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談利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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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款利率下浮的政策用意，是促進商業銀行加強主動負債管理，控制過速膨脹的風險 ，鞏固資本充足率約束

　　《財經》：對于允許存款利率下浮，現在各方面的理解也不一樣。你看應當如何解讀？

　　周小川：社會各界對這次存款利率下浮政策的解讀還不多，有人把存款利率下浮與商業銀行小額存款收費聯系在一起，這是一種誤解。存款利率下浮的政策用意，是促進商業銀行加強主動負債管理，控制過速膨脹的風險，鞏固資本充足率約束。

　　近年來，商業銀行資產膨脹速度比較快，年均增長率平均在20％左右，有的甚至達到了40％至50％(這與M2的快速增長有一定關系，也涉及到M2與GDP之比過高的問題)。資產膨脹過快，就會產生資本金是否夠用的問題。目前，銀監會要求商業銀行在三年內達到1988巴塞爾協議的資本充足率要求，以后還會逐步過渡到新巴塞爾協議的有關要求。幾家中等規模的銀行首發上市后不久就又要增發或發可轉債，主要是因為資產膨脹過快，導致資本充足率下降，而利潤在提呆繳稅之后又不足以補足資本金缺口，因而需要通過增發股票或發行次級債來實現增資。

　　商業銀行要保持資本金充足率符合巴塞爾協議的要求，還有兩種選擇，一種就是做一些風險權重比較小的資產業務，如購買債券或者同業拆出，但銀行又嫌這些業務利差太小，利潤太低。另一種就是進行主動負債管理，控制負債規模，實現自我約束。這應是本輪金融宏觀調控期望達到的目標之一。

　　《財經》：你談到存款利率下浮是為了讓商業銀行實行主動負債管理、實現自我約束，這其實是一種經營理念的轉變了？

　　周小川：對。在金融宏觀調控中利用貨幣政策傳導，使商業銀行明白資產負債表膨脹過快，并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商業銀行應當從根本上轉變經營理念。過去，不少商業銀行認為吸收存款越多越好，甚至去高息攬存、惡性競爭，加大了財務成本，導致了負債過度膨脹，進而資產膨脹過度，結果是資產質量惡化，資本充足率下降。畢竟，多吸收存款就意味著必須多放貸，多放貸一是需要更多的資本來支撐，二是面臨著有無足夠優質客戶資源的限制。國外的實踐表明，很多商業銀行在特定階段不愿多吸存，而是愿意多發展中間業務。

　　《財經》：一般來說，現在銀行存款過多的問題該怎么解決？如何才能負債管理優化？

　　周小川：解決商業銀行吸收存款太多帶來經營壓力過大的問題，通常有三個辦法，這在國外也很常見：一是縮短營業時間；二是下調存款或相關產品的利率，比如在香港，商業銀行的貸存比目前在50%左右，當個人人民幣業務在香港放開后，各家銀行對人民幣存款利率的定價差距就很大。當然，負債管理也包括其它產品價格與主流負債產品價格之間的關系，如中間業務、信用卡業務的定價，與幾種典型的存款價格都有替代關系。總體來講，商業銀行采取這些舉措，都是為了減緩負債過速增長，達到資產負債管理的優化。

　　三是開發其他一些產品，這些產品并不一定要求商業銀行增加資本金。開發這類金融產品的目的，在于減輕商業銀行資產負債過度膨脹對經營和資本的壓力。例如，資產證券化業務，又如，最近報經國務院批準商業銀行可以設立基金管理公司并開展基金業務。此次允許商業銀行存款利率下浮，目的之一就是要引導商業銀行推進新業務開發。

　　當然，存款利率下浮真正發揮作用，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并且取決于監管機構的監管力度。目前，我們不會立即看到部分金融機構下調存款利率，一個可能的時點是今年年末，因為監管機構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完整考核通常是按年度。當然，如果監管機構對達到1988年巴塞爾協議資本充足率要求不嚴格，商業銀行依然沒有動力這樣做。

　　《財經》：你過去曾談到中國的融資結構中，直接融資比例過低，銀行風險過大。這次的存款利率下浮政策，是不是也與這方面的考慮相關？

　　周小川：的確，這次出臺存款利率下浮政策還考慮到了我國當前的融資結構，即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關系不協調問題。我國很多企業資本金不夠，過度依靠銀行借款，導致企業財務杠桿率過高，銀行貸款風險過大。我們同時也注意到，在發達市場經濟中，存款利率歷來有差別。

　　例如美國，當聯邦基金利率約5%時，很多大銀行儲蓄存款利率只有1%左右，但同時推銷貨幣市場基金產品、信用卡產品、理財產品等。這種安排就是給個人客戶以選擇權，希望其可以選擇儲蓄外的其它金融產品。因此，這次存款利率下浮政策，實際上是給商業銀行提供一個平衡發展多種金融產品的手段和空間，特別是發展基金等產品，促進直接融資的發展。總之，鼓勵資本市場產品發展是我國金融改革的大方向。

　　《財經》：說到這里我還想請教，為什么中國的商業銀行總是有短存長貸的問題呢？這是否也涉及主動負債管理問題？

　　周小川：是的，主動負債管理涉及到負債與資產的期限匹配問題。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短存長貸的期限錯配問題比較突出，如活期存款、一年期存款比重很高，而銀行貸款的期限卻較長，或者銀行用短期存款購買長期債券。這次宏觀調控的重要背景是，我國經濟剛剛走出通貨緊縮的困擾，便很快地進入了投資過熱。在投資過熱的情況下，我們希望投資類中長期貸款價格應該高，同時短期貸款價格保持在低位，這樣才有助于維持投資和消費的正常比例關系。

　　由于中長期貸款價格上升實際上取決于基準收益率曲線，而在通貨緊縮時中長期貸款價格特別是中長期債券收益率可以以短期債券收益率為基礎進行復利計算大致得出，基本上沒有考慮到中長期貸款的趨勢溢價因素，所以造成事實上鼓勵中長期資金的使用。由于剛走出通貨緊縮，對中短期限貸款的利率校正尚不夠，利率期限結構曲線仍舊平坦。通過這次金融宏觀調控，希望商業銀行能較快地建立起負債期限管理機制，多使用中長期負債工具，多做中長期負債產品，調整收益率曲線，使長期負債產品的價格能明顯高于短期負債產品的價格，增強資產與負債的匹配性。

　　《財經》：過去不是有農村信用社的上浮試點嗎？為什么這次利率調整時，不允許存款利率上浮呢？

　　周小川：其實，這次利率調整政策規定存款利率不能上浮，是綜合考慮了多種因素后作出的決定。

　　過去，人民銀行進行過存款利率上浮的試點，全國100多家試點農村信用社允許存款利率上浮30%，其初衷在于增強農村信用社服務“三農”的能力。當時，郵政儲蓄上存中央銀行的利率較高，在農村吸存競爭力強，為了讓農村信用社能與郵政儲蓄競爭，允許其上浮存款利率。雖然試點結果是增強了部分農村信用社的資金實力，但也增加了這部分農村信用社的資金成本，使得農村信用社面臨另一種經營困難。

　　另外，中國農業銀行的基層分支機構認為自己同樣為“三農”服務，卻不能上浮存款利率，是不公平競爭。因此，這次擴大利率浮動區間不再搞存款利率上浮，但允許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上浮幅度擴大到2.3倍。

　　《財經》：有人認為，本次利率調整中放開兩頭，中間利差沒有變動，是一種行業保護和行業壟斷行為。你如何評論？

　　周小川：利差水平與一國的金融生態和發展階段有關。利差合理與否，要與發展程度相當的國家進行比較。現階段，我國的存貸款利差與發達國家相比稍高，但與巴西、印度、俄羅斯等發展中大國及轉軌經濟國家(即破產法還不健全、資本市場還不發達、會計準則還不完善、誠信體系還沒建好的國家)相比明顯偏低。

　　一國的利差水平決定了金融機構消化金融風險的能力，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時金融機構不良資產集中顯露時核銷不良資產的能力。近兩年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狀況好轉，盈利能力較強，可以用一部分利潤核銷不良貸款，但很多不良貸款是亞洲金融風波沖擊時顯現的。由于市場經濟具有周期波動性，因而在考慮存貸款利差大小時，我們不能只注意到經濟周期中景氣上升階段時商業銀行盈利能力較強，也必須關注經濟處于下降周期時不良資產發生與核銷的數量可能比較高這一重要現實。判斷存貸款利差是否合理，應當以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中金融機構消化金融風險的平均能力作為標準。

　　金融機構的吸存行為與金融機構本身的財務有關。那些經營上已出了問題的金融機構，往往傾向于通過高息攬存來掩蓋現金流的不足，但往往不僅難以挽回大局，還嚴重擾亂了存款市場的秩序，并蘊含著社會不穩定的隱患。從金融機構自身約束力和市場機制約束力兩方面來看，目前利率市場化改革采取放開兩頭、保住中間的做法，是一種維護金融機構穩健經營的重要舉措。

　　《財經》：這次的政策規定貸款利率上浮不封頂，存款利率下浮不保底，對銀行業的總體利差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周小川：基準利差還沒動，只有通過浮動才能看出變化。商業銀行的反應會有個過程。這是個制度性安排，今后可能會逐漸體現出效果。但是一下子調整過來并不容易，這是長期的影響，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鍛煉。

　　有人認為，這次上調存款利率的力度不夠，因為實際存款利率相對于CPI還是負值。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我國CPI呈現較強的季節性波動特征，利率調整要向前看一段時間，此外，還要考慮到協調消費與投資的關系，鼓勵擴大國內消費，適當放慢投資增速，同時還要考慮到改善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關系，鼓勵直接融資等。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在現階段采取縮小利差的做法可能不利于整個銀行業的穩健發展。最近我讀了一份研究報告，該報告從中長期可持續健康發展來預測，認為當前利差水平還偏低。

　　這次利率調整剛發生半個月，政策效果有待于進一步觀察和研究。同時，我們要積極推動各類金融機構對這次利率調整政策的消化，尤其是加快推進微觀機制改革。人民銀行各級分支行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高度關注和研究分析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研究并觀察商業銀行和企業、居民如何面對利率政策調整。■

　　本刊記者陳慧穎、葉偉強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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