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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李利明 北京報道
1個多月前，交通銀行昆明分行更名為交通銀行云南分行，稱謂變化的背后是其行長的行政級別得以確認，和云南省發改委主任同級——兩者均為正廳級。
這就是9月下旬交行進行機構調整的一項主要內容——變省會分行為省分行，并明確
省分行行長為正廳級。
這發生在交行成功完成財務重組并引進匯豐銀行成為其第二大股東之后。在其海內外上市緊鑼密鼓進行之際，這項重新確認省分行行長行政級別的做法被一些業內人士認為是在走回頭路。
有分析認為，交行旨在為其管理人員提供雙保險——經濟利益加政治保障。擔憂隨之出現：當銀行家變成官員之后，其推動金融創新的動力會削弱。
正廳級
據了解，9月下旬，交行各省分行所在地的省銀監局、央行9大區行以及省會中心支行都收到了由交行董事長蔣超良簽發的按省設置分支機構的通知。
根據交行年報，2003年底，其分支機構分為管轄分行、直屬分行和轄屬分支行三類，其中管轄分行11家并管轄分行下轄44家分支行；此外還有31家總行直屬分行。交行并未按行政區劃設置分支機構。
此通知指出，交行成立之初按照經濟區劃設置分行是為避免地方政府對銀行正常經營的干預，如今這已經不太適應現實需要，因此進行機構設置改革，按省設置分行，省分行管轄省內的分支機構。省分行獲得與四大國有銀行省分行同樣的級別——正廳級。
交行新聞處處長宋峰承認，1個多月以前進行了這項機構改革。他稱，這并不完全是每個省分行行長都是正廳級干部，而是省分行行政級別是正廳級。
傳統上，四大行是按照行政區劃來設置分支機構，每省均設省分行，下面再設二級分行(地級市分行)和縣支行，并對應有相應行政級別。其省分行行長和總行部門總經理一樣，都為在組織部門備案的正廳級干部。
而股份制銀行設立分支機構更多考慮經濟效益。通常按經濟區劃來設置，并主要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很少“遍地開花”。其分支機構在銀行地位，則按照效益來說話。規模和盈利狀況較好的支行可“升級”為分行。這被認為是對國有銀行按行政區劃設置分支機構的一種改進。
通過按省設置分支機構，交行和四大國有銀行取得了同樣的行政地位——最高行領導為副部級，省分行行長為正廳級。
回頭路？
據知，同樣在進行股份制改造的中行和建行，正在把淡化行政色彩乃至取消行政級別作為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2002年初，第二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讓國有銀行成為真正的企業之后，取消各級管理層行政級別就成為國有銀行綜合改革的重要內容。
中央匯金公司總經理謝平在接受《財經》采訪時，對國有銀行的“官本位”弊端做了精辟分析：在原來行政級別的激勵下，行長可以用貸款作政治交易，換取自己的政治級別，尤其是省分行行長，用多貸款的同時制造不良貸款來換取一個副省長或人大副主任。
可以說，中行和建行正在進行的股份制改造的核心就是取消“官本位”。
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有一句名言：中行股改上市后，全行的體制和員工的身份就全變了，上到行長，下到員工，全部成為打工者。中行人力資源部總經理張予東稱，新的職位體系框架打破了原先的“官本位”思路，干部的行政級別被取消，并打破了干部任用終身制。
建行有關負責人認為，實行員工內部等級管理制度之后，行政級別被淡化了，內部等級與社會上其他單位的級別包括政府級別均沒有對應關系，激勵與約束機制的基礎被加強了；同時，建行的人事管理不再套用行政事業單位管理模式，不再區分干部、工人身份；擔任管理崗位職務的員工，稱為領導人員。
就在中行和建行在淡化乃至取消行政級別的時候，交行的做法讓人變得疑惑。“中行和建行也沒有說取消行政級別，只是叫法變了而已。”交行的一位人士認為。
雙保險？
交行的如是做法在業內引起了反彈。
盡管交行提供的信息顯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是其4名獨立董事之一，但夏斌并沒有向記者肯定這一身份。他對于交行省分行定為正廳級的做法很不理解，認為這是一種倒退。“如果我是交行的獨立董事的話，我一定會反對這種做法。”夏斌稱。
作為交行第二大股東，匯豐銀行中國區新聞發言人張丹丹稱不清楚此情況，并表示需進一步了解情況才能做出回答。
“我不相信交行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一位國際投行的董事總經理甚至不相信交行會有如此做法。他表示，需等到他了解具體情況之后，才能就此事對交行海外上市的影響做出判斷。
在此次調整的動因上，交行給出的理由是“原有的機構設置不太適應現實需要”。
一位金融界的資深人士認為，交行的說法其實很牽強。在他看來，商業銀行本就不該按照行政區劃來設置分支機構，而應該按照經濟區劃來進行分支機構的管轄。
交行為省分行確定行政級別，一些業內人士認為，交行通過這一舉措也許是為其干部提供了雙保險——經濟利益加政治保障。
上述金融界資深人士認為，交行的出發點其實不錯，但帶來的卻可能是分支行負責人不會完全考慮怎么賺錢，尤其是風險最小下賺更多的錢，而是考慮如何獲得上級的好感和認同，保住自己的“級別”，“這不是一種市場化的做法”。
某股份制銀行一位中層甚至認為，這種做法說明在金融體制改革中已經出現了“走回頭路”的思潮，不是鼓勵商業銀行和銀行家進行創新，而是為銀行的管理人員提供更多的保險，不僅是經濟上的保險，還有政治上的保險。他舉了一個例子，某股份制銀行的一位副行長，寧愿放棄其職位和高薪而愿意到某國有銀行省分行當行長，盡管物質待遇要低得多，但卻能夠提供政治上的保險——他不再僅僅是一位銀行家，同時也是一位正廳級官員，這種雙保險是為銀行家留下了政治上的退路，實質上是并不鼓勵他們把全部精力用于金融創新。
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認為，按照這種思路進行股改是換湯不換藥。他分析，從交行內部人的利益角度來講，交行確定行政級別的這種做法是有理由的——確定了行政級別之后，那些省分行的行長們除了能夠獲得職業經理人的商業待遇之外，還獲得了政治利益，何樂而不為？當然，從股份制改革所要求實現的商業銀行按照市場規則運作來看，這顯然是需要考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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