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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對中國經濟的深遠影響并不突顯于某一年，也并不局限于某些領域，從1982年的“八大王”到2003年的打火機海外反傾銷官司勝訴，以及這兩年橫掃大江南北的“溫州炒房團”，只要是非政府主導的經濟熱點問題都有溫州的參與。
但如果把制度范疇中國民營經濟的代表“溫州模式”與“溫州貨”的代表皮鞋所經歷的命運放在一起，可以看見相同的先抑后揚的路徑。
1985年，“溫州模式”的概念最早被提出。5月12日，《解放日報》發表題為《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三十三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報道，以及題為《溫州的啟示》的評論員文章。稱贊“溫州模式”為“令人矚目的經濟奇跡”、“廣大農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
由于1983年已經有了“蘇南模式”，于是隨后在全國范圍引起了一場關于“溫州模式”所代表的個私經濟與“蘇南模式”所代表的集體經濟孰優孰劣的大討論。在當時，類似討論動輒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所以“溫州模式”一直被打壓，甚至到1989和1991年，還有人在全國政協會議和“人民日報”上指責溫州在搞資本主義。
只有董輔礻乃等少數學者在支持“溫州模式”。剛剛辭世的董老曾指出：鄉鎮公有制企業的管理體制需要改革，方向是大部分鄉鎮集體所有制企業轉變為非公有制企業，即“蘇南模式”必將向“溫州模式”轉變。
這一預言隨著鄧小平南巡講話后浙江經濟的騰飛和江蘇鄉鎮企業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迅速衰落而得到了驗證。理論界則到90年代后期才反應過來，也開始大肆分析“溫州模式”的優勢所在，“溫州模式”終于揚眉吐氣。一時之間，行政顧不上干預而產權又明晰的溫州家庭作坊恰成大行其道的新制度經濟學派的最佳范本。
一心做生意的溫州人其實從來不關心理論界的空談，他們更在乎對產品本身的看法。1987年，素來愛面子的溫州人因產品質量問題遭受了重大的羞辱。塞滿馬糞紙的溫州產“一日鞋”曾經坑害了包括時任商業部長的女兒在內的眾多消費者。8月8日，一些深受其苦的群眾在杭州武林門廣場憤怒地用大火燒掉了5000雙溫州鞋，加上之前對柳市低壓電器的全面整治，“溫州貨”頓時成了假冒偽劣的代表。
被灼傷的溫州人從此臥薪嘗膽。今天“溫州模式”的代表早已不是前店后廠型的家庭作坊，而變成了那些規模上億甚至幾十億的民資巨豪，比如柳市的正泰、德力西。而溫州鞋在“洗心革面”后也重新奪回市場，如今在“全國十大鞋王”中，溫州有其三；每年6億雙的皮鞋產量，相當于每個成年的中國人都穿過溫州鞋。1999年8月8日，溫州奧康鞋業同樣在武林門廣場用大火燒掉了幾千雙鞋，不過此時被燒的是從各地收繳來的仿制“奧康”。
今天，“溫州模式”和溫州皮鞋又在經歷新的考驗。隨著所謂“新蘇南模式”在吸引外資方面的成就斐然以及溫州本地資金因地理人才局限紛紛外流，已有人開始擔憂“溫州模式”的未來。而溫州皮鞋也像打火機一樣遭受了俄羅斯等國的傾銷指控。但正如之前溫州諸方面的成功皆來自民間自發的草根力量和地方政府開明的不加干預一樣，溫州今后的成功與否將依然取決于他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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