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永圖深圳布道:應訴反傾銷 大力發展服務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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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2月14日 11:29 南方都市報 | |||||||||
龍永圖為深圳WTO事務支招,議深圳制定服務業開放時間表,并率先研究物流業等新興產業的開放 引言 昨日上午,外經貿部原副部長、中國入世談判首席代表,同時也是深圳世貿組織事務
自2001年12月11日我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國以來,人們紛紛驚呼深圳特區優勢地位將由此喪失,拋棄論、邊緣論層出不窮。如今,我國對部分產業實施保護的三年過渡期已滿,按照目前官方與學界約定俗成的說法,進入了“入世后過渡期”。歷經三年風雨洗禮之后,WTO給深圳帶來了哪些變化? 2004年12月13日上午,中國加入WTO三周年的第三天,一個為人們熟悉的身影出現在深圳市民中心三樓、深圳世貿組織事務中心辦公區內。龍永圖,外經貿部原副部長、中國入世談判首席代表,同時也是深圳世貿組織事務中心首席顧問。利用近日來深圳主持博鰲亞洲論壇2004深圳國際物流大會的短暫時機,龍永圖來到深圳世貿組織事務中心(又稱“深圳市WTO事務中心”)。 “我說不要擴大貿易摩擦的影響,遭反傾銷的出口商品只占全國出口貿易總額的0.5%,并沒有否認WTO事務的意思。相反,0.5%的事一定要有人做,對于從事WTO事務的人來說,這個0.5%的事就是100%的事。”龍永圖的這席話讓深圳市WTO事務中心全體人員為之一振。 彩電企業的積極應戰 “無法接受此結果的中國企業繼續積極應訴,康佳更是一馬當先搖旗吶喊” 在12月5日舉行的深圳世貿組織事務中心顧問委員會2004年會上,深圳市常務副市長許宗衡簡要地概括了三年來深圳的遭遇:“深圳是全國出口的重點城市,也是世貿組織成員國關注我國履行世界貿易事務的重點城市。近年來,歐美日的經貿官員和跨國公司的代表頻頻來深圳考察世貿事務,各種貿易摩擦無論是類型、數量、涉案金額還是涉案企業,深圳都是受影響最大的城市之一。” 北京時間2004年4月14日上午9時,美國商務部公布了對中國彩電反傾銷訴訟的最終裁決:接受美國商務部單獨調查的四家中國彩電企業分別被判定自4.35%至24.48%不等的反傾銷稅率,其中康佳集團被判定11.36%的反傾銷稅率。此外,其他應訴的中國彩電企業被判定21.49%的平均反傾銷稅率,而未應訴的中國彩電企業被判定78.45%的平均反傾銷稅率。“這就是一場肉搏戰,只是不用動刀動槍,而是用腦的一場戰役。”盡管已時隔半年有余,曾任康佳集團反傾銷應訴小組組長的該集團某高層領導仍心有余悸。 2003年5月2日,美國五河電子公司(FREI)會同兩家美國勞工組織以“不公平貿易”為名,將一份長達50頁、針對中國和馬來西亞向美出口彩電的反傾銷申訴書,遞交至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和美國商務部(DOC)。其中,來自中國的彩電占84%的份額,因此申訴書要求對來自中國的彩電征收高達84%的反傾銷稅。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出口機電產品涉案金額最大的反傾銷案件,長虹、康佳、海爾、創維等9家主流彩電企業無一幸免,涉案的主要產品是21英寸以上的彩電,包括普通的CRT彩電、高清晰數碼彩電和背投彩電。 “這對中國彩電企業是極其不公平的,我們毫不猶豫要為爭取自己的正當權利而積極應訴。”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康佳一位高層人士告訴記者:“2003年5月7日,ITC(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正式立案并開始就產業損害問題進行調查,而經過幾次緊急會議后,康佳集團很快在5月13日就成立了反傾銷應訴工作領導小組,正式啟動應訴工作,并同時決定與國內其他被訴公司聯合聘請ITC初裁階段的代理律師。根據美國的法律規定,反傾銷案件需要通過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和美國商務部(DOC)兩方,進行交替性的定性和定量裁決。5月18日公司向ITC遞交了損害調查答卷,隨著5月23日DOC正式立案后,公司于6月10日選定了本案DOC調查階段的代理律師! 經過半年的調查,DOC于2003年11月24日作出了初裁,裁定各家企業的反傾銷稅率分別為:長虹45.87%、廈華31.70%、康佳27.94%、TCL31.35%;海爾、海信、蘇州飛利浦、創維、上廣電集團等為40.84%;其它未應訴企業均為78.45%。 無法接受此結果的中國企業繼續積極應訴,康佳更是一馬當先搖旗吶喊,并于2004年3月22日向全社會發出倡議,呼吁共同支持彩電行業,支持中國的民族產業。 對于美國商務部的終裁結果,康佳集團并不滿意,該高層人士向記者坦率地認為,盡管給予康佳的反傾銷稅率在可承受范圍之內,但美國商務部作出的這一不公正裁決將嚴重損害中國彩電行業的合法權益。 對于康佳集團等本地企業在應對本次貿易摩擦過程中的表現,深圳世貿組織事務中心主任張金生是這樣評價的:“這些企業沒有逃避貿易糾紛,而是頑強應對,甚至沖破了有些大國打著反傾銷旗號行貿易保護之實的限制,維護了自己的合法權益,甚至為全國的同行業贏得了有利地位,表現了很強的規則意識和維權意識。 一知名公司吃了“啞巴虧” “當其從A公司更名為B公司后并未進行變更登記,而是直接以B公司的名稱繼續對美國出口產品。” 據統計,截至去年底,深圳已有外商投資企業12000多家,實際利用外資累計達到365億美元,進出口總額占全國進出口貿易的八分之一,已經連續十年位居全國第一位,外向型出口型的投資企業產值占工業產值的70%多,電子信息等高新技術產品和鐘表、服裝等傳統產品在全球都占有相當份額。深圳在我國外貿出口中的特殊地位已經決定了談到WTO時必談深圳,應對貿易糾紛與摩擦也往往自深圳始。 有人說,WTO對于深圳這個中國最早的對外開放窗口的作用,不亞于又一輪更為深入和全面的對外開放。目前,深圳特有的外向型經濟結構已經將這個城市與全球市場緊緊地捆綁在一起,這就要求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必須熟練運用國際經濟規則,趨利避害。“掌握規則,玩好規則,提高各界的WTO規則意識,按國際通行規則來辦事,我們的企業才能得到不斷發展和壯大。”張金生說。 由于深圳是國際貿易摩擦的多發區之一,各種貿易摩擦無論是在類型、數量上,還是涉案金額、企業范圍等,在深圳都呈現突出的特點。2002年,深圳只有2起反傾銷案,涉及3家企業;2003年深圳企業遭遇的反傾銷案已達9起,涉及企業86家;今年1-9月份,涉及深圳的反傾銷案已達7起,反補貼3起,知識產權保護1起,其中反傾銷涉案企業上百家。隨著國際貿易和交往的增長和深入,貿易摩擦的增多本屬正常,但遺憾的是,仍有一些企業沒有準備好,在深圳便有一家知名企業(應企業要求隱去名字,簡稱A公司)就吃過“啞巴虧”。 成立于上世紀90年代初的A公司在海內外市場上均占有相當可觀的銷售份額,正是因為其海外市場的不斷做大,在2002年初就遭到來自美國的反傾銷訴訟,當時被稱為“中國入世以來遭遇的第一起反傾銷訴訟”。經過半年調查后,2002年7月美國商務部進行終裁,裁決出的反傾銷稅率不到10%,這是該企業完全可以承擔的,因此并未對其出口美國市場造成嚴重影響。 誰知好景不長,問題出在該企業于2003年初進行了更名。根據美國法律規定,對于其曾經進行反傾銷訴訟的企業,如果在5年的復審期間出現了法人更改、地址或名稱變更、資產或股權重組等,都應當去美國商務部進行變更登記,否則將不予以承認。該企業卻不了解這一規則,當其從A公司更名為B公司后并未進行變更登記,而是直接以B公司的名稱繼續對美國出口產品。 由于該公司對美出口的產品屬于被監控范圍,美國商務部在2003年統計中發現B公司出口產品的數量產生“威脅”后,于2004年第一季度出示調查報告,并于第二季度開始以反傾銷理由對該企業征收124.9%的反傾銷稅。這就意味著,公司每賣出100塊錢的產品就要給美國政府交納124.9元的稅收。從2004年5月開始,該公司運往美國的數十個集裝箱都被堆積在了港口,美國買家提貨就要繳稅,而運回中國企業則要虧本。 據該公司內部人士透露,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在中國海關,B公司與A公司是同一個概念,但對美國而言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到10%的反傾銷稅只對A公司成立卻并不能作用在B公司上。B公司作為一個全新的個體只能重新與美國打官司進行爭取,但在訴訟的過程當中必須先交124.9%的稅。“雖然官司打贏后多收取的稅可以退回,但哪有這么多的資金去墊付呢?即使有強大的資金實力,也沒必要去做這種賠本的事! 據悉,目前該公司正在積極出具資料來證實B公司就是A公司,如果成功則可挽回敗局,一旦無法成功則等于徹底斷了出口美國的路。 如何更好地“與狼共舞” 龍永圖特別提出:“......深圳中心今后的工作重點可以放在考慮服務產業的入世承諾兌現后如何推動其進一步開放的問題上。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制定出深圳服務業開放的時間表,并讓全國借鑒! 雖然貿易糾紛與摩擦不斷,但誰也無法否認入世給中國以及深圳帶來的積極影響。張金生認為:“加入WTO對深化深圳的對外開放的積極作用主要是,促進了開放型經濟的建設和完善;讓深圳分享了經濟全球化的成果;促使深圳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環境更加優化;擴大了深圳對外開放的范圍。” 張金生透露,僅在擴大對外開放的范圍方面,深圳充分利用加入WTO以及其他的有利條件大膽探索,成為首批先于內地引進外資銀行,允許外資銀行開展人民幣業務,允許興辦中外合資保險公司,允許外商投資興辦中外零售企業、進出口貿易企業和旅行社等的城市之一。截止到2003年底,深圳累計實際利用外資約365億美元。 入世三年后,已無人再大驚小怪“狼來了”,各界關注的重點都已轉到如何更好地“與狼共舞”上。 昨天,龍永圖以首席顧問的身份來到深圳市世貿組織事務中心,對該中心如何制定“入世后過渡期”應對策略進行指導。他在聽取了匯報后,對于該中心提出的今后將加強網絡系統建設、為企業提供法律服務、促進與民間商會交流、加快人才培訓等措施均表示認可。龍永圖特別提出:“目前我國服務業發展水平較為滯后,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續偏低,必須進行根本性的結構調整。同時,服務產業的開放度也是相當不夠的。深圳中心今后的工作重點可以放在考慮服務產業的入世承諾兌現后如何推動其進一步開放的問題上。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制定出深圳服務業開放的時間表,并讓全國借鑒! 龍永圖描述的全國產業結構問題,也是深圳的“缺憾”。2003年,深圳完成了驚人一跳,全市生產總值(GDP)突破2860.5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7.3%,農業、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結構為0.6∶58.9∶40.5。雖然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深圳肩上的重擔還是不敢輕易放下,因為入世之初,深圳就被委以“先試行對外開放服務貿易業,為全國探索路子”的重任。在CEPA的安排下,今年6月,深圳市市長李鴻忠訪港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迎娶香港的服務業。“我和鴻忠市長交換過意見,都覺得深圳服務貿易還有很大的開放空間”,龍永圖認為,深圳在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進程中,仍要挑起先行先試的“大梁”。 龍永圖還從點到面地談到了物流等新興產業的開放問題:“現在,深圳物流業用地價格,50%算倉儲,50%按商業用地價格算,商業用地每平方米2000多塊……企業投資成本很高呀!边@個細節是他出席12月12日2004深圳國際物流大會“中國物流業:條塊分割與統一市場”分會場時,捕捉到的!5年前還沒有物流這個概念,工商注冊都沒有這一項”,龍永圖認為,深圳應該率先研究新興產業的開放,步子可以再放大一點。 面對龍永圖布置的這篇“大作業”,張金生表示會抓緊落實。他告訴記者,目前,該中心已經聘請有關專家專門研究服務業兌現入世承諾后,給深圳的銀行、保險、證券、物流等服務行業造成的影響,并制定專門的應對和開放措施。 12月11日,中國商務部發布消息,12月10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終裁我國家具對其國內家具制造行業造成實質性損害,我國家具企業必須從今年6月23日起向美國交納平均8.64%的反傾銷稅。 張金生告訴記者,目前正在調查美國這一舉措對深圳家具行業的影響!半m然木質家具是深圳傳統的出口產品,但這起反傾銷案主要針對臥室家具,估計對深圳木具行業的影響不會很大! 在日益頻繁的貿易摩擦中,廣東和浙江被譽為“重災區”。雖然廣東人最先在對外開放中富起來,但涉及到具體利益時,仍有些人充滿抱怨。深圳外貿依存度高達300%,對于貿易摩擦對整體經濟的影響不得不重視。本月初,在深圳市WTO事務高級論壇新聞發布會上,張金生就說:“今年市政府要求出口商品規模能再保全國第一,創12連冠紀錄;但明年就不一定了,上海可能會超過我們!边@個“不一定”有兩層含義:一是長三角地區經濟突飛猛進的事實,一是對貿易摩擦增多的憂慮。 張金生坦言:“深圳在應對貿易摩擦時還有種種不足,主要表現為:應對意識較弱,企業應對貿易摩擦的法律知識不夠全面,應對積極性不高,全市的應對工作體系和網絡的服務、協調功能還沒有完全發揮,從事各類貿易摩擦應對工作的機構和專業人才極其匱乏! 張金生表示,下一步工作的重點是加大宣傳力度,強化企業的憂患意識。 - 對話 洋官司面前 專業人才奇缺 對話動機 深圳WTO事務中心是全國少有的地方性世貿機構,深圳如何在開放的剛性約束下履行義務,又如何玩好世貿規劃?本報專訪了深圳WTO事務中心主任張金生,很少面對媒體的他,向記者講述了開展深圳WTO事務的“智慧”所在。 研發投入不足形成瓶頸 記者:在深圳過去發生的一些貿易摩擦案例中,以及即將面臨的沖擊中,是不是有一些與我們處于國際產業鏈低端有關系? 張:發生貿易摩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產業競爭的問題,又有貿易保護主義的問題。產業鏈低端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實際上,在國際貿易中,發生貿易爭端的根源是比較優勢和劣勢的沖突。 制造業產品在國際貿易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經濟發展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吸收了大量的就業人口,是出口商品的主體。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我國的工業產業基本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低端環節,高新技術產業的關鍵部件主要靠進口。很多企業更習慣于加大產能的投入,而非技術創新。研發投入不足、缺乏自有品牌和核心技術已成為制約制造業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問題。 為企業服務的專才奇缺 記者:深圳走在全國之先,設立了地方性的WTO事務機構,在過去三年應對WTO事務的過程中,有哪些經驗和教訓可資全國借鑒? 張:龍永圖以前是不贊成地方設WTO事務機構的,但深圳WTO事務中心沒有增加編制,而是一個為企業服務的聯絡點,比如技術標準機構設在技術標準部門。這種體制上的創新得到了龍永圖的認可。中心成立兩年來,在開展地方WTO事務工作,建立WTO信息平臺和反傾銷預警系統,開展人才培訓和法律服務等方面是有一定成績的。但開展地方WTO事務是一項全新的課題,也是一項開創性的事業。 接下來,深圳的WTO事務要圍繞WTO新一輪談判的主題、圍繞貿易摩擦的主體開展工作,為政府提供應對的方略,把深圳的WTO事務工作做出特色來。 記者:深圳在WTO專業人員的培養方面水平怎么樣? 張:不得不承認,我們應對入世的專業人才是短缺的,甚至可以說是奇缺的,涉及投資、服務、補貼、知識產權、反傾銷等多個方面。比如入世后,中國企業遭受國外反傾銷調查的數量不斷增加,洋官司越來越多,但是國內可以代理這方面訴訟的人才卻是寥寥無幾,真正能夠為企業提供專業化服務的專家更是非常缺乏。 目前的應對機制還需完善 記者:您曾向媒體介紹,目前深圳已經建立了反傾銷預警機制,但因企業、政府和行業協會間缺乏聯動機制,致使企業反應較慢。對此,你認為癥結在哪里,各方的當務之急是什么? 張:國家商務部提出的“四體聯動”應對反傾銷工作機制,要求地方政府、中介組織和主要企業應配合商務部有效整合既有資源,加強協調,通過交流、合作,實現信息共享,形成合力提高服務質量。而目前政府、行業、企業等還未能建立起順暢有效的反傾銷應對工作機制,全市性的應對工作體系和網絡的服務、協調功能還不能完全發揮,未能真正做到“四體聯動”。 所以,我們未來和近期的工作重點:一是強化政府主管部門的組織和協調功能,我們將積極整合現有資源,加強國際交流,建立一個全方位的順暢高效的多體聯動的反傾銷應對工作機制的網絡,把深圳企業反傾銷應對工作的各項具體措施推向深入。二是促進行業協會充分認識到自身在反傾銷應對工作機制中應發揮的重要作用,及時跟蹤掌握行業產品的出口信息、出口國的行業信息,以及國際上同行業產品的進口動態,加強對行業內企業出口行為的組織、指導和協調,防止業內惡性競爭。另外,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專業機構也很重要,可為企業提供高質量的專業服務。企業作為應訴主體也要注重自身的內部管理和產品的品牌建設,注意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產品附加值,通過市場多元化戰略規避風險。 應對反傾銷案例集將出版 記者:深圳目前正在著手研究制定《WTO后過渡期行動綱要》,能否透露一下思路和具體的措施? 張:深圳市世貿組織事務中心聯合有關部門,在全國率先開展了“入世后過渡期”應對工作的研究,形成了“深圳市應對入世后過渡期行動綱要”。綱要將從我國加入WTO后過渡期的形勢出發,結合新一輪WTO談判進程以及深圳的發展實際,從更高、更廣的角度提出具有可操作性、針對性、前瞻性和全局性的應對措施,促進我市社會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我們也正在對全市企業參加反傾銷應訴的情況進行整理,準備出版《深圳市企業應訴反傾銷案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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