銀行和機構債務人也都希望鐵本盡快復工。
由此，在當地政府協調下，2004年5月鐵本以一種特殊形式進入破產程序：原有生產仍繼續開工，并由此開始長達兩年的整頓期，如果債權人和債務人最終達成和解，兩年后鐵本還可申請撤銷破產。
這被認為是鐵本事件的一個轉折點。當時，常州的一位官員甚至有些慶幸地對本刊說，“雖然抓了戴國芳，常州卻保住了這個項目。”他顯然忽略了停建項目復工的復雜程度。面對數家考察鐵本的鋼鐵企業，地方政府的態度很快變得曖昧不清起來。
“剛開始常州政府很熱情，但后來就有些含糊其辭，說還要看中央的態度。”12月18日，山西一家鋼鐵企業的人士對本刊說。他們曾有意鐵本，后來不了了之。
地方政府的態度轉變顯得微妙。眾所周知，作為中央宏觀調控的“逆流”，鐵本重生已經不是簡單的“資產重組”和“項目復工”。“在宏觀調控的大氣候下，鐵本稍有異動都可能會被認為是敏感的風向標。”江蘇省原體改委的一位人士對本刊說。
事實上，鐵本的意義已超越一個企業個體的命運。“中央、地方、金融機構和企業都應該從中汲取教訓，思考彼此之間應該建立怎樣的行為邊界？”招商銀行高級研究員陸磊對本刊說。
在常州當地，主流的看法認為，地方政府應該為鐵本生死負責。因為，鐵本的擴張計劃就是在地方政府的“強力推動”下產生的。而地方政府的動力來自于經濟發展的“趕超沖動”：北倚長江、南瀕太湖的常州不甘于在經濟上被鄰近的“兄弟”蘇州和無錫甩得太遠。
這種“趕超”背后是地方政府政績攀比和財政依賴的無奈。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后，中國逐步形成了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之比為55：45，而支出比例為30：70的格局。地方政府在財政收入下降的情況下，仍一如既往地承擔著發展本地經濟、增加本地稅收和就業、形成本地產業競爭力、維護社會穩定等多種職能。與此同時，地方經濟的好壞也成為政績的主要衡量指標。
由此，對于像常州這樣國有企業和外資不足依賴的地區，就只能依靠民營資本。在這種背景下，地方政府和民營資本結成聯盟，同國家宏觀調控進行博弈。戴國芳在獄中說，越權項目審批和違規土地審批都不是他所能做到的，而實際是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博弈后果。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地方政府的行為邊界在哪里？在目前這依然是一個無解的問題。當前中國在中央與地方之間事權和財權的劃分尚未法律化，僅有一些《決定》、《條例》等行政法規，專項法律尚未正式制定。
“中國立法部門正在加強這方面的工作。預計在今后三至五年內，這方面的法律將完善起來。”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員齊桂珍對本刊說。
稿件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王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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