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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國文 胡作華
魯冠球透露萬向“常青樹”秘訣
全國著名民營企業家、中國最大民營企業之一的杭州萬向集團董事局主席魯冠球，最近在浙江蕭山集團總部接受記者采訪時,以自己的切身體會澄清了“宏觀調控是‘卡’民營企
業，不讓民營企業賺錢”的誤解。他說，萬向集團經過三次宏觀調控，規模越來越大、“內功”越來越強的實踐證明，宏觀調控不是不讓我們民企賺錢，而是讓我們改變賺錢方式，用更科學的辦法，更多地賺錢。
今年7月，魯冠球曾被邀請到中南海參加國務院的經濟形勢分析會，社會上很快就有了他在這次會上因宏觀調控“向溫總理討說法”的傳言。魯冠球首先就此向記者作了澄清。他說，對這次宏觀調控他是贊成的，但對個別做法的確也有點意見。比方說，這幾年一般地方銀行貸款大頭都用在了固定資產投資上，給企業的流動資金貸款只有10%左右；宏觀調控后一緊縮信貸，就只剩下7%。這么緊張了，可還要照顧國有企業，結果有的地方就把民營企業卡死了；再加上緊接著又出了“鐵本事件”和“德隆事件”，輿論對民企很不利，給很多人一種“國進民退”的感覺。所以在中南海開會時，他只是懇請溫總理講一句話，就是宏觀調控并不是“卡”民營企業，讓民企吃顆“定心丸”，并不是向溫總理討什么“說法”。
魯冠球說，他擁護和贊成宏觀調控絕不是順著形勢說違心話，而是出自內心的。累積他近15年來三次經歷宏觀調控的經驗，他告訴自己：宏觀調控對民營企業不是不利，而是十分有利，廣大企業包括民營企業最終都是宏觀調控的受益者。他說，萬向從三次宏觀調控得到的好處，一種是“看得見”的好處，一種是“看不見”的好處。
魯冠球說，“看得見”的好處是指宏觀調控能迅速治亂，減輕企業經營的困難。比如1988年和1993年那兩次宏觀調控前，都是一面物價包括原材料、燃料價格飛漲，一面是企業亂打“價格戰”，搞惡性競爭，弄得企業成本急驟升高，越生產虧損越大。宏觀調控一搞，很快就剎住了這些亂象，企業的日子就好過了。這次也是一樣。今年4月以前，一些重要原材料價格猛漲，如鋼材拼命上漲，光這一項，萬向的生產成本就要增加了48%；宏觀調控一出臺，到五六月份鋼材就大幅下降了，目前雖又有些回升，但漲幅已經被控制住。今年1至9月，萬向的產值達到154億元，已經超過了去年全年，要是沒有宏觀調控，鋼材和能源等價格壓不下來，這樣的產值是肯定達不到的。
談到“看不見”的好處，魯冠球說，企業隨時都會遭遇危機，但“危機”往往并不是出在政策收縮或是市場吃緊的困難當口，偏偏大都出在“氣候”好、經營順的時候，因為經營者在這時容易頭腦發熱，把握不住自己。宏觀調控恰恰在這樣的時候給企業潑點冷水，雖然企業一時會難受，但服上一帖“清醒劑”后，發熱的頭腦能冷卻下來，少犯和不犯錯誤。
他說，浙江等地和他同時代“出道”的企業家中，有的當時搞改革搞得比他還早，還成功，很令他佩服，為什么后來突然會失敗？就是因為他們當時很紅，想干什么都行，腦子一熱，就大干快上，亂上項目，把自己搞倒了，真讓人痛惜。而萬向能成為大家形容的“常青樹”，就是因為沒有犯這樣的錯誤。他舉例說，前兩次宏觀調控時，萬向發展形勢也都很好，他自己頭腦也發過熱，比如沒有認真研究論證時機成熟了沒有，自己的實力和條件夠了沒有，就試過“產融結合”(即企業金融投資)，還盤算過要上汽車整車項目，甚至還想過要建一個鋼廠。只是后來宏觀調控出臺沒能搞成。現在想想，幸虧當時沒有上，否則萬向很可能那時就要栽大跟頭。
魯冠球說，再往深里講，每加強宏觀調控一次，國家的政策和市場秩序就規范一次，對企業的要求就提高一次，那些只想憑歪門邪道“撈一票”的企業和不具素質又不想好好做的企業就會慢慢死掉，給有追求、想發展的企業騰出更多空間，提供發展機遇。他說，有的人說宏觀調控再這樣“卡”下去，會把企業“卡死”。其實恰恰相反，不是“卡死”而是“促活”。現在我國企業已進入比管理、比技術、比實力的競爭階段，企業必須調整產品結構、優化重組資本，徹底轉變增長方式，才能有繼續生存和發展的資格。否則，遲早也有“死”的一天。
他說，萬向為什么能從只有4000元家底的“鐵匠鋪”起家，發展成為擁有100多億元資產、今年年產值可超200億元、出口創匯可超6億美元的特大型民營企業集團，還在國外并購或控股了31家公司。從一定角度講，就是因為在三次宏觀調控的提醒和逼迫下，逐步學會了“科學賺錢”。他說，按他的理解，“科學賺錢”就是靠高水平的企業管理和產品的高質低耗賺錢。為達到這個目的，萬向這些年來不斷自我加壓，深化改革，全方位地進行“升級換代”，使企業出現了整體性的質的飛躍：先是從生產雜七雜八的農機配件產品變為專業化、規模化生產“拳頭”產品萬向節；再從以低價競爭到以質量、服務取勝；體制和機制上，從一家鄉鎮企業改制為股份制上市公司；從早先的風險承包經營責任制到完全實行現代法人治理結構；最后從國內行業“老大”變為一家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國際性現代化企業集團。這些每進一步，都困難重重，假如沒有宏觀調控和調控后的形勢不斷地逼，也許改革、“升級”就不會這么主動和有緊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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