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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參加北京“世遺”景點門票漲價聽證會的部分代表對媒體坦承，聽證前并未做充分調研，其觀點只能代表個人。這正從一個方面暴露出現有聽證體制的問題。
作為一種民意表達方式，聽證會一方面是相對處于“弱勢”的分散的公眾訴求自身利益、與其他利益者展開公平博弈的形式，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決策者實現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動機和努力，也是彰顯法治社會“程序正義”的重要保障。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如何
保障這一“程序正義”的形式真正實現“正義”，卻成為一個新的問題，而聽證會召開的諸多“程序”問題更成為是否“正義”的焦點。
首先，目前聽證會的主辦方多是當地物價部門或相關主管部門。在這種情況下，主辦方會不會和申請聽證方因為利益的相關，達成某種默契，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
其次，目前代表的遴選大多采取主辦方選擇、自愿報名相結合的方式。這樣的遴選方式，很難保證聽證會代表構成的廣泛性、針對性和科學性，甚至會出現主辦方只選擇有利于“己方”觀點的代表的情況。
再者，在聽證內容上，何時發放聽證會背景材料、代表發言時間的限制則成為聽證會的又一軟肋。一些聽證會拖到會前幾天才發放相關材料，使聽證會代表無法就聽證內容展開充分的調研。
更關鍵的，是聽證會的觀點如何被吸收進最后的決策中，以及聽證會在決策過程中居于怎樣的地位。如果聽證會只被當作一次擺設和一種形式，最后的決策并不真正考慮聽證會上的觀點，那么，這將和上面所提到的“程序”問題一起，令聽證會的“程序正義”受到廣泛質疑。
因此，我們有必要針對現有問題，盡快完善聽證會的制度建設———如聽證會由申請聽證者的上級機構或中立機構舉辦，申請聽證者的相關預算提請審計機構加以審計等，使聽證會的各項“程序”都有明確的規范，并逐漸公開化、透明化，接受更廣泛的社會公眾的監督。同時，必須明確規定聽證會形成的多數觀點如何進入最后的決策過程，確保聽證會不會淪為“花瓶”。
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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