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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城市，誰主沉浮？自然區位、分工演進、制度變遷……
“合理化”是根本的驅動力。
經濟全球化正在修整今天的商業城市及其功能，中國商業城市，我們準備好了嗎？
城市是人類最偉大、最復雜的作品。究其本源，軍事防御和商業職能分別構“城”建“市”，方最終整合“城市”。城市的本質是發揮聚集效應，只不過由于動因和手段不同，產生了不同的結局。
人類在發掘城市的功能上走過不少彎路。公元前6世紀，希臘出現了數以百計的獨立城邦，雅典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它開始是一座市場型城市，通過與其他地區的自由貿易來生存。后來在與波斯的交戰中，雅典獲勝，完全取得了對同盟的控制權，對其他城邦發號施令，把城邦成員自愿繳納的財物變為向自己交納的貢品。雅典采用征服與索貢的體制，終于引發了戰爭，它與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前431-前404年)最終毀掉了希臘。
羅馬是同樣的例子。羅馬經濟注重征集剩余農產品而忽視生產活動，用征服和索取貢品來供養它的人口。4世紀和5世紀，日耳曼部落從北部入侵，打亂了羅馬征集體系。芒福德(Mumford)認為，羅馬城市應被稱為“寄生體制”。其中的教訓顯而易見：建立在自愿貿易基礎上的城市才能生存，而建立在強迫性轉讓支付基礎上的城市無法長久存活。
商業城市的興起與內涵
商業城市的興起則完全不同。
歷史上第一批以市場為基礎的城市出現的動因，一是權力分散，這些城市不能索要貢品，只能用自己生產的產品與別人的產品交換；二是當時農業勞動生產力相對較低，城市光靠鄰近地區的農產品無法滿足需求，因此不得不在較大的區域里進行貿易活動。這樣，城市之間的競爭引起了生產和商貿的革新，城市生產者迫于競爭壓力采用新的生產技術，使其產品價格低于競爭對手。
這種商業城市的主要領域是經濟活動，根本的驅動力是“合理化”精神。所謂合理化，主要表現于經濟效益的提高和社會關系的改善兩方面。首先，商品經營者追求利益的活動，迫于競爭的壓力，必然重視管理，重視效率，進行成本核算，使投入小于產出。其次，平等、互利、信譽、責任乃至法律諸觀念要素在經濟活動中與交往行為相契合，使合理化得以貫徹。在其中，合理化就是根本的支配力量。
由于商業城市拋棄了專制的統治方式，在新的“合理化—法律化”的結構形態中，個人的行為擺脫了無計劃、無系統的特點，他的整個行為服從于某種前后一致的條理和規范，他的生活幾乎具有了一種“企業經營的特征”。同樣地，企業行為要按照資本核算的結果來進行。由此可見，明晰的產權，自由的市場，合理的技術、形式法律的規則，經濟生活的商業化，構成了商業城市的內涵。
商業城市不僅帶來產品和財富，也不啻為億萬人創造了一種新的現實，它還塑造了人們對現實的新看法。它在各方面與傳統社會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發生沖突，對正義、愛情、力量、事業、美都重新下了定義。當然，商業城市的內涵并非一成不變，它隨著環境的演變而不斷改寫和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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