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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蘇南，狹義上專指蘇、錫、常三地，不過在人們提到蘇南時其實際涵義卻又經歷了“無錫-蘇-常”、“蘇-無錫-無常”和“蘇-無錫-常”三個階段，而這種涵義的變遷背后正意味著所謂“蘇南模式”本身的變遷以及相應的地理轉移。
自“蘇南模式”的概念1983年首次被費孝通先生提出之后，其以集體經濟和鄉鎮企業為核心，追求村民共同富裕的特征因為非常符合當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所以備受追捧。
而蘇南的表現也確實搶眼：小城鎮迅速崛起，農村綜合實力迅速增強，極大改變了城鄉面貌。成批入選的全國“百強縣”甚至導致了所謂的“小馬拉大車”現象。發達的縣域經濟加上1983年江蘇在全國率先試點省轄市代管縣(市)的行政區劃改革，使得蘇南的城鎮化水平極高，在一輪撤縣建市的熱潮后幾乎只有“市”而無縣、無鄉。
當時最成功的是無錫。兩度交通大改造使得無錫成為中國交通網絡的重要樞紐，鐵路、公路、水路交會。上海產品的進出都通過無錫，這增加了兩地的交流；很多上海的退休技術工人和淘汰設備成了鄉鎮企業的技術支撐。而無錫所屬的江陰也創造出了華西村這樣的典范。
但產權不明晰造成了干部個人或地方政府為了利益對鄉鎮企業過強的干預，終使鄉鎮企業初創時草根的活力喪失殆盡。隨著1994年國家在金融稅收方面的宏觀調控加強，老“蘇南模式”因企業過重的債務負擔而破產。被中央領導斥為“富得流油，臟得要命”的無錫也被蘇州超越。
蘇州崛起的最關鍵因素是浦東開發，大量資金與人才的溢出效應使靠上海最近的蘇州獲益匪淺，而1994年新加坡工業園區的落戶也使蘇州找到了一條撇開鄉鎮企業轉向利用外資的道路，并逐漸在這條路上愈走愈順。而任何階段都吃虧于與上海距離最遠的常州，在武進衰落后也郁悶地退出了人們的視線，“無錫-蘇-常”成了“蘇-錫-無常”。
地方政府公司主義的老“蘇南模式”失敗后，本來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改革契機，2000年底時蘇南地區的85000多家鄉鎮集體企業中也確實有93.2％成為私營企業或產權明晰的股份企業。但曾經共同富裕的人們已經養成了小富即安的習慣，遍地優秀勞工的蘇南沒有生就多少自己創業的私人老板；而慣于干預經濟的地方政府嘗到了利用外資的甜頭之后也把所有熱情都轉移到了招商引資上。老“蘇南模式”終于沒有實現向強調民營經濟的“溫州模式”的轉變，而是轉化成了號稱“世界制造業中心”的新“蘇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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