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與商業對撞中徘徊 世遺門票漲價之爭

　　撰文/于樵

　　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愈來愈多，而世遺們文化特質和商業開發的碰撞也越發激烈，乃至一些著名文化遺產或曰“景點”的門票價格都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漲價”在中國經濟出現過熱的2004年成了個時髦名詞。這一年，不僅水、電、油、 煤這些與百姓息息相關的消費品價格持續高企，甚至連北京市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六大景點(故宮、長城、天壇、周口店北京人遺址、頤和園和十三陵)亦有欲搭上這列漲價快車的跡象。

　　世遺不是免費和低價樂土

　　11月20日，北京各大媒體紛紛在顯著位置刊登了一則有關北京市六大世遺景點醞釀漲價的消息，該消息說，北京市六處世界文化遺產游覽參觀點門票價格將做調整，相關聽證會將于11月30日召開。

　　以常理推之，這宗占據媒體重要版面的重磅“新聞”本應不令人感到意外。理由之一是，醞釀漲價的這六處世界文化遺產無一不是蜚聲全國乃至名揚世界。

　　其實不論以文化價值還是歷史價值論，其門票價格攀高似是題中之意，而更讓有關部門認為漲價理所當然的是，這幾處世遺景點與外地的一些文化遺產地以及北京其他熱門旅游景點比，票價總體水平“相對偏低”。

　　此次，北京六大世界遺產即將調價的消息之所以會一石激起千重浪，其原因無疑與中國各公園景點已成氣候的免費趨勢有關。搜索互聯網可以發現，在中國，打開公園大門讓公眾享受“免費午餐”的半徑范圍正在逐漸放大。其中，領風氣之先的莫過于上海。

　　對于上海官方來說，“公園免費向社會開放”已可定義為該市“走向國際化大都市的一大舉動”。據報載，這座城市早在8年前就已啟動公園免費行動。截至去年，該市近3/4公園都已加入了免票行列。而繼上海之后，海南、太原、廣州、武漢、天津、北京等省市的部分公園亦紛紛免費開門揖客。

　　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30處世界遺產卻“漲”聲一片。例如1986年—2002年，來黃山的游客每年都保持在120萬人左右，可門票卻從2元提高到了132元，漲幅達61倍；張家界的門票也由 2000年的108元/人漲至 160元/人；峨眉山、泰山、平遙古城、敦煌莫高窟、九寨溝、曲阜孔廟等世遺景點也都大同小異。

　　有人做過一項調查顯示，中國世界遺產目前的門票價格普遍高于一般旅游景點的門票價格，加之景區內交通消費，游覽一處世界遺產的消費通常在200元左右。

　　看來以往被奉為低價“樣板”的北京世遺景點此次亦似乎逃不過漲價的“宿命”。

　　申遺熱與漲價熱

　　在與世遺景點投入產出利益攸關的“有關部門”眼中，這些景點漲價當屬名正言順。“門票價格不高，既不利于提高景點旅游接待水平，也不能有效利用價格杠桿控制超負荷的客流量，對文物保護十分不利。”

　　與熱衷漲價情形類似的是，“有關部門”同樣熱衷于“申遺”。而對此更透徹的解讀是，只有當“申遺”成功之后才能使景點漲價成為可能。

　　曾幾何時，“申遺”不僅成為中國諸多旅游地的口頭標語，更轉化成了地方政府不遺余力的實際行動。有家地方媒體坦承本省幾乎所有有條件的景區都爭先恐后不惜血本地踏上了漫漫“申遺之旅”。冒著巨資投入卻可能鎩羽而歸的風險，“有關部門”不能不謂是勇氣可嘉。

　　一項官方披露的數據或可證明“申遺”在中國的非凡熱度：迄今為止，中國共有30處文物古跡、歷史名城和自然景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繼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的第三遺產大國。而在遺產預備清單中，中國項目更是高達100多個，居全世界首位。

　　對于中國地方政府而言，申報世界遺產是打造城市品牌和培養旅游經濟增長點的重要舉措。而“申遺”成功后的大部分喜悅來自于對地方旅游產業的促進和旅游經濟帶來的可觀回報。因為收獲“世遺”這塊世界級金字招牌就意味著財源滾滾，意味著“漲價”可以理所當然。盡管這一點或許會讓國外同行不以為然，但這在中國卻是不爭的事實。

　　當文化遺產遭遇商業開發

　　與門票漲價對應的是中國世遺的商業收益在“申遺”成功后大幅提升，例如山西平遙古城1997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后，門票收入從申報前的18萬元/年猛增到500萬元/年，當年旅游綜合收入高達4800萬元。同年被列入名錄的云南麗江在2000年旅游綜合收入達13.44億元；而安徽黃山更是由每年數百萬元的收入增加到2億元。

　　在“漲價”派的概念中，提高門票價格可以利用價格杠桿控制人流，從而減少對景觀的人為傷害，而漲價后多出來的這部分收入亦可用于文物維修和保護。

　　而民間的普遍觀點是，對一般企業性質的景點來說，利用價格杠桿引導客流本來無可厚非，亦符合市場經濟供需規律。但對于具有公共屬性的公園或世界遺產來說，是否亦該運用此種方式卻值得推敲。

　　毋庸置疑的是，世遺作為歷史的標本和特定歷史時期的活化石，具有平等地向所有公眾教育和宣傳的社會義務，因此以提價方式控制客流，在中國目前的國情下就意味著將剝奪許多低收入國民參觀的權利，使這些公共資源成了少數人的盛宴，而這無疑會與這些景點公益性的特點相背離。

　　其實在漲價一事上，絕大多數的抱怨來自于外地游客。對于那些一輩子未進過京城的外地人來說，到祖國的首都登長城、逛故宮已成了他們一生夙愿，而在中國大多數居民特別是農民并未富裕起來的國情下，高票價很可能會令這些夢想破滅或夭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與國內一些名景點競相提價迥然不同的是，國外一些著名的世界級景點卻一直以開放、低價甚至免費的親和面孔迎對世人。

　　有資料顯示，世界極品建筑——法國凡爾賽宮、巴黎圣母院、奧地利美泉宮、意大利梵蒂岡大教堂都在免票之列，而莫斯科的克林姆林宮、意大利斗獸場等著名建筑亦無圍墻，劃出部分建筑實行對外開放。

　　在很多發達國家，即使一些景點對外收取門票，但其價格亦是普通民眾所能承受的，而為了給低收入人群創造與“世遺”接觸的機會，法國盧浮宮等知名景點還開設了“博物館日”和“文化遺產日”，并在這些日子免費向游人開放。

　　當然不容回避的是，西方發達國家對這類資源的保護很大程度上依靠基金會、企業的資助和志愿者的幫助，而國內企業對公共景區的社會投入卻是杯水車薪。加之政府在保護方面的有心無力，保護和開發的悖論便愈發凸顯。

　　不過即便這樣，“漲價”亦絕非解決這個悖論的有效方式，這不僅是因為中國風景名勝區的門票價格在世界已處于很高的水平，而更因為某些景點漲價前后游客的穩定，早已說明運用價格杠桿調控客流量的理由并非牢不可破。

　　北京漲價要慎重

　　作為中國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市的旅游資源在全國亦是首屈一指，不但世界遺產數量占到全國的1/5，其他名勝古跡更是為數眾多。與某些僅有一處世界遺產的省市相比，世界遺產在北京發揮旅游資源作用攫取經濟價值的作為空間應該更小，這是因為北京對外地游客的吸引并非僅來自于這六處世界遺產，但這并不意味將世界遺產作為旅游資源“坐地圈錢”可以變得堂而皇之、名正言順。

　　事實上，解決保護問題的良方并非沒有，而是早已開出。今年7月在蘇州召開的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有關專家即提出建議：世界遺產景點內劃定相應區域進行分區管理，設立封閉區和旅游區；針對客流過大的問題，限售門票即可為解決之道。而如從保護經費來源這方面講，亦不必要提高票價，因為世遺景點維護費用會由國家文物保護部門撥付。

　　日前，剛剛發生城墻坍塌事件的平遙縣政府宣布，由專門成立的平遙古城管理委員會取代以往的旅游開發機構，對平遙古城進行管理。其實國內其他世界遺產景區的保護大部分也是由專門的綜合管理機構管理，并非純粹的商業開發機構，但是“管理”的效果卻是大相徑庭。

　　由此看來，非不能也，是不為也。當然，如果某些“有關部門”執意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話，那么“漲價”亦在所難免，而“保護”二字亦可永久無限制地充當他們手中最為名正言順的幌子和萬能擋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