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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明
新聞主體：據本報報道，2004年審計風暴中，原北京市供電局局長趙雙駒落馬。12月21日，北京市檢察院將該案正式移交西城檢察院審查起訴。據悉，趙雙駒將成為2004年“審計風暴”24起案件中被送上法庭的第一個官員。
對各級審計機關掀起的這場審計風暴，公眾關注的焦點不是看審計工作組進駐了哪個單位，也未必是單純的一紙審計報告，而是狂風之后究竟有沒有暴雨，即處理結果如何。這符合事物發展的正常邏輯，同時也是一種國際慣例———每個法治國家對查出來的經濟大案都不會置之不理。
如果說暴雨是狂風“接力”的話，那么，在刮了將近一年的審計風暴中，審計機關只能專司“刮風”的職責，而“下雨”卻是檢察機關的任務。只有檢察機關緊跟審計部門，在掌握了直接責任人的犯罪事實后，接手審計部門的工作立案偵查，審計部門的努力才不至于半途而廢。
前段時間，媒體陸續公布了審計署對一些國家部委的審計結果，被公布的單位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問題。遺憾的是，報道中只是告訴公眾，相關單位對被審計出的經濟問題都做了糾正，至于如何糾正的則語焉不詳。這些經濟問題的始作俑者是誰、是否被追究相關責任，我們也無從得知。如果審計發現的問題都被這樣處理，那勢必會給人們留下“虎頭蛇尾”的印象。
的確，只查賬目、不追究法律責任的審計風暴震懾作用有限。審計風暴有了“接力”者，對樹立審計部門的威信，增強審計的震懾力大有裨益，它能促使審計工作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現在，趙雙駒被送上法庭，預示著檢察機關已經接過了審計風暴的“接力棒”，開始了下一個程序的“司法審計”———逐條對照法律條文，讓給國家造成損失的直接責任人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只有被審計出問題的單位被檢察機關一一追查責任，審計風暴才能畫上一個句號。
-各抒己見
新聞主體：據本報報道，出租車司機高海軍為急送臨產孕婦去醫院而連闖紅燈。交管部門稱出租車不屬特種車輛，沒有闖紅燈的權力，對高海軍該處罰還要處罰。有關專家則認為，應酌情從輕處罰。
法不容情不妨礙法內施情
祝俊初
執法機關的處罰于法有據，要求從輕甚至減免處罰的聲音于情合理，解開這結似乎兩難。
但實質上，法與情在這場合并非水火不相容。《行政處罰法》第四條規定：“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以此比照的哥的行為，有擾亂公共交通秩序的隱形社會危害，卻沒有一點顯形社會危害后果。這是什么樣的性質、情節？人命安危與交通秩序之間孰重孰輕？答案不言而喻。因此筆者以為，對的哥減免處罰是合法的。
不妨換個角度看，倘不充分考慮性質、情節、后果，以為對的哥按違法事實論處就是法不容情，那么可想而知的導向將是：再碰上此類情形，的哥們的理智選擇就是嚴守交通法規，哪怕因此眼睜睜地看著活生生的人在自己的車上死去。這當然不是法治的本意。
法治社會不是無情社會，一切法都是關于人的法，立法、司法、執法都應以人為本。堅持法不容情、反對以情動法永遠正確，但此“情”應指法外之情而非法內之情。因此，對此事的處理考驗交通執法機關在執法環節對法內之情即執法善意的理解和遵從。這也提醒我們更應關注本源性質的立法善意。若社會普遍認同的、應有的法內之情卻在法律文本中不存、成為法外之情，“逼出”以情動法的現象，則意味著法律文本本身該改變了。法內有情，是法治社會追求的目標。
制度必須被尊重和敬畏
秋子依風
有人可能會擔心，對為救人而闖紅燈的的哥進行處罰，會不會導致以后沒有司機愿意救人？筆者認為不會。只要司機是一個正直善良的人，相信在遇到類似情況后照樣會去闖紅燈救人，但只要他(她)是一個有法治觀念的人，就應該認同交通部門的處罰。
筆者由此想起了有關哈佛大學校規的故事。哈佛大學有一項校規：學生借閱的珍貴圖書只能在圖書館閱覽，不得帶出圖書館一步。18世紀的一天，一名學生借閱了兩本珍貴圖書，因當天沒有看完，他把書帶出了圖書館。當天夜里，圖書館發生火災，其他圖書焚燒一空，而這兩本書卻因此得以保留。事后，這名學生將書交還給學校。哈佛大學召開校會，校長為該學生保留了學校最珍貴的圖書而對他表示最高的謝意，然后當眾宣布將其開除。哈佛大學的校長說了一段至今仍為人們銘記的話：你保留了學校最珍貴的圖書，理應得到贊賞；你違反了學校校規，理應被開除。
哈佛大學的校長維護校規的做法給我們上了很好的一課。只有人人都保持一份對制度的尊重和敬畏，社會才能有條不紊地運行。因此，我們不該為救人的哥被罰而耿耿于懷。當然，對的哥的義舉也不能漠然置之，相關部門應對他進行獎勵。
在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我們依然可能遇上諸如的哥為救人闖紅燈之類的制度與人性的沖突，我們仍然要對法律的制度保持尊重和敬畏，這是法治社會走向健全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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