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跑者盛極而衰 從溫州模式到新蘇州模式的擴散

　 作者：楊利宏�牼庉嫞禾魄褰�

   日前，浙江溫州和江蘇蘇州等“眼球”城市的主政領導人事更迭引人矚目。與一個月前原蘇州市委書記陳德銘和王珉分別調任陜西省代省長和吉林省委副書記、省長候選人不同，此次江浙地方政府的高層人事變動主要是在本省內調動。此前，“溫州模式”是否能夠“在衰退中升級”，地級市蘇州何以成為“省長的搖籃”，一度成為焦點。

　　在這一系列江浙地方政府官員升遷事件的背后，是以招商引資發展外向型經濟和“富民”優先為特征的“新蘇州模式”在省級區域以及更大范圍的進一步擴散，這也印證了地方政府在新執政思路指導下的吏治變遷軌跡。

　　“溫州模式”困局求變

　　“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的領跑者，它清晰的腳印，讓人們感受到民間的力量和市場的力量。”半個月前，當原中共溫州市市委書記李強代表溫州接過“2004 CCTV十大最具經濟活力城市”獎杯時，溫州人恐怕沒有想到，主政溫州不到三年的李強，即將被新的繼任者取代。

　　2004年11月17日，浙江省委副書記喬傳秀在溫州正式宣布，原中共溫州市委書記李強上調浙江省委任秘書長，溫州市委書記由原杭州市委副書記兼蕭山區委書記王建滿繼任。

　　關于“溫州模式”，李強曾經有一個著名的比喻，溫州經濟就像是“地瓜經濟”。一是具有很強的“生命力”，盡管像地瓜那樣不是很起眼，但都是“野生的”，生命力旺盛；二是具有很強的“擴張力”，地瓜藤葉四處延伸，占領外面的空間，充分吸收陽光雨露和養分，溫州經濟善于“走出去”，能夠充分利用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三是具有很強的“反哺能力”，地瓜藤葉四處生長，但養分最終還要傳送到根部來，最終受益的還是地下的莖果。溫州經濟始終根植于民，它的發展主要依靠無形的民間力量來推動，最后受益的也是人民群眾。

　　但如今，曾經得改革、創新風氣之先的“領跑者”溫州最近幾年卻正在受制于“要素瓶頸”的全面制約，GDP增速已經連續兩年全省排名靠后，2003年間甚至一度排名全省倒數第一，這與1978年至2002年的24年間溫州GDP增長速度一直處在全國的前列、平均每年增長15.4%的鼎盛時期形成強烈反差，“溫州模式”盛極而衰。

　　“從溫州本身的資源稟賦來看，與浙江省其他地區相比并沒什么優勢，過去經濟高速增長主要靠率先推進的市場化改革所帶來的民營企業大發展。”杭州商學院副院長張仁壽認為。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各地經濟投資環境開始趨同，溫州賴以“領跑”的體制先發優勢開始逐漸喪失。相反，由于先天的資源稟賦貧乏，土地、能源、人才、資金等生產要素開始全面制約溫州的經濟發展。溫州本地的資本大量外流、企業成批外遷，加劇了溫州當地的產業空心化。

　　“溫州模式”須困局求變。新任溫州市委書記王建滿，之前職務是杭州市委副書記兼蕭山區委書記。在臺灣電力公會連續兩年的評選活動中，隸屬杭州的蕭山區都被評為“臺商投資內地的首選城市”，在全國縣域社會經濟發展綜合指數名列第七。蕭山區在政府主導和推動下大力招商引資，有力促進當地產業結構升級。主政蕭山期間，王建滿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思路功不可沒。

　　“其實，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整個過程中，‘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同樣重要。關鍵是要發揮地方政府在經濟引導方面的積極作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葛守昆說。

　　在現有的領導干部政績考核體系下，曾經被認為是“領全國改革風氣之先”的“溫州模式”，是否會學習新興的“蘇州模式”，走上強勢政府主導下的經濟發展之路？發展民間力量為主的“地瓜經濟”是否會重新打上“有形之手”的烙印？現在還不很清楚。

　　新蘇州樣板的擴散

　　“有形之手”在地方經濟發展中起到主導作用的，蘇州可以說是一個典范。

　　幾乎就在溫州宣布人事變動的同時，原蘇州市市長楊衛澤與原無錫市委書記王榮完成了干部“異地交流”，分別出任無錫市委書記和蘇州市委書記。

　　據研究江蘇體制變遷的專家介紹，以“臺資經濟”聞名的縣級市蘇州昆山，連續四任市委書記都被提拔為廳級以上干部，其中包括兩個副省部級干部。通過江蘇領導干部的“異地交流”制度，“新蘇州模式”確實正在全省范圍內大力推廣。

　　在上世紀末，地方政府主導下致力于發展鄉鎮集體企業的“蘇南模式”被歷史“終結”，蘇州從1998年開始了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特征的“第二次改制”。如今蘇州抓住國際產業資本加速向長三角地區轉移的機遇，積極實施招商引資戰略，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當地區域經濟發展。

　　蘇州對于外資的吸引力在前任市委書記王珉任職期間達到巔峰。據統計，今年上半年蘇州注冊外資接近87億美元，遠遠超過第二名上海61億美元的引資額度，在全國各大中城市高居榜首，GDP增速位列長三角地區15個城市之首。

　　“但對于致力于發展外向型經濟的蘇州來說，經濟發展過多地依賴于外資從長遠來看并非好事。地方經濟一旦患上‘外資依賴癥’，將對當地民營經濟的發展產生‘擠出效應’，純粹地依賴‘工資性收入’難以迅速提升當地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專家質疑蘇州模式。

　　“其實，所謂‘新蘇州模式’不過是整個江蘇經濟發展思路的一個縮影。除了大力招商引資帶動區域經濟發展，江蘇省在‘九五’期間曾經提出‘強省富民’的奮斗目標，去年改為‘富民強省’；如今，開始實施‘富民優先’的發展戰略。”葛守昆分析。“這反映了新一屆領導在執政意識、強化執政能力上的新取向。”此前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指出，要針對現階段江蘇GDP總量雖大、但老百姓富裕程度并不夠高的突出矛盾，把“富民”放在發展中的優先位置，努力建設一個“不含水分、人民得實惠、老百姓認可的全面小康”。

　　“以往考察地方政府政績主要還是經濟掛帥，‘GDP崇拜’盛行。但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央開始更加注重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中國社科院政治經濟研究所房寧說，“這就需要進一步界定市場和政府的邊界。簡單地來說，就是‘市場管效率，政府管公平’。”

　　蘇州近年來展開的一場“富民運動”也開始初見成效，不僅全市人均GDP在長三角地區名列前茅，而且人均收入在2002年也已經突破1萬元的水平。“新蘇州模式”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樣板，在大力推廣的同時也被注入了“富民優先”的新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