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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先生在上海的一個發言中依然堅持認為,中國應該繼續維持固定匯率制度。他在講話中提到,中國現在遇到的匯率上的麻煩并不奇怪,這是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要經歷的一個必然階段。盡管以上說法總體上沒有大錯,但是,我想說的是,中國今天在匯率問題上面臨的挑戰要比日本1985年更為嚴峻,問題形成的原因也更為復雜。為什么這么說呢?這與匯率形成的機制以及匯率變動對整體經濟發展的影響方式有關。讓我們從匯率的決定因素來做個簡單的討論。
毫無疑問,實行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對于東亞經濟的起飛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從政策上看,這個固定匯率政策與東亞經濟的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高度一致。與東亞類似,中國大陸在過去的10年也走上了典型的貿易主導的經濟發展戰略。但是兩者的差異在于,它們所選擇的固定匯率對整體經濟的影響是非常不同的。一般來說,固定匯率對國內整體經濟的有效性取決于貿易部門的發展對國內產業和總體經濟的傳導效應(所謂"巴拉薩效應")。如果貿易部門的增長帶動了國內非貿易部門的增長,兩者保持一定的聯動關系,那么固定匯率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就比較顯著并且不會在國際收支上積累起大量的不平衡的壓力。這就是說,如果出口拉動的部門擴張引起國內產業對進口的增長,那么國際收支就可能維持大體的平衡。這就反過來進一步需要固定匯率的制度來保障經濟的持續發展。這意味著,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對于一個經濟的發展和增長有顯著的積極效應并且大的調整通常是不需要的。
而要保持固定匯率對經濟發展的這個積極的影響力,關鍵的問題是貿易部門的擴張不能脫離國內經濟的總體結構。這就等于說,如果貿易部門本身是國內經濟的主要構成部分,就像東亞的開放經濟體那樣,那么,固定匯率不僅有利于貿易擴張和經濟的發展,而且貿易部門的擴張顯著帶動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匯率水平的調整不僅是自然的,而且對經濟的發展不帶來嚴重的影響。日本1985年的日元匯率調整實際上就屬于這種情況。很多日本經濟學家認為,1985年的"廣場協議"并不真正打擊日本經濟的發展,而是日本國民收入積累到較高水平之后的必然結果,這也是日本為什么接受了這個調整的主要原因。可是,中國現在面臨的匯率調整壓力是發生在人均收入只有1000美元階段,而不是10000或15000美元階段。1000美元的人均國民收入意味著我們還有相當長的高速發展時間。但在這么低級的發展階段,為什么我們今天盯住美元匯率機制發生麻煩了呢?現在通常的解釋是,因為美國經濟和政策有了問題。美國的問題是,占GDP5%的貿易赤字長期得不到解決。但是話要說回來,美國的赤字并不是一個真正問題,因為美元的"霸權"地位可以來平衡美國的國際收支。
只要亞洲還將外匯儲備在美國市場上,美國就沒有問題。那問題是,亞洲需要改變這個長期以來將外匯儲備主要投資于美國國債的做法嗎?我看不會改變,因為對經濟發展和貿易擴張來說,這樣做的好處太明顯了。我的看法是,對中國來說,固定匯率面臨的調整壓力主要不是來自美元貶值,而是來自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偏差問題。此話怎講? 與東亞經濟不同,中國貿易部門在過去10年的擴張與國內經濟發展的聯系幾乎是脫節的。貿易擴張雖然促進了中國經濟增長,但是這個影響是局部的和扭曲的。因為中國的貿易擴張主要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資的超常增長。由于外資企業(目前大約46萬家)成了中國貿易部門的主要推動者,并且這些外資企業以加工貿易為主(進口與出口幾乎發生在同一部門),貿易部門的這個擴張與國內其它經濟部門的聯系就變得不那么緊密了。貿易部門擴張對國內經濟的傳導并不顯著。這表現為過去的10年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幾乎就是外資企業集中和主導的地區。把這些地區拿掉,其他地區的收入水平還相當低。在一個高收入的貿易活動主要集中在少數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體內,我們不能指望人民幣的匯率僅僅由這些少數地區的收入水平來決定。在國際收支上,中國積累起來的龐大的外匯盈余正說明了中國整體經濟落后的問題。
總之,貿易部門與中國整體經濟的相對分離(這個分離主要由外資主導貿易造成的)是造成人民幣升值幻覺的重要原因。雖然貿易部門的擴張速度非常快(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高達70%),但是由于貿易部門的擴張局限在外商企業的加工貿易,它并不顯著拉起經濟的其余部門的擴張,所以來自貿易的帳面盈余被迅速地積累起來了,造成了人民幣升值的虛幻的壓力。真正的問題是,中國作為這么龐大的國內經濟體,它的經濟發展如果不是局限在外資和貿易部門的話,它是不可能在國際收支上積累起這么大盈余的能力的。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應該足以吸納掉這些盈余才是,不然的話,我們就需要反思和憂慮中國經濟發展的政策和前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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