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嚴格地講，鳳陽并不是一個城市。這個屬于安徽蚌埠的農業小縣，為人所知的只有一段花鼓，以及唱詞中罵到的那個皇帝。“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顯然朱元璋是被冤枉了，其實正是因為鳳陽經常鬧饑荒，窮則思變，餓到偷吃蠟燭的小和尚才被迫變成了朱皇帝。
新中國成立后，鳳陽薄弱的農業基礎并未改觀，不知道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這
里又發生了一次窮則思變式的變化。不過此次變化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個人意義上的角色轉變，而是深刻改變了全中國所有人的生活本身。因此，鳳陽必須出現在我們的榜單上，盡管它不足以被稱為城市。
1979年初春，只有18戶人家的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在隊長嚴俊昌、副隊長嚴宏昌的組織下，聚集在會計嚴立華家中開會。會議只有一個主題：如何解決“包干到組”形式下所引起的無窮無盡的矛盾？因為不論如何分組，哪怕是把父子、兄弟分在一個組里，都無法避免矛盾產生。后來的經濟學家們用理論解釋了矛盾的來源，在合作勞動中由于個體貢獻難以計量和監督成本過高，所以不能防止“搭便車”的行為發生，結果三個和尚沒水喝。
樸素的農民們沒有任何經濟學理論知識，但他們一開始就知道問題的本質在哪里。經過一段沉默后，終于有人提出“干脆包干到戶”，這一提議立刻就被大家認可了。在那樣的年代，任何制度創新都要冒政治上的風險，因此這些農民采取了畫押承諾對外保密的形式。
保密工作顯然并不成功。受到小崗村產量迅速增加的吸引，周邊地區紛紛開始模仿，自然也都是暗自進行的。1980年，“包干到戶”成了“地球人都知道的秘密”，那些自認為社會主義立場堅定的人當然要對其群起攻擊。若非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力挺，以及深諳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鄧小平堅決給予支持，這次改革很可能會夭折。
1982年1月1日，中央發出第一個關于農業問題的“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或大包干“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得到正名的鳳陽小崗村成了全國學習的對象。
當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被形象地解釋為“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似乎只是一夜之間，大家都恍然大悟，原來增產的魔力只在于“剩下都是自己的”。這一最早對私有產權的認可，極大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隨著投入農業生產的勞動在質和量上的猛增，全國糧食產量和農民收入也開始大幅度提高。
承包制的威力接著開始從“農村包圍城市”，國有企業相繼進行了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實現廠長負責制的改革。緊接著此改革的邏輯，分配方面的“大鍋飯”制度也不得不變化。“一大二公”的框框終于徹底被打破，私有財產觀念從此深入人心。
綜觀中國的改革進程，本質就是去除約束人力資本發揮的種種制度。小崗村農民在那個傍晚畫下的押，正是對此本質的完美詮釋。隨著農業上人力資本的解放，后面中國改革的諸多大事件也就順理成章了。鄉鎮企業的興起，民工潮的洶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所依賴的廉價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形成，一切的一切，都發端于鳳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