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剛教授：當前宏觀經濟增長的動力及其矛盾

　　今天的講演，我想主要談一談對于當前宏觀經濟增長的動力及其矛盾的理解。如大家所看到的，當前宏觀經濟整體發展勢頭良好。進入2002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在居民消費熱點出現、民間投資活躍、銀行貸款擴張較為明顯、外貿出口和引進外資成就不斷刷新的情況下逐漸趨暖，2003年第一季度GDP增長達9.9%，第二季度由于“非典”影響，增速回落，但第三季度起，經濟又迅速恢復強勁增長，全年的經濟增長終于達到9.1%，是1997年以來增速最快的一年。2004年前三個季度經濟增長為9.5%。但是，在經濟增長的背后也隱伏著一些矛盾 ，需要我們一起來正視。

　　五方動力助跑

　　這一輪經濟增長首先得益于居民消費中住房和汽車熱點的形成，與此同時，國內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的開拓利用，住房建設、城市交通和環境建設的投資熱潮等，都對這一輪的GDP高速增長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

　　首先，這一輪經濟增長得益于居民消費中住房和汽車熱點的形成，在對住房和汽車強勁需求的推動下，導致對鋼材和水泥等中間投入品的需求大增，從而引發新的一輪固定資產投資。這樣的增長雖然也導致中間投入品、能源和運輸價格的上漲，但是除住房和需要一定周期進行調整的農產品(資訊 行情 論壇)外的幾乎所有產品最終的價格都沒有大的變動。這樣的增長一是具有其合理的內在動力，二是目前還不至于引發普遍的通貨膨脹。

　　其次，這一輪增長是在中國加入WTO兩年后我國已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兩年來，我國的對外貿易增長尤其顯著：2002年進出口總額達到6207億美元，增長21%；2003年根據商務部公布的數據，全年進出口總額高達8512億美元，增長率達37.1%；今年預計可能超過1萬億美元。隨著我國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之一的可能性不斷臨近，我國進出口增長的基礎更加堅實。與此同時，引進外資也取得較好的成績，2002年實際利用外資550億美元，增長11%多，2003年雖因為“非典”和全球經濟復蘇外資流向轉移等因素有所回落，但根據商務部公布的數據，全年實際利用外資仍達到535億美元，2004年有望反彈。因此，國內外兩種資源的利用和內外兩個市場的開拓是這一輪宏觀經濟增長的基礎。

　　第三，經過進一步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經過近幾年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環境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時作為推動這一輪經濟增長主動力的投資主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過去以政府和國有企業投資為主轉變為以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投資為主，投資決策日益符合市場理性。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以政府推動為主的國有及集體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比重一直在下降，從1993年的78.4%下降到2002年的57.2%。反之，靠民間力量推動的個體及其他經濟成份所作的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則從1993年的21.6%上升到2002年的42.8%。進入2000年以來，政府推動的國有及集體企業的投資比重開始出現加速下降，凸顯出民間投資的活躍。

　　第四，這一輪經濟增長的最大特色是工業生產的強勁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3年全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累計完成增加值4.1萬億，增長17%，實現利潤增長40%。因汽車、住房和通訊等消費需求所推動，對中間產品的需求進一步拉動，使得冶金行業在2003年增長一倍多，煤炭、石化、有色金屬、建材、機械行業增長超過50%。中國真正全面進入了工業化階段，并且向重化工比重不斷提高的工業化高級階段推進。

　　第五，城市居民住房需求的空前增長和工業化發展帶來的移民潮使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長期以來，由于受計劃經濟福利分房制度和人口戶籍制度的影響，中國的住房市場發育十分落后，城市化速度大大落后于工業化速度。但這一局面在2000年以來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隨著福利分房制度的終結和戶籍制度的松動，住房建設、土地拍賣、城市交通和環境的改善在市場機制下互動，既滿足了人民群眾對住房和環境的更高檔次的需求，又通過土地拍賣籌集到城市建設的資金，由此構成住房建設、城市交通和環境建設的投資高潮，對這一輪的GDP高速增長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

　　十大矛盾待解

　　當前中國經濟的波動已經不是簡單一句過熱或者過冷所能夠概括的了。這一輪經濟增長背后，各類矛盾也在進一步發展，需要我們重視。

　　但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增長背后潛伏著的矛盾也不容忽視。集中體現在以下十大矛盾上：

　　(一)雖然中國的GDP增長很快，但是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卻落后于GDP的增長，構成GDP增長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的矛盾。在1997年之前，個人可支配收入增長率雖然波動較大，但整體還是以較高速度在增長，但1997年以后，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就開始低于GDP的增長率，經濟進入收益不明顯的增長軌道。

　　(二)GDP的增長很快，但就業彈性偏低，就業的增長跟不上GDP的增長，構成GDP增長和就業增長的矛盾。根據奧肯定理，我們知道，經濟的增長會帶動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和就業機會的擴張，其帶動強度的大小可借助就業的GDP彈性來反映。雖然隨著隱性失業的不斷被吸納，近年來全國的就業彈性有平緩的上升趨勢，但整體來看，數值偏小，平均僅有0.12，說明經濟的增長對就業的帶動能力薄弱。1981-1998年間，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的就業GDP彈性系數分別為：0.42、0.51、0.32、0.20，都明顯高于我們。

　　(三)推動GDP增長的總需求增長中，主要以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為主，消費需求的增長相對緩慢，構成投資增長和消費增長的矛盾。從1991-2003年出口、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及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的數據來看，出口由于受外部環境影響較大，增長率的波動比較明顯，但整體的增長速度非常高，平均達到23%；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在整個時期經歷了三個階段，1991-1993年處于高速增長階段，到1993年達到頂點，為61.8%，然后開始逐步下滑，到1999年達到谷底，全年增長率僅有5.1%，從2000年開始，增長率開始穩步上升，2003年達到29.9%。反觀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情況，則自1997年以來一直比較平穩，起色不大。自2001年以來，出口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開始迅速上升，但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卻持續低迷，甚至有微幅下降。這說明，即使是在2003年經濟增長勢頭比較好的情形下，投資增長和消費增長的矛盾仍然存在。

　　(四)中國經濟增長對外依賴程度上升，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分配更加復雜，構成內外經濟利益的矛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出口占GDP的比重一路上升，從1978年的9.8%飆升到2003年的60.4%，已占到GDP總額的近三分之二。作為一個大國，如此大的外貿依存度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五)本國居民的儲蓄不斷增長，但卻難以轉化為有效的投資，居民投資渠道單一，投資回報低，構成儲蓄增長和投資增長的矛盾。有關數據顯示，1994年以前中國的貸款余額大于存款余額。但從1995年開始，隨著存款余額的迅速上升，存貸差額變成了正數。截至2003年，中國的存貸差額已經高達近50000億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國內的儲蓄難以轉化為有效的投資。

　　(六)我國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根據1990年以來外匯儲備的數據，我國的外匯儲備一直在增長，截至2003年，已高達4000多億美元，今年有望突破5000億大關。我國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很低。但是與此相反，外國直接投資在我國增長快，收益高，外國投資的回報高于外匯儲備的回報，導致利益的流出，同時外國投資對本國投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擠出效應”，構成內外資源利用上的矛盾。

　　(七)三次產業增長速度差異大，一產增長緩慢，二產增長呈加速狀態，但三產增長乏力，不符合三次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構成三次產業難以均衡發展的矛盾。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伴隨著經濟增長總體勢頭的回落，三大產業的增長速度也同樣放緩。但第一產業的增長速度遠遠落后于GDP的增長速度，1990-2003年間，一產平均增長率為3.8%，僅為同一時期里GDP平均增長速度9.3%的40%，且整體增長水平往下走，凸顯出一產增長的緩慢。二產在同一時期的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在GDP增長速度之上，平均增長率達12.2%。三產以1997年和2001年為分界線，經歷了三個階段：在1997年前的第一階段，三產的增長速度微微低于相應年份GDP的增長速度；在1997-2001年間，三產發展加快，增長速度開始微弱地高于當年GDP的增長率；在2001年以后的第三階段，三產增長又重新開始回落，增長速度又再次低于當年的GDP增長速度。在整個1990-2003年間，平均增長率為8.3%，比二產增長率低了整整4個百分點。特別值得關注的是2002、2003兩年的情況。自2001年開始，在第二產業加速發展的帶動下，GDP增長率也開始抬頭，但第三產業卻和第一產業一樣，增長仍然乏力。三次產業間發展不均衡的矛盾由此可見一斑。

　　(八)地區經濟發展差異大，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呈加速態勢，但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落后于東部地區，構成區域發展矛盾。目前東部地區的人均GDP是西部地區的2.6倍，中部地區的2.1倍。

　　(九)不同社會階層的收入差距擴大，構成社會貧富矛盾。反映一國收入分配均等狀況的實證指標是基尼系數，該系數越大說明收入分配越不均等，貧富差距越懸殊。一般國際上將基尼系數0.4作為監控貧富差距的警戒線。有關數據顯示，近年來，全國居民的基尼系數已非常接近0.4的警戒線，這說明社會整體的貧富差距已十分明顯。但若從城鎮居民內部和農村居民內部的收入分配狀況來看，情況有所好轉，但也不容樂觀。城鎮居民內部和農村居民內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均在波動中呈現擴大的趨勢，農民內部的差距大于城鎮內部的差距，雖然都還沒有靠近0.4的警戒線，但差距擴大的速度令人擔憂。盡管目前城鎮內部和農村內部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都還處于比較合理的范圍之內，但是應當看到，20年里差距擴大速度是相當快的：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由0.177提高到了0.245，增長了38.4%；農村居民基尼系數由0.245提高到了0.314，增長了28.2%。如果這種勢頭不適當加以遏制，那么，就可能快速地達到甚至超越警戒線。

　　(十)中國經濟增長的“高投入、低產出；高消耗、低效率”的“兩高兩低”特征突出。2003年中國GDP僅占全球名義GDP約4%，但資源消耗驚人：原油達到7%；鋁為25%；鋼鐵產品27%；鐵礦石30%；煤31%；水泥40%。中國每創造1美元產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與以高投入低產出的粗放型經營相呼應，中國經濟也遇到了環境容量飽和的危機。荒漠化土地面積達267.4萬多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的27.9%；目前的廢水排放總量為439.5億噸，超過環境容量的82%；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個城市嚴重缺水。

　　綜上所述，在這一輪經濟增長背后，各類矛盾也在進一步發展，需要我們重視。當前中國經濟的波動已經不是簡單一句過熱或者過冷所能夠概括的了。

　　立足國內解困

　　從當前的發展階段來看，我們必須擴大開放，充分利用我國勞動力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加速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但是，如果我國經濟一直依靠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我們就會將大量的利益轉移到國外，隨著對世界經濟依賴度的提高，我們沒有辦法充分享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福利。

　　從上述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增長背后的矛盾展開來看，這一輪中國經濟增長和波動確實有別于中國以前的經濟增長軌跡，也有別于世界上其他國家經濟增長和波動的軌跡。中國這一輪經濟增長是在我們已經過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國際上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的條件下實現的，因此，中國在二十一世紀融工業化和城市化于一爐的發展要求，以及全球經濟資源在比較優勢原則下進行合理配置要求而進行的產業大轉移，可以說是我們理解中國這一輪經濟波動的關鍵所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中國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中國巨大市場容量前景與尋求產業(主要是制造業)轉移的國際資本一拍即合，而工業化和城市化無疑是這個人口大國二十一世紀最大的發展主題。但是，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其背后的潛臺詞是以全體勞動要素的低收入為代價，尤其是大量的農村轉移勞動力，由于缺乏社會保障和其他福利，雖然其競爭優勢明顯，但是其收入增長有限，所帶來的后果，比如影響全體居民收入的增長和消費的增長，最后導致宏觀經濟上的矛盾現象。

　　在推動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作用的各地政府在追求政績的動機下，以更低的商務成本吸引外資，扭曲要素價格信號，尤其是勞動要素的價格信號，重復建設、產業同構，過度競爭，其結果一方面是居民收入提高有限，另一方面是居民最終消費品的供給過剩，后續的經濟增長只能通過進一步的投資來推動。沒有本地或本國居民消費作為支撐點的經濟增長，其結果必然導致通貨緊縮壓力的發展。

　　在消費增長緩慢，通貨緊縮持續的情況下，為刺激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宏觀金融方面的政策又是不斷地降息，尤其是居民的存款利率，但是居民的存款利率的不斷下降，加上證券市場的疲軟，居民在財富收入方面增長不理想，進一步加劇了經濟增長和消費增長之間的矛盾。過低的利率和經濟體制改革沒有到位的銀行非理性一起導致2002年以來的貸款的波動，構成投資的進一步擴張，使宏觀經濟中消費和投資比例嚴重失調。

　　自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發展，資源配置在更大的范圍內優化，這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強勁動力之一，必須加以肯定。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對外部世界的依賴增大，由于我們在資本市場方面對外開放的滯后，由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方面的問題，由于我們的企業在出口方面的非理性競爭，由于我們的出口產品缺乏知識含量、文化含量，企業缺乏質量改進的動力，以低價競爭為主的出口的增大，未必帶來收入的增大，反而背著“傾銷”和通貨緊縮輸出的黑鍋。同時，一方面，凈出口增長所帶來的低收益的外匯儲備的增長，又意味著我們將經濟資源低回報地輸出國外；另一方面，每年大量的國外直接投資又將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收益或以利潤的形式或以知識產權報酬的形式轉移到國外。由此我們面對一幅矛盾的景象：從當前的發展階段來看，我們必須擴大開放，充分利用我國勞動力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加速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但是，如果我國經濟一直依靠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我們就會將大量的利益轉移到國外，隨著對世界經濟依賴度的提高，我們沒有辦法充分享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福利。

　　這便解釋了這一輪經濟增長和波動為什么以工業增長為主，以投資拉動為主，以城市建設為主，以中間產品價格上漲為主，最終產品需求的增長跟不上投資的增長和對中間產品需求的增長，第三產業的增長跟不上制造業的增長。

　　因此，從長期來看，我們必須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不能完全依賴于外部世界，我們應該立足于本國。我們要盡量使GDP的增長與居民收入的增長保持一致，GDP的增長與本國居民消費的增長保持一致，區域間的增長保持一致，短期增長與可持續增長保持一致，內需的增長與出口的增長保持一致，資源的流人和流出以及它們的收益保持一致，經濟增長和社會全面發展保持一致。而所有這些一致的關鍵，從短期看，就是要進一步加大經濟體制改革的力度，完善市場經濟體系，改變政府職能，有效實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盡量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減少上述社會經濟中的矛盾現象。從長期看，就是要堅持科教興國戰略，尤其是要加強人力資本投資戰略。只有當中國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含量大幅度提高，我們才有可能在全球經濟競爭中放棄勞動力低價優勢，我們的產品才有可能提高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我們才有可能形成一個不斷擴大的中等收入階層，居民的收入提高才能與GDP的增長保持一致，在全球經濟競爭中我們才有可能立足于有利的地位，從而保證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思想者小傳

　　袁志剛1958年1月生，現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復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國家勞動保障部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上海市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1993年畢業于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鄄

　　HESS)，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非均衡經濟理論，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就業和失業理論，養老保險理論等。專著《非瓦爾拉一般均衡理論及其在中國經濟中的應用》1997年獲中國經濟學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