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十品官 一個屋檐 兩樣人生

    我驚訝于環武夷山的閩北農村，被綠水青山遮蔽的貧窮，超出了我的想像。可我不愿意再去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過去兩年里，李昌平以“向總理說實話”的名義，陳桂棣夫婦以一部《中國農民問題調查》，向天下人道盡了中國三農問題的危機。2004年5月31日晚，撤出 “閩北農村調查”的最后一個驛站，我已知道，我要寫一本什么樣的書。
  
　　《南平寓言》章敬平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權新浪網獨家連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兩個年屆知天命的同僚，懷著相 同的良好愿望，從一個屋檐下走上“下派”路，迎來的命運卻殊不相同： 一個被故鄉民眾敲鑼打鼓灑淚相送，一個因老鄉的舉報信提前退回；一個成了巡回講演經驗的成功人士，一個成了內部總結教訓時的反面例證；一個接到破格提拔的任命，一個接到“放下思想包袱”的勸慰。

　　選擇數千下派支書中的這兩個戲劇性人物，不為褒誰貶誰。事實上，黯然而歸者的黯然，并不能歸咎于他的才華和德行。他失敗了，也不失英雄之本色。我煞有介事地對比他們，一方面意在說明閩北鄉村矛盾不可承受之重，另一方面則著重強調下派村官制度鍛造新鄉村之效用。

　　2004年5月25日上午，面對陳加富，我的“記者之心”經受了兩個小時的煎熬。50歲的他，是南平市下派村支書當中少數幾個“走麥城”的人。他是怎么被檢舉，又是怎么被百姓退回來的？我小心翼翼地跟他聊起下派期間的“敗退路”，那份勾引別人檢索腦海中創痛回憶的感覺，同時也是對自我的一種折磨。

　　三個小時前，我還在約會他的前同僚薛南樞，一個和他從同一個屋檐下派出的“下派功臣”。他們都出自中共延平區政法委員會，他們在同一天戴上出征的大紅花，出征的時候，又都是正科級公務員。當時的他們，都過了原則上不再提拔的年齡，他們之所以“少小離家老大回”，是因為他們都懷有唯一的共同愿望： 有生之年，造福生他養他的村莊。

　　相同的愿望，帶來的是不同的命運。

    臨危授命

　　四年前，下派之初，薛50歲，陳46歲，在一個區委的下屬機關，都算得上“老干部”，他們的下派，委實有些“替黨分憂”的“不得不”。

　　2000年4月，中共延平區政法委的負責人不可能不感到苦惱，南平決策層下派村黨支部書記的“動員令”業已拋出。“小首府”延平區的“一把手”劉明，早就找他們統一過“思想認識”，他也召集麾下的大小官員開過動員會。動員會開過三次，響應者依舊寥寥。

　　四年后的今天，南平官員所謂的“機關干部踴躍報名要求下派當村官”的場景，那時候并沒有出現。根據中共南平市委的命令，被下派的機關干部要到農村蹲點三年。雖說紅頭文件中有“優先提拔”下派村官的“獎勵法則”，并沒有多少人膽敢一試。

　　擔心自己“貪餌吞鉤”的顧慮，并非毫無來由的臆測。上訪，越級上訪，負債，負債累累——矛盾重重的農村現狀，已招致鄉鎮黨委書記沒人敢當的怪象，部分公職人員寧愿出任機關職能部門的副職，也不敢下鄉就任最小的“地方諸侯”。

　　如此情勢，選拔年輕公務員從機關事業單位走向“天地不再廣闊的農村”，豈是一個“難”字了得。可是，新晉中共南平市委書記李川認準了，常委會也通過了，沒有誰愿意在這個節骨眼上報告上級“我單位不行，太難”。

　　眼見著年輕人不愿意出面，身為延平區政法委常務副書記的薛，主動請纓，他跟政法委書記說：“沒有人愿意下派的話，我去，但我有一個不是條件的希望。我希望，我能回到故鄉來舟鎮游地村，我想改變那里的貧窮和閉塞，退休之前給老家做些有益處的事情。”

　　據稱，延平區政法委書記喜出望外，盡管當時中共南平市委主官有兩個“不主張”： 不主張回老家；不主張年老的官員下派。讓青年官員下去，還有鍛煉培養后備干部的考慮。

　　“上面”給延平區政法委的下派指標有兩個，這一回，總算完成了一半。

　　另外一半，由彼時的中共延平區委書記劉明“點將”。

　　一天，延平政法委書記在組織學習市委紅頭文件的時候，突然將目光鎖定政法委辦公室主任陳加富：“你考慮得怎么樣了？”

　　陳愣住了：“當真啊？”

　　“當然。你以為劉書記跟你開玩笑啊？”

　　此前，延平區政法委書記跟陳說： 區委劉明書記想下派一個官員去水南街道辦事處羅源村當支部書記，他點名說你很合適。

　　陳對政法委書記表示： 容我考慮考慮，我是土生土長的羅源人，現在讓我回家，我拿不定主意。老家的事情不好辦，我掛職鄉鎮黨委副書記的時候，就不愿意回老家。

　　又三天，陳去區委辦事，恰巧遇到劉明，被劉喊進了辦公室。

　　“我派你下去當羅源的村支書。”劉是干脆人，快人快語。

　　“我都46歲了，正科級干部，還下派，人家會不會笑話我，想出風頭想提拔什么的。”陳是老實人，實話實說。

　　劉認為他不該有顧慮：“你難道沒有聽說？有的人副處級，都下派了。”

　　見書記“我意已決”，陳不再猶豫，堅定地點了點頭。

　　2000年6月8日，兩個青年人眼中的“老同志”，帶著臨危受命的感覺，雙雙走出區政法委，開始了計劃三年的下派生涯。一個屋檐下的兩樣人生，就此分道揚鑣。

　　兩個“積大成”的爛攤子

　　薛陳兩人下派的村落，都是“爛攤子”，且是集閩北鄉村危機“大成”的爛攤子。游地村地處偏遠，羅源是近郊村落，前者的最大特點是窮，后者的最大特點是亂。兩者的共同點是既窮又亂，矛盾重重，危機深重。前者曾有幾個村官被逮捕判刑，后者曾受到過前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的批示。

　　薛14歲離開游地，上學參軍轉業，三十余年間，只是在清明節回家祭祖時，看看故鄉。故鄉僅有一個堂兄，與他維持著血脈關系。他對故鄉的知曉，也僅僅這么一個渠道。薛離開游地時，薛家還是一個家族龐大的姓氏。待到薛返回故鄉，薛家的人丁已沒有數十年前旺盛。

　　人丁稀落的不獨獨薛家，這個毗鄰葉劍英故鄉的村落，人口規模整體上都較以往變小了。追溯原委，一個字： 窮。

　　薛記得，兒時，村落里的大媽很多來自葉劍英的故鄉，說廣東梅山話。靠山吃山，原始生態資源豐富的游地，吸引梅山的姑娘一個個遠道來投。現在，廣東梅山富裕了，游地先前驕傲的靠山吃山，成了落后的高山意識，以及走不出大山的貧困。汽車風行的時代，游地只有一條通往鎮政府的羊腸小道。山上沒有正經的路，他們白天上山干活，要到很晚才能走得回來。

　　姑娘們被娘家在梅山的大媽們領著，嫁到了梅山。村里開始出現娶不到老婆的男人。周邊村落的姑娘，也不樂意嫁到平均海拔450米的游地。娶不到外面的媳婦，就本村內部解決。先是姑舅姨表親戚間通婚，發展到后來，竟出現同姓而婚。延平是朱熹老師的故鄉，所謂圣賢之地，理學之傳統早就內化在百姓的日常行為和禮儀觀念中，同姓而婚原是最為不恥的事，2000年代的游地人，似乎顧不上這一切了。

　　薛曾在回故鄉祭祖宗時，跟族人感慨，再這樣下去，別說壯大我們薛家，恐怕絕種也為時不遠了。

　　2000年6月8日，薛辭別老伴，帶著老伴為他準備好的被褥住進了破敗不堪的游地村部。他開始走村串戶。越走，他就越驚訝，游地的落后和可怕，比他先前了解的還要過分。直到此刻，他才完全明白，為什么半年前還接待過他的村官們被逮捕判刑。

　　1999年9月28日，延平區檢察院向延平區法院遞交了游地村支書等人的偵查終結報告。我在延平區法院看過司法機關認定的游地村官的犯罪事實，真的是觸目驚心。

　　原游地村支書游祖興，44歲，讀過兩年書，家住來舟鎮鎮政府所在地。薛和他見過面，只是不曾想到，游竟然有7年的受賄歷史。

　　1993年初，游地村木材切片廠的承包商，在游自己承包的橘子山上，送給游2000元人民幣的現鈔，目的是延長承包時間。游在“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他人不知”的考慮下，收下了第一筆賄賂。

　　1995年夏，一個調銷間伐材的小商販，去游的辦公室送給他1000元，感謝游給了他調銷間伐材的機會。

　　1996年初，兩個承包人看中了游地村的“大片山場”。游以支書的身份，暗示承包人要給好處，承包人在拿下承包權后，送給他40000元。游跟村委會主任，也就是俗稱的“村長”薛理一商量，兩人各得9500元，剩余錢財分給其他村官，依官職大小，從3000元到7000元，各不相等。

　　1996年春夏之交，一個鄰村的林業員在游的辦公室，送給游15000元的“紅包”。林業員只是中間人，真正想送他錢財的是“大片山場”的承包人。“大片山場”處于游地村和鄰村的交界地帶，一直有林權爭議糾紛，承包人為了早日劃清山界早日生產，就委托鄰村的林業員賄賂游。游收了這個“大紅包”，沒有獨吞，而是分了6000元給中間人，再分給游地村支部委員薛春健，本人實得6000元。

　　1998年底1999年初，承包游地村閉路電視安裝工程的商人，通過村長薛理，送給游1000元，游笑納了一生中的最后一筆賄賂。

　　檢察機關認為，一個支部書記，在一個貧窮的山村，收受賄賂59000元，個人實得19500元，數額堪稱“巨大”，必須追究刑事責任。

　　最后，法院依法判決，游祖興和薛理鋃鐺入獄，其他四個村官被開除黨籍。

　　案件發生后，游地村民大驚失色。平日里，他們討厭村官，在于他們的吃喝賭博，沒料到行賄受賄這些似乎只有電視上才有的腐敗，竟然就發生在自己身邊。怨憤，使得原本人丁不旺的村落更少了些生氣。

　　與此同時，回到羅源的陳加富，也沒看到什么“良辰美景”。上訪，給這個城邊村染上了一派劍拔弩張的叛逆色彩。

　　陳18歲參軍離開了羅源村。從此，他去羅源的所有目的，唯有探親。他的哥哥和叔伯兄弟都在這個村落。和薛南樞一樣，他也是安頓后一番走動，才發現自己先前對“亂象”的評判，是低估了。

　　下派第一天，陳去了村部，那是一座原屬小學的危房。迎接他的，是一個七十余歲的老通訊員。別說機關里常見的開水和報紙沒有了，就連個人，都難以看到。村部里，到處是堆積已久的雞糞。他嘆口氣，喊來一些人，打理準備呆三年的村部。

　　村部的房子，一間間多數上了鎖，村官們把它們當作自己私人的場所。打開房門，里面堆放了許多酒瓶，相當于原支書開日雜店鋪的庫房。

　　村民們對他的到來，沒有特別的在意。這是一個習慣上訪的村落，村民們日常對話的對象，不是街道辦事處，也不是區委區政府，而是市委和市政府。他們不相信，陳的到來，會給羅源帶來多少有益的東西，何況他們陳家，本就是宗族矛盾中的一支，誰能保證他不偏離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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