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言中石油前總經理馬富才將在短時間內復出

　　本報記者 陳挺 實習記者 曾蓉蓉 北京報道

　　初冬的北京，馬富才要“復出”的消息就如云層背后忽隱忽現的某種東西，有些看不清，卻又有些按捺不住。

　　進入11月份，在今年4月因為“12.２3”重慶開縣特大井噴事故而引咎辭職的中國石油 天然氣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石油集團”)前任總經理馬富才將在短期內“復出”并擔任某要職的傳聞就一直在坊間流傳。

　　11月4日，隨著馬富才在中石油集團的一個大型會議上的公開露面，這個傳聞就越發有了某種真實性。

　　馬富才現身

　　11月4日，北京十三陵。中石油集團在這里召開了自1998年改制重組以來的第一個“中國石油勘探開發工程技術工作會議”，300多名中石油系統的各級管理者及專家出席了會議。馬富才沉寂數月后的首次公開露面引起了全場的一陣異樣氣氛——這次會議并沒有邀請中石油系統其他離退休老干部出席，如退休后一直比較活躍的中石油股份公司原總裁黃焱等。

　　第二天，在《中國石油報》上，馬富才的名字同樣被公開提及。

　　這是馬富才辭職后，第一次在重大公開場合上露面。56歲的馬富才為人低調，不善于交際。去年8月(當時“12.２3”重慶開縣特大井噴事故還沒有發生，作為全亞洲最賺錢的企業老板，且享受正部級待遇的馬富才，在政、企兩界的地位十分的顯赫)，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的一個會議茶歇間隙，各大部委的官員和國有大型企業的高管們紛紛聚攏開來，噓寒問暖、共敘前誼。惟獨馬一人靜靜地坐在座位上，翻看資料，不與人說話，也沒有人前來搭話。對此，熟悉他的人都已經見慣不怪。

　　據一位接近馬富才的人介紹，馬對數據極為敏感，經常能夠在會議挑出下屬發言中的數字毛病，然后引章據典加以反駁。但本人卻沒有什么業余愛好。所以在今年4月份，馬富才辭去中石油集團總經理和黨組書記之后，曾經度過了一段比較清淡的日子——“賦閑在家，也很不適應。”

　　但很快，馬富才就告別了這種清閑，得到了一個新的安排——負責中石油集團管道運輸和在海外業務方面的一部分工作，“但沒有實權”。從6月份開始，馬富才開始對中石油全國各地的管線進行考察。在考察四川忠縣-武漢石油輸送線期間，馬富才還親自去到“12.２3”重慶開縣特大井噴事故發生地——重慶開縣境內川東北氣礦。

　　但他一直沒有在大規模的公開場合上出現過。

　　東山再起？

　　“這可以看作馬富才東山再起的一個信號。”11月16日，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壽龍教授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從行政管理的角度分析，“因為國內下野官員的重新復出，在程序上雖然沒有固定的形式，但一般是按照‘先歇一陣時間，再選擇一個適當的場合里露一下面，然后就復出’的模式運作。所以，他這次的露面，應該是一個信號和鋪墊。”

　　造化弄人。如果沒有“12.２3”重慶開縣特大井噴事故發生，作為中共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的馬富才，坊間已經有消息傳他將走馬某省擔任要職。而重慶開縣的爆炸聲起，一切也都煙消云散了。

　　而馬富才的主動辭職，雖然在政治上承擔責任，沒有了行政職務，但對他的形象未必是傷害。“這對馬富才來講是得分而不是失分。因為這樣會留下一個勇于承擔責任的好印象。”毛壽龍認為。因為馬富才在行政上并沒有受處分，而行政上的處分對于未來升遷最有影響。據中石油內部一位知情人士證實，馬富才現在仍然是中石油集團在編人員，在集團內仍保留原職別待遇。

　　毛壽龍介紹：“因為國內的官員身份制度并不是職位制，當一個官員辭去了職位后，他的級別還在，并且仍然享受原有的待遇，所以如果他復出，他還會相應去出任同類級別的職位”。

　　同時，中石油內部的一位人士也挺樂觀：“從孟學農和張文康的復出時間都在半年左右的經驗來看，馬富才近期內復出的可能性是有的。”

　　至于馬富才到底能不能復出，去哪里？對于社會上的猜測，一位人士介紹，為了防止跑官，中央對省部級官員的考察一般都是在十分私密的情況下進行的。相關的決策、任命效率十分高效。所以，在此之前社會是不會得到消息的。

　　問責“問責制”

　　“這么快？那對他能起到什么懲罰作用，怎么對得起243條無辜的生命？”11月15日，記者通過電話找到了在“12.２3”重慶開縣特大井噴事故中失去了兩個孩子的重慶開縣高橋鎮高旺村民宋家成。遠在千里之外也可以感受到他的錯愕。

　　此前，曾有媒體稱馬富才是中國推行高官問責制后引咎辭職的第一人。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主政以來，秉承“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的理念，問責漸成新氣象。從罷黜原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原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到問責密云燈會踩踏、開縣井噴、海寧火災、吉林中百商廈大火、阜陽劣質奶粉事件直至嘉禾違法拆遷，短短一年多來，罷官浪潮一次次地出人意料，被問責的官員越來越多——僅在SARS期間被問責的官員就達上百人——“這也是中國政府向‘責任政府’轉型的體現。政府要去承擔有限責任，也就需要有人為此負責。”毛壽龍說。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2002年頒布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以下簡稱：《干部任用條例》)中，引入了高官問責、引咎辭職和責令辭職等機制。

　　而在今年7月1日，我國第一部關于高官問責的政府規章——《重慶市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已經在重慶市出臺實施。

　　但隨著馬富才復出的消息流傳，以及在此之前，前北京市市長孟學農于2003年9月就任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黨組副書記(正部級)；10月，原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就任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這離兩人因為SARS而在2003年4月20日被免職均只有半年左右的時間。為此，有關問責制下，官員們復出的程序、懲罰期限、任職資格和行政能力的重新認定等問題逐步浮上水面。

　　“他們怎么這么快就都出來了？而且還是原來的級別，那最后等于沒有追究他們。”重慶開縣的一位官員這樣形容他的感受。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政治經濟學研究室安東建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引進問責制的目的，是對失職者進行懲罰，同時使得在職者產生警惕。但“現在你又把他平調到另個一個崗位上，實際上是另外一種形式給了他補償。那實際上等于是沒有處理。”這樣，將會產生兩個不良后果：一、對于整個社會的人來說，政府實行的所謂“問責制”及對于干部責任的追究，在形式和過程上，會使公眾產生對政策產生不信任感。

　　第二，對在職官員的警示意義就會被弱化甚至沒有。因為這會對在職者產生一種暗示：干好干不好區別不大。干壞了，大不了是我休息半年。時間這么短，也不會有大的損失。“這就弱化了問責，甚至等于沒有問責了。自己否定自己。”

　　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韓孟認為，官員之所以被問責，是因為當時他沒有履行好職責，而并不是因為過失的官員的專業對口不對口問題。所以，官員被問責，隨之再從一個部門平級調動到另外一個部門，在依據上難于或無法證明他能夠勝任新的工作崗位。

　　反思復出制度

　　“對于他們的追究期限太短。這對于獲問責的個人來講，其反省和總結的時間不夠。” 安東建認為。但這個期限多長合適，安東建并沒有給出答案。多位專家也眾說紛紜。不過記者在《干部任用條例》看到——第六十二條中：“引咎辭職、責令辭職、降職的干部，在新的崗位工作一年以上，實績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條件的，可以按照有關規定，重新擔任或者提拔擔任領導職務。”

　　對于這些復出官員的人才儲備， 韓孟建議分類分層分級安排工作，包括降級使用和由行政向技術或研究類別的轉換使用。這既體現了干部制度上的“能上能下”原則，也體現了對人力資源的“人盡其才”的理念。避免埋沒人才和再使用不當。這一點，在《干部任用條例》的第六十一條也有體現：“ 因工作能力較弱或者其他原因，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應當降職使用。降職使用的干部，其待遇按照新任職務的標準執行。”

　　同時，韓孟認為，一個官員的復出，其程序應該公開化和透明化。因為這些人被免或者辭職的時候，多是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一個熱點。那么，他們復出的時候，也需要有個說明或者告知的程序程式。

　　對于這些官員的工作安排，韓孟建議可以依據或按照“從哪跌倒、從哪爬起”的原則讓其去“履新”。因為“現在在這些官員腦海中印象最深刻的，肯定是導致他下野的事故及成因。讓他去做這方面的努力，不僅可以更加深刻地認識實際，和尋求有效地解決問題的方法途徑，實際上也是以人性化的方式來幫助這類官員從心理上戰勝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