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西北地區金融支農調查 誰動了農民的奶酪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法悟 《人民日報》記者朱雋 新華社記者毛海峰 《經濟日報》記者孟憲江

　　《金融時報》記者劉玉平 / 陜西、新疆、甘肅、寧夏、青海、北京報道

　　采訪車在一望無垠的關中平原上疾馳。綠油油的冬麥田一馬平川。路兩旁成熟的枸杞 果實紅紅火火，在藍天白云的晴空襯托下，在熱烈充足的陽光映照中，就象沿路橫貼著的兩條巨幅新春對聯，將遠方的客人擁入她的懷抱。這是一個收獲的季節。

　　10月18日，中央媒體聯合采訪團一行五人，在中國人民銀行西安分行(下稱人行西安分行)的協助下，深入到了大西北，就金融支農問題，開始了為期一周的實地調研考察。

　　收獲的金秋

　　大西北，是我國農耕文化和農業文明的重要發祥地。農業經濟，至今仍在這一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占據主導地位。約占國土面積三分之一的西北五省區，大部分縣市屬干旱和半干旱農業地區，9300多萬人口中，73%為農業人口。由于自然條件、傳統觀念和政策資源配置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其經濟發展明顯落后于中、東部地區。

　　2003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622.2元，而西北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新疆僅為2106.2元，比全國農民人均低516元；農民人均純收入最低的甘肅為1673.1元，比全國農民人均低949.1元；西北五省區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2000元的只有新疆和寧夏兩個自治區。農村經濟的落后與農民低收入的狀況，可想而知，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要在西北地區進行金融支農增收，難度會大出多少倍！

　　但是，西北地區并未因為“難”而被“遺忘”。

　　“今年2月8日國務院頒發的《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下稱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業的高度重視，加上人行西安分行印發的《中國人民銀行西安分行關于金融業支持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促進農民收入增加的指導意見》(下稱“21條指導意見”)的落實，及所轄各級支行的積極配合，有力地促進了金融對西北支農的進度，從現在的統計來看，中央政策意圖和政策效應已開始逐步顯現。”10月19日，在人行西安分行的會議室，行長敖惠誠欣喜地介紹。

　　據最新的統計，截止2004年8月末，西北五省區金融機構農業貸款余額達777.39億元，較年初增加了196.61億元 ，增長33.91%，同比多增31億元，多增19.56%，創近年來農業貸款最高增幅。上半年，西北五省區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分別為：陜西為960元，同比增加13.8 %；甘肅為679元 ，同比增加17.8 %；寧夏為1164元，增加15.8 %；青海為744元，增加18.75 %；新疆為835元 ，增加11.9 %，各省區均創近年來最高增幅。

　　西北五省的農村終于迎來了收獲的季節。

　　支農首先要知農

　　為何西北地區的金融支農能取得突破性進展？據調查，多年來，盡管西北地區金融系統為支持農村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入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但其成效一直不盡人意。

　　“其實說難也不難，關鍵是要明白支農就要先知農。”敖惠誠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知農”風從總行刮起。

　　為了獲得更為切合實際的有關金融支農的決策依據，探索更為有效的貨幣政策傳導途徑和方式，中央“一號文件”下發后，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下稱人總行)副行長吳曉靈、郭樹清、易綱等曾先后帶領調研組到西北貧困地區，跋山涉水，走村入戶，深入調查了解金融支農的現實情況，并就人民銀行如何把貫徹落實中央“一號文件”精神與執行貨幣政策緊密結合起來，提出了一些貼近西北農村經濟發展實際的指導性意見。

　　2004年4月，經過深入陜甘貧困地區調研后，吳曉靈針對西北地區農村資金外流、信貸支農資金不足、農業生產績效低下等突出問題，在甘肅省天水市秦安縣召開的金融支農座談會上開出藥方：“要借鑒國內外經驗，探索建立金融支農財政補償激勵機制，促進信貸資金與財政資金的合理分工，實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與有效對接，充分發揮財政扶貧資金的杠桿作用，拓展信貸資金引入途徑。”

　　她要求人行西安分行盡快適應轄區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配合各級政府做好協調引導工作，努力探索貨幣政策與農業產業政策的最佳結合點，推動農村土地制度創新、生產經營體制創新和科技支持制度創新，大力扶持農村專業生產合作社，發展訂單農業，通過支持發展現代“大農業”來從根本上解放農業生產力，提高廣大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和農業綜合效益，為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經濟快速發展，創造更好的金融環境和資金保障機制。

　　對西北農村的切實了解，換得的是這些破解西北地區金融支農增收難題的“金鑰匙”，也為人行西安分行今后的工作打開了一個新思路。

　　神農后人的智慧

　　在咸陽市，隨意向路人詢問起楊凌示范區，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這個地方。

　　楊凌示范區全稱是“楊凌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1995年開建，被稱為中國“綠色硅谷”，也是我國目前惟一由省部共建的國家級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園。

　　早在 4000多年前，中華民族農業始祖“神農”后稷就曾在楊凌區的故里“教民稼穡、樹藝五谷”，開創了中國農耕文化的先河，也使楊凌成為我國農業文明的重要發祥地 。而楊凌的農民增收問題，一直被黨中央、國務院所高度重視和密切關注。2003年末，楊凌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2843元，比2000年增加1038元，3年平均增長16%，分別高于全國和陜西省10.83和11.54個百分點。今年上半年，示范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又達1538 元，同比增長 17.5 %，創歷史最好水平。

　　在全國農民收入普遍增長緩慢的情況下，卻保持較高的增長水平，楊凌示范區為何會“風景這邊獨好”？

　　“這主要得益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套實施，得益于金融支農財政貼息補償激勵機制的建立與推行。”10月20日，在楊凌示范區管委會辦公樓的會議室，副主任陳俊教授對《中國經濟周刊》一語道破天機。

　　據了解，近年來，尤其是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下發以來，人行西安分行把楊凌列為金融支農的示范點，突出“窗口指導”的前瞻性，積極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楊凌示范區的信貸投入，在解決金融支農的“瓶頸”問題上發揮了積極的示范作用，有效促進了楊凌示范區農民收入的連年高速增長。

　　資金的趨利性與農業投入期限長、回報低的現實矛盾，決定了在沒有足夠的優惠政策的前提下，信貸資金是不會背離市場規律，輕易投放到“三農”經濟這一弱勢產業上的。為了實現信貸資金的“逆向流動”，人行西安分行充分利用陜西省人民政府對楊凌示范區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實行“財政貼息”的優惠政策，積極引導農村信用社加大對示范區農業生產的信貸投入。三年來，楊凌示范區財政共為農戶小額信貸貼息1000萬元 ，撬動信用社累計發放小額信貸4600萬元，發放聯戶擔保貸款5200萬元；同時帶動農民投入5000萬元，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投入4000萬元。

　　“也就是說，1000萬元的財政投入，撬動了1.88億元的金融資本和民間資本，說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聯動實施效應非常顯著。”楊凌區主管農業的副區長徐永厚不無感慨地對記者說。

　　據了解，目前，楊凌示范區已形成地方財政、金融機構、企業、農戶等多種投資主體共同介入高科農業的多元化的資金投入格局，有62.8%的農戶直接受惠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套實施。而且，《中國經濟周刊》調查發現，在楊凌示范區，人民銀行與地方政府在貫徹執行國家現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過程中，配合得十分默契。尤其是“財政貼息”的政策措施，作為貨幣信貸增長的“助推器”，它不僅排除了由于農村市場機制發育不完善而形成的資源配置障礙，同時也為有效疏通貨幣政策在農村的傳導渠道，開放信貸“閘門”，提供了一定的現實條件。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作為撬動農業經濟發展的左右手，在相互協調配合實施過程中，發揮了事半功倍的重要作用。”分管信貸工作的人行西安分行副行長李哲深有感悟。

　　顯而易見，楊凌示范區金融支農財政貼息補償激勵機制的建立，為人行西安分行全轄各級行探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有效對接之路，起到了示范作用。與此同時，經《中國經濟周刊》調查發現，其示范效應不僅輻射了三秦大地，而且也輻射到了西北五省區。

　　在田頭筑起信用長城

　　“在我們村里，農民申請貸款一點也不難，而且手續十分簡便。”10月20日，楊凌區五泉鎮五泉村的村民張新忠欣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據《中國經濟周刊》在西北五省的農村調查發現，現在像張新忠這樣輕輕松松拿到貸款的農民已不在少數。農民“貸款難”和農信社“難貸款”，是目前我國廣大農村普遍存在的一個現實問題。而為什么這些農信社敢放心地給農民貸出款呢？

　　“西北地區是漢明長城的西起點，現在在大西北地區的金融系統，我們正在建造著另一座長城，這就是信用長城。”李哲詼諧地說。

　　李哲說的“信用長城”指的是，從2001年開始，人行西安分行協同地方政府和農村金融機構，開展創建農村的“信用工程”和大力推廣的農戶小額信用貸款活動。

　　在楊凌區，農信社采取“一次核定，隨用隨貸，周轉使用，余額控制”的管理辦法，簡化貸款手續，貸戶可根據項目生產周期適當延長貸款期限，最長期限可達兩年。在新疆伊犁，中國人民銀行伊犁中心支行以試點的方式先行在轄區霍城縣蘭干鄉魯先巴克村、伊寧縣英塔木鄉阿克塔木村進行“農戶信用擔保中心”的籌設運作，通過農戶聯保的方式使小額農貸惠及10萬農戶。在寧夏固原, 中國人民銀行固原市中心支行通過小額農貸和農戶聯保貸款，促使特色種植業和養殖業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在位于甘肅東部黃土高原溝壑區的慶陽市，小額信用貸款使60多萬戶農戶中42萬戶受益，在慶城縣農業銀行大力支持下發展起來的驛馬農副產品加工貿易區，被商家譽為隴東農產品交易的“旱碼頭”。在寧夏吳忠，近三年來，中寧縣每年都要召開由縣委、政府、人大、政協主要領導及全縣各鄉鎮、村隊負責人參加的全縣規格最高、范圍最大的“信用工程”建設表彰大會，對信用鄉鎮、信用村、信用戶進行隆重表彰，使講信用的農民，不僅可以獲得銀行的貸款，帶來經濟效益，還可獲得極高的政治榮譽。

　　“窮也貸，富也貸，沒有信用不能貸。”在寧夏石嘴山的農村，這句話可謂家喻戶曉，因為小額農貸確實為當地農民支撐起了“大產業”。據中國人民銀行石嘴山市中心支行反映，目前農戶貸款還息率均達到了90%以上，信用社實現社社盈余。

　　張新忠在他的蔬菜大棚前，興高采烈地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這幾年信用社支持我們變富了，我們也講信用了。現在村里除有一戶因建房貸款外，其他人的貸款早就還清了。”目前，在楊凌示范區，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按時還貸率達90%以上。當地農民把“信用”看作發家致富的本錢，當作自己家最好的“門面”。

　　“實際上，農村的信用狀況并不比城市差，農村信用的最大的問題不在于不良資信，而在于我們不敢相信農民會還上貸款。在農村，由于大多數農民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一個相對固定的地方，人口流動不大，加上以村落為中心的群居生活方式，信用記錄反而比較容易做。”10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昌吉自治州中心支行行長常江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

　　與此同時，為支持陜西省農村信用社(下稱陜西農信社)實現改革試點目標，自覺做好中央銀行專項票據發行工作，人行西安分行在積極推進陜西農信社改革試點資金支持方案的實施過程中，陜西省有105家信用社縣(市)聯社獲得人民銀行31.06億元專項支持，其中獲得專項票據支持的信用社縣(市)聯社70家，金額13.58億元；獲得專項借款支持的信用社縣(市)聯社35家，金額17.48億元。目前，經過試點改革實現“體制再造”而掛牌成立的陜西省農村信用聯社，隨著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的平穩轉換，經營狀況明顯改善，支農實力明顯增強，人民銀行“花錢買機制”的政策效應已開始凸現。

　　截止2004年8月末，陜西全省農村信用社農業貸款余額達285.61億元，占全省金融機構農業貸款余額的91.98%；新增農業貸款70.52億元，比上年同期多增27.66億元，占全省金融機構新增農業貸款總額的99.07%。 1—8月，全省農村信用社累計發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130.44億元，同比多發放59.76億元。

　　良好的信用環境是貨幣政策得以有效實施的基礎，這一點在農村尤為重要。隨著“信用工程”的深入實施，西北農村信用環境不斷改善，信用鄉鎮村組紛紛建立，信用農戶逐漸增多，金融機構的支農信貸投放明顯加大。截止2004年8月末，西北五省區農信社農業貸款余額達622.12億元，較年初增長38.19%，占西北五省區金融機構全部農業貸款的80.65%。

　　誰偷走了農民的奶酪

　　“假若我是農民，我怎么看待目前的農村金融服務，怎么評價現行貨幣信貸政策？”這是從人總行到西安分行任行長的敖惠誠到了西北之后不斷換位思考的問題，也是幾乎將全部的職業生涯獻給了西北金融事業的西安分行副行長李哲一直在尋求答案的問題。

　　“西北農村經濟發展中的金融資源配置本來就十分稀缺，需要緊急‘輸血’，需要及時補償，而一些國有商業銀行的縣級機構，卻只存不貸或多存少貸，把從農村吸收的資金大部分上存，已基本變成了上級機構的資金‘吸存器’，致使大量的農村資金流出農村，轉而‘批發’給城市和發達地區，導致農村金融服務嚴重缺失。”敖惠誠多次深入西北五省區國定扶貧縣和少數民族地區，圍繞金融支農問題進行調研。了解到當地有些農民一年的收入還不及城市一般干部一月的工資收入時，他感到揪心的痛楚，“農村金融調控迫切需要加強。”

　　敖的感觸在《中國經濟周刊》的調查中普遍得到了證實。據中國人民銀行酒泉市中心支行有關負責人反映，“農村資金城市化、重點化的問題較為突出”。

　　據了解，在酒泉下轄的敦煌市，商業銀行籌集的資金，占敦煌市全市金融機構的81%，而商業銀行對“三農”的投入卻少得令人吃驚。如建設銀行敦煌支行，目前存款占全市金融機構的26%，而貸款卻只占4%。商業銀行的信貸審批權限上收后，不僅貸款總量明顯下降，而且無暇顧及農業，實際上等于退出了對“三農”的信貸支持。與此相反，農村信用社存款只占全市金融機構13%，而貸款卻占34%。二者的資金實力與對地方經濟發展的信貸支持，形成巨大的反差。“另外，由于郵政儲蓄利率高，風險為零，只存不貸，也從農村地區吸存了大量資金。”人行敦煌支行行長年生彗對此深感無奈。據統計，敦煌市從1989年辦理郵政儲蓄以來，到現在存款已達3億多元。這些郵儲資金上存人民銀行后作為基礎貨幣，雖然通過發放支農再貸款的方式，返回一部分用于支持“三農”，但規模極其有限。

　　“現在的農村金融，實際上處于一農(農信社)支三農的境地。”咸陽市主管農業的副市長上官吉慶不無憂慮地指出。10月23日，甚至發動政府力量來力改這種情況的吐魯番市副市長薛智林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我們必須不遺余力地盡快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不僅僅是金融問題和經濟問題，還是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

　　11月6日，在“2005年中國行業發展報告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朱之鑫談到明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五大重點和五大不確定因素時，其中的三大重點和第二大因素都涉及到了三農問題：“重點是要加強農業和社會的事業；更加注重挖掘農村的消費潛力；加大農村扶貧工作的力度，妥善解決困難群眾的生活”。“ 糧食產量有了一定的增長，但是擴大糧食生產，特別是增加農民收入的目標實現起來，難度還比較大”。

　　由此可見，三農問題不僅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問題，也必將是一個長期需要重視的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而金融支農，尤其是西北地區的金融支農不能不說是應該首先關注的重點課題。

　　(感謝通訊員王小平、李學武、劉政、王鋼對此文的貢獻)

　　輔文1：

　　給綠色產業插上金色翅膀—西北六大金融支持下的效益農業

　　貨幣政策與農業產業政策緊密對接形成的政策合力促使新型農業經濟合作組織不斷涌現，傳統農業開始向現代農業轉變,有組織的現代“大農業”生產方式正逐步把千百萬農民引向共同富裕之路。

　　陜西楊凌：金融支農打造“科技農業”

　　為了有效支持楊凌示范區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推廣和運用，輻射和帶動農民增收致富，人行西安分行所轄咸陽中支及楊陵區支行把信貸支農的重點放在支持高科農業的發展上。截止2004年6月底，示范區金融機構發放農業貸款達2.27億元。三年來，金融機構共支持建成規模化畜牧養殖小區65個，奶肉牛存欄達1.1萬頭；發展設施農業5100畝、大棚4000座，擴種苗木花卉6500畝，雜果15000畝。此外，針對示范區農民現有科技知識與發展高科農業不匹配的現狀，信用社創新信貸營銷方式，向示范區有關農科培訓機構發放“科技奠基工程”項目貸款280萬元，舉辦農業科技培訓班36期，培訓農業科技人才2600多名，促進了示范區農業高科技成果的快速轉化和推廣運用。

　　陜北米脂：金融支農主攻“生態農業”

　　在治理窮山惡水中創造了 “三三制”土地占用模式(即農、林、牧各占三分之一)，生態建設曉喻全國的米脂縣高渠鄉高西溝村，在人民銀行的指導下，金融支農主攻“生態農業”。目前，該村在農村信用社的大力扶持下，已建成旱地雙溝覆膜綠豆豐產示范樣板田180畝，輻射全鄉350畝；建成大壟溝甘薯、玉米示范樣板田140畝、壟溝谷子95畝，輻射全鄉2000畝，其“生態農業”示范基地建設初見成效。“生態農業”，已成為當地農民增收致富的新亮點。

　　陜南漢中：金融支農叫板“定單農業”

　　借龍頭企業之力，助推“定單農業”發展，是漢中金融支農的突出特點。在金融機構的支持下，全市14個重點涉農龍頭企業，上半年實現產值3.38億元，銷售收入為3.24億元，分別較去年同期增長71.91%和59.69%。這些涉農龍頭企業，以“基地＋企業＋農戶”的經營模式，帶動當地廣大農民發展“定單農業”，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漢中市金融機構支持“定單農業”，有效促進了規模農業的發展和農民增收。

　　新疆昌吉：金融支農撐起“規模農業”

　　在人民銀行的積極引導下，昌吉金融機構不斷加大對農業產業化項目和涉農龍頭企業的信貸支持。上半年，轄內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兵團農行三家金融機構新增農業貸款9.23億元，同比多增1.13億元，是全州各項貸款新增額的6.6倍；累計發放農業貸款19.2億元，比年初新增9.2億元，同比多增1.1億元。在龍頭企業的強勢帶動下，該地區農業產業化經營規模和農牧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得到大幅提升；初步建成各類農產品基地近300萬畝，訂單農作物面積占全州農作物總面積的75%，輻射帶動了10萬多農戶。貨幣政策與農業產業政策的緊密對接形成的合力，在促進該地區“規模農業”的發展中發揮了巨大的杠桿作用。

　　甘肅武威：金融支農助推“糧食農業”

　　地處河西走廊，位于隴海蘭新經濟帶上的武威市，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市，農業人口占全市總人口的83%。今年以來，人行武威中心支行積極引導轄區金融機構加大對糧食生產的信貸支持。上半年，轄區金融機構累放農業貸款4.62億元，同比增加5472萬元，增長13.4%；農作物播種面積349萬畝，夏糧產量達43.6萬噸；農民人均純收入達2291元，增長11.77%。為扶持農業龍頭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增強對農民增收的輻射帶動效應，人行武威中心支行引導創新信貸投入方式，即通過推行農戶貸款企業(公司)擔保、農業訂單合同擔保、組合擔保、“庫貸掛鉤”倉儲式質押等四種貸款方式，不斷加大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信貸支持，促使涉農龍頭企業與農戶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機制，有效推動了農業產業鏈條的不斷優化升級。上半年，轄區金融機構累計向農業龍頭企業發放貸款3679萬元。目前全市有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51家，共連接基地210余萬畝，帶動農戶20.4萬戶。

　　寧夏吳忠：金融支農玩轉“多元農業”

　　人行吳忠市中心支行引導轄內金融機構調整信貸結構，積極介入農、林、牧等多元主導產業，突出支持其龍頭企業。位于寧夏平原中部的利通區，在金融機構的支持下，該區奶產業已基本構筑起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和社會化服務的初級產業形態，成為帶動農民增收的主導產業。奶產業帶動了種養業的發展，成為西北最大的畜產品集散地之一。金融機構對中寧全縣枸杞產業投放的貸款累計已達5.8億元，枸杞種植戶達4.17萬戶，占全縣總農戶數的81%。在信用社的支持下，中寧枸杞批發交易市場已成為全國最大的枸杞專業批發市場和集散中心。來自枸杞產業的現金收入占農民總收入的39.1%，枸杞已成為中寧縣農民的“搖錢樹”。

　　輔文2：

　　金融支農的難點

　　★文/《中國經濟周刊》特約記者 陳徐

　　難點一：政策性與商業性目標共存，涉農金融機構左右為難。目前，農業銀行作為商業性主體，承擔著扶貧專項貸款等政策性金融業務，而農業發展銀行的政策性金融業務一直處于萎靡狀態。政策性目標要求金融機構更注重資金的社會效益，而商業性目標又推動金融機構實現資金成本最低化、利潤最大化。因此，雙重目標的沖突不僅使金融機構難以作出經營決策，貽誤時機，而且，由于金融機構往往更偏重盈利性目標，造成政策性資金被商業化運作，金融支持措施難以真正到位。

　　難點二：有限的信貸資金投入與“三農”發展的需求相去甚遠。一是農業貸款、鄉鎮企業貸款新增額與第一產業生產總值比，較各項貸款新增額與全國生產總值比仍然很低；二是農村消費貸款目前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三是部分地區農村高利貸相當嚴重，利率達10—20%，反映出部分地區資金嚴重短缺；四是金融機構、農業部門及農村市場間信息嚴重不對稱，缺乏及時、有效的溝通渠道及機制。

　　難點三：農村資金外流嚴重。調查表明，農村信用社存差仍在加大，且相當部分資金被用作支持大項目、大企業；郵政儲蓄農村存款余額逐年增加，郵政儲蓄只存不貸，吸收的存款或進入同業市場、或存放人民銀行，實質上成為農村資金的“抽血機”；農行等國有商業銀行大量撤并臨近農村地區機構和網點，吸收存款也大量上存，部分網點甚至僅以存款作為核心業務，基本沒有信貸權限。

　　難點四：成本相對較高，信用環境不理想，制約金融支持的積極性。其一，農戶分散、單筆業務量小等客觀因素的存在，農村產業化、規模化經營尚不成氣候，使得金融支持的成本相對較高。其二，信用環境欠佳，協議履行上存在失信現象。難點五：農村信貸風險不容忽視。外出務工農民在外定居后貸款回收困難，村鎮干部為出政績，以個人名義貸款用于公共設施或公益項目等，使得小額貸款變成不良貸款。

　　輔文3：

　　★文/年生彗

　　金融支農的對策建議

　　對策一：引導商業銀行合理確定上存資金利率，利用政策杠桿，促使商業銀行向“三農”投放資金。如以建行為例，一年期以上上存資金利率3.7%，一年期以下為2.6%，因有利可圖，導致大量資金上存。目前，敦煌全市金融機構上存資金高達38億多元。

　　對策二：目前郵政儲蓄吸納的資金三分之二左右來源于縣及縣以下。應制定郵政儲蓄資金回流農村的管理辦法，增強支農金融機構的資金實力，促進貸款向農業基礎設施和農村地區社會公益設施投入。

　　對策三：改革國有商業銀行“一刀切”的信貸管理體制，采取區別對待的信貸政策，放權讓利商業銀行，使其增量貸款40%用于支持農村經濟發展。

　　對策四：加快農村金融改革體制，完善支農服務體系。構建農村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合作性金融、農業保險等多種服務機構相互補充，分工協作，功能完備的“三農”金融服務體系。要對農業銀行的定位進行重新矯正，以便充分發揮“農字號”銀行的支農作用。農業發展銀行要擴大業務范圍，加大政策性支農力度，對農業綜合開發和基礎建設給予有效支持。要因地制宜組建成立地方性商業銀行或合作銀行。要對農村信用社的管理體制和內部經營機制進行徹底改革，通過“體制再造”增強“造血”功能；給予農村信用社相應的優惠和補償政策，促進其進一步加大支農力度。

　　對策五：改進人民銀行支農再貸款的管理辦法，增強靈活性，在貸款期限的限定上應適當與農業生產的周期相匹配。

　　對策六：要進一步明確社會各部門支農的責任、義務和權利，通過政府、財政、稅務、金融等多方面通力合作，形成強大的合力，真正把中央“一號文件”精神和西安分行《關于金融業支持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促進農民收入增加的指導意見》落到實處。

　　(作者為中國人民銀行敦煌市支行行長)

　　輔文4：

　　★文/黃憲

　　貨幣政策在農村傳導中的問題與建議

　　目前就貨幣政策在農村傳導實踐來看，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仍有梗阻。一是內因：商業銀行經營“城市化”，致使對農村經濟的金融服務重擔落到了農村信用社一家身上。而農村信用社又因為受歷史包袱太重、資金實力有限、經營管理水平不高等因素的影響，難以全面擔當支農重任，因而導致貨幣政策傳導效果大打折扣；二是外因：農村信用環境不佳，金融機構的支農積極性受到重創。

　　(二)貨幣政策傳導載體之一—農信社難以承受重任。近幾年，國有商業銀行逐漸退出縣以下領域的金融服務。農村經濟主要依靠農村信用社信貸支持。但農村信用社規模小、管理水平低，很難支撐農村經濟所需的重任。

　　(三)貨幣政策傳導對象—農民受益不均。目前，農村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壘大戶的現象較為普遍，資金多流向經營情況好、還款能力強的大戶手中，許多農戶貸款難的呼聲仍然很高。

　　(四)農村金融機構對政策資金依賴過度。政策性資金是目前農信社支農資金的主要來源。長期過度依賴政策性的支持，不利于市場經濟中商業化實體的經營，更不利于穩定、持續地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需求。

　　(五)農民融資成本過高。按照目前利率管理規定，農民貸款負擔高于企業和其它經營者10%-40%。因此，國家對農村信用社的利率優惠實際上等于加重了農民的貸款負擔，減低了農民的收入水平。

　　基于以上問題，我們提出如下加強貨幣政策在農村傳導的建議：

　　(一)充分發揮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向作用，增強信用社的發展能力。對農村郵政機構的儲蓄業務在政策上進行適當限制，或把農村郵政儲蓄資金直接拆給農村信用社。二是充分利用政策杠桿，引導資金向農村地區流動。

　　(二)農村信用社要加強與農村專業協會和其它經濟組織的合作。地方政府部門應充分利用和發揮農村專業協會或其它經濟組織的信息資源優勢，及時給農民提供有關市場信息，幫助農民促進農產品的產、供、銷，農村信用社在提供給農民資金的同時，積極加強與這些組織協作，以達到農村信用社對農戶的物流和現金流有一定的控制，并能較好地掌握農戶的經營和貨幣收入狀況。

　　(三)國有商業銀行應根據地方經濟發展狀況，對市場定位進行適當調整。要切實解決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提高農民的收入，最主要的還是要發展農村經濟的深加工工業，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值，而在城市經營的銀行業資金相對富余，因此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定位不能僅局限于城市，還要面向農村經濟，要對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農產品深加工企業積極關注，加大信貸投入，促進農產品深加工企業的發展，使地區農業生產盡快步入“公司+農戶”的經營模式，以帶動地區農業向產業化、規模化的方向發展。

　　(四)繼續加強農村信用工程建設，夯實信用平臺。當前，農村信用工程建設應主要抓住三個環節：一是營造信用政府；二是創建信用金融；三是培育信用客戶。在信用村鎮建設過程中，要注意：一不能趕潮流，二不能放棄風險控制，三不能建而不管，四不能當作惟一方法。建設信用村鎮，需要長期宣傳、鼓勵和促進，要結合多種方式，采取多種措施，聯合政府、金融機構和農戶等各方力量共同打造。

　　(作者為中國人民銀行吐魯番地區中心支行副行長)

　　資料：

　　國外金融如何支持農業？

　　美國：

　　具有相應的法規、制度來規范本國的農業政策性金融活動，如《農業信貸法》。國家農業政策性金融主要支持農業生產的多樣化和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而我國農業政策性金融還主要是支持糧、棉、油等農產品的收購和配合執行糧食的保護價政策，在農業生產和服務領域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比例還相當有限。美國政府對農業信貸的補貼形式有商品貸款補貼、農場儲藏設施貸款補貼、農場貸款補貼、作物保險補貼等信貸補貼。

　　日本：

　　其法規、制度和政策比較靈活，能夠隨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情況變化進行適當的調整。農林漁業金融公庫信貸資金的投向根據農產品市場的變化而變化，從1960年代以前支持糧食生產，到1960-1970年代支持糧食、果樹、蔬菜和畜產等多種生產經營建設的需要，發展到1980年代以后，支持農業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相應提高。為了支持農業生產，建立了一個農業基金，給農民種糧貸款擔保和貼息，對鼓勵農業生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還建立農業相互保險公司，公司與農民的利益結合得很好，有利于協調好政府、公司和農民的關系。

　　泰國：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減輕農民負擔，幫助農民增加收入，提高農村生產力。多年來，農民向政府金融機構借貸總額累計高達52億多美元，債務成為他們的嚴重負擔。針對這一情況，政府決定：在2001年3月至6月期間，凡欠政府債務2300美元以下的農民可以申請將還債期限推遲3年。為了增強農民的償債能力，政府還專門從2001財政年度中撥出4000萬美元，專門用于在延緩還債的3年中對有關農民進行專業職業技能培訓，計劃每年培訓30萬人。為了增加農村就業機會和提高農民收入，泰國政府于去年7月成立了專門委員會，開始推行農村基金計劃，根據這一計劃，全國近7.8萬個村莊將平均每個獲得2.3萬美元的發展基金。這些村莊都成立了基金管理委員會，自發地確定投資項目和向市場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