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中國宏觀調控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周國洪報道

　　“這次考驗不亞于去年SARS的考驗”——回望2004年宏觀調控的風云激蕩，更覺溫家寶總理那一句年初斷言，用語之重

　　2004年——中國經濟大戰“GDP崇拜”之年。

　　從年初“總理報告”主動調低GDP增長目標，到持續全年的對過熱投資的遏制與反遏制，直至年終GDP突破年初目標勢在必然——一場跌宕起伏的年度較量，呈現出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艱難與沉重。

　　在反思中開局

　　2004年3月，在溫家寶總理在座的一次政協座談會上，經濟學家蕭灼基、吳敬璉有一番對話。

　　吳敬璉率先發言，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存在‘過熱’問題”的話音未落，蕭灼基立即反駁：“當前經濟發展形勢很好，不要輕言‘過熱’。”吳敬璉又道：“‘GDP崇拜’是很多問題的根源。”蕭灼基回應道：“現在有一種否認GDP的傾向。”

　　蕭灼基所指，是2003年末逐漸響起的反思GDP的聲音。媒體的參與，把對 “GDP崇拜”的反思，從此前學界的討論推到公眾面前。

　　GDP(國內生產總值)，是在某一既定時期一個國家(地區)生產的所有最終物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的總和，是衡量一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指標。

　　在現實中，當社會經濟發展被片面地理解、操作為GDP單兵突進式的增長，而資源、環境、教育、文化、衛生、民權、民生等其他社會發展訴求統統要為GDP讓路的時候，“GDP崇拜”便醞釀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無法下咽的苦酒。

　　一組數據被屢屢引證:中國以世界水泥消耗總量的50%、鋼鐵的34%、煤炭的31%、氧化鋁的25%、電力的13%，實現的卻僅僅是世界4%的GDP總量——即便我們想維持這種以高投入、高消耗為代價的高增長，資源與環境也將無力承受。　

　　現實矛盾也空前激化:2003年多個省市上訪、群訪批次創改革開放以來最高紀錄，其中拆遷問題的上訪量激增50%——對GDP的片面追求，正在不斷聚積著更大的社會矛盾和不穩定因素。

　　面對現實挑戰，2004年3月的“兩會”迅速回應，對此，新華社以《走出“GDP崇拜”誤區，“科學發展觀”熱涌“兩會”》為題予以重點報道。

　　在這次會議上，總理《政府工作報告》把2004年國民經濟的增長目標確定為7%——這是一次罕有的對GDP的主動下調。要知道，即便是在2003年遭遇“SARS”的困難條件下，中國GDP也保持了9.1%的高速增長，而在1978至2003年的25年間，中國GDP年均增速高達9.4%。國際輿論敏銳地捕捉到這一變化，他們同樣將評點鎖定在“中國摒棄‘GDP崇拜’”。

　　知易行難。圍繞“GDP崇拜”的較量剛剛開始。

　　在現實中較量

　　縱觀近年中國GDP增勢，其對投資引擎的過重依賴在不斷加劇，2003年固定資產投資額已占GDP總額的47.3%，正是固定資產投資的持續快速增長，在拉動GDP一路狂奔。因此，2004年圍繞“GDP崇拜”的較量，也就必然地直接交鋒于對固定資產投資孰冷孰熱的分析判斷，碰撞于對宏觀政策張弛之道的決策選擇，折射于固定資產投資的潮漲潮落。

　　早在2003年上半年，房地產、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的投資過熱問題已有所顯現，下半年，投資趨熱的行業與領域繼續增多。2004年1-2月，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高達53%，拉動一季度GDP增幅升至9.8%。

　　2004年3月25日，央行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4月13日，央行再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密度之緊，力度之大，十分罕見。

　　然而，過熱的投資仍如脫韁野馬，狂奔不止，進而帶動鋼材漲價，水泥漲價，糧食漲價——這一幕與上世紀90年代初的通脹序曲驚人地相似:1991年，當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幅仍徘徊于3.4%的時候，糧食價格漲幅已達8.6%，冶金、電力、煤炭和石油等上游行業的價格漲幅則超過了兩位數。一旦坐視新一輪過熱投資引發通貨膨脹，中國的經濟與民生，又將遭受重創。

　　4月28日，以中央處置“鐵本事件”為標志性起點，宏觀調控全面啟動。5、6月間，全面清理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全面清理整頓開發區、治理整頓土地市場、凍結土地審批等等，劍鋒所指，皆是固定資產投資的“熱灶”與要穴。

　　即便如此，由于固定資產投資有相當的連續性，二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繼續逐月上沖。與此同時，“查處鐵本就是拿民營企業祭旗”、“不能用行政手段調控經濟”、“宏觀調控不能一刀切”、“要停就停沿海的項目，我們內地還沒熱呢”、“要下先下內地的項目，中國經濟跑得快，全靠咱東部沿海項目帶”、“誰叫停項目，誰就要對經濟的停滯負責”——種種不同的觀點浮出水面、激烈碰撞。

　　可此時的經濟形勢，已容不得猶疑不決:二季度GDP增幅僅比一季度回落0.2個百分點，6月份消費價格指數升至5%，通貨膨脹的壓力在進一步加劇。中央繼續出手，土地、金融、固定資產投資項目清理等各個條線的中央督查組、檢查組一批批地撒向全國各地。

　　進入第三季度，調控舉措開始見效。7月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比6月份狂跌1135億元，出現了年度內的首次回落。8月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繼續走低。

　　然而，三季度的投資回落卻隱藏著一個秘密：受固定資產建設項目的投資慣性和已簽貸款合同影響，這一輪投資回落主要是通過銀行各領任務指標，強行壓縮短期貸款、而非中長期貸款來實現的。

　　因此到了9月，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再度升高，比8月份放大800億元，達5842億元。

　　至此，久已為各界猜測、激辯、觀望的“加息”利箭，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發。10月28日，連續9年下行、七次調低的存貸款利率調頭上行，央行宣布加息，進一步為投資降溫。

　　“這次考驗不亞于去年SARS的考驗”——回望2004年宏觀調控的風云激蕩，更覺溫家寶總理那一句年初斷言，用語之重。

　　關山難越

　　歲末將近，迎年心切的購物中心，已在門前擺出圣誕老人。

　　最新數據顯示，雖然前三季度GDP增長9.5%，大大超出了年初預定目標，可消費價格指數已結束連續6個月的上漲，回落到4.3%;而10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也比9月份回落了300億元——似乎終于可以松一口氣了。

　　然而，正如今年的GDP較量，是上承去年的經濟局部過熱而來，今年圍繞固定資產投資的交鋒也絕不會隨著年度的更迭而終止。

　　近年來，中國經濟進入了以工業化與城市化雙輪驅動的快速推進期，因此這一時期固定資產的加劇投資，似乎不過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然而，結論卻未必這樣簡單。

　　中國這一輪工業化、城市化浪潮，呈現出一個鮮明特征:地方政府成了最大的投資主體和“影子”主體，倚重固定資產投資，拉動GDP增長。正是這種特殊的發展路徑，使中國經濟超越“GDP崇拜”、探尋科學發展觀的道路，變得尤為艱難。

　　從總量看，今年1-10月，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比2002年同期多增了20686億元，其中“地方項目”所占份額竟高達88%。

　　在城市化方面，各地地方政府以“投資公司”、“建設指揮部”等名目，直接擔當起投資主體角色，他們操控兩大要素資源——土地與財政資金，強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和形象工程建設，過度超前于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

　　2003年全國各地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總計約3000億元，規模相當于當年全國貸款投放總額的十分之一，其中有相當的份額轉為了基礎建設投資。政府財政資金還有很強的貸款“撬動”作用，在各地的中長期貸款中，以財政收入和預算外收入作質押、向城建項目和基礎設施項目投放的貸款總量，數額大得驚人。這種巨額投資，拉動了鋼筋水泥的需求，卻難以產生現金收益，未能形成“投入-生產-消費”的循環鏈條，最終會危及整體經濟結構的穩定。

　　在工業化方面，地方政府則擔當起“影子主體”的角色，為了招商引資，他們競相設立“亦官亦商”的開發區，施行各類或明或暗的稅收優惠、排污優惠、逃債不究的司法優惠，統一的經濟規則被打破。

　　在經濟發達的蘇南地區，每畝工業用地的開發建設成本約為20萬-28萬元，政府卻僅以每畝10萬-18萬的價格出讓;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政府靠降低環保要求、降低征地補償標準或干脆“征而不補”、免費供地來吸引投資。企業的外部成本因此被扭曲變形，逐利的資金不再相信經濟規律，只相信政府、政策和運氣。

　　面對這種圖景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如果說科學發展觀已經為中國經濟發展確立了新原則、指明了新方向的話，那么我們顯然仍未在現實中找到落實這一科學觀念的路徑與方法。

　　在工業化與城市化加速推進的關鍵時期，當然要搞建設；在這個世界上，也一定存在著中國城市化、工業化與科學發展觀相對接的方式，然而在找到這一方式以前，誰也不愿意跟著中央政府讓GDP增速稍稍放緩，以便為增長方式的轉型留出空間。因此，對“GDP崇拜”的理性反思，也就必然地回歸于現實中的較量。中國經濟乃至社會如何轉型的秘密，就無比生動地隱藏在這一輪峰回路轉之中。

　　體制誘因尚存

　　必須指出的是，雖然地方政府是攪動本輪固定資產投資熱浪的第一主體，但他們又不過是另一個更大體制“棋盤”上的過河之卒。換句話說，這一輪較量還有著更為深層的體制誘因。

　　——現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強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追求和建設沖動。偏頗的政績觀以及片面的GDP考核，固然在誘導地方政府“崇拜”GDP，然而抽絲剝繭就會發現，是財政利益——這只GDP下的“金蛋”，在令他們癡狂。

　　——在現行土地制度下，政府征用農業用地只需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即土地的農業用途給予補償，而土地用途變更所產生的溢價收益，則為各級財政所有。這種制度安排極大地誘發了圈地風潮，不僅為投資過熱提供了空間載體，還為投資過熱提供了資金來源。

　　——在現行體制下，地方政府自行配置經濟資源的空間太大，能力太強；一旦遇阻，他們能夠很便利地動用行政權力資源掃清障礙。

　　——公共財政理念及體制的缺失，不僅使大量財政資金能夠暢通無阻地涌向建設領域，而且財政資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監督，又進一步“激勵”地方政府，不斷以GDP的高速增長，“創造” 財政收入的更高增速。

　　——經濟政策、財富分配偏離了“利為民所謀”的根本，使各級財政收入的增長把GDP增長遠遠甩在后面，而GDP的增長又把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甩得更遠。一邊是國家財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連續7年的攀升——此前這種持續攀升僅在1952年-1960年出現過;另一邊卻是抓耳撓腮也想不出“富民”和啟動消費的辦法，只得翻來覆去地走那一步“投資拉動”的“死棋”。

　　可以斷言：只要上述種種積弊尚未得到整體性的治理，只要科學發展觀尚未找到具體的實現方式，只要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到“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型路徑尚未打通，那么，在2005年的地平線上，等待中國的就不僅僅是新年平靜、明媚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