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化進程中農民的代價

　　——北京朝陽區八里莊城市化進程調查之一

　　-本報記者 謝聞南 支斌 尚志新

　　近日，事關首都全局和長遠發展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斁V要》修編完成，11月將向國務院報批。其創新的核心內容是強化沿順義、通州東南指向廊坊和天津的“ 東部發展帶”，重點發展新城建設；整合“西部生態帶”，在西部地區建立生態型高新環保產業。由此，北京郊區城市化進程無疑將大大加快。

　　京通快速路、地鐵復八線——八通城鐵線與東四環交匯處的八里莊地區正是“東部發展帶”北京新城建設的出發點。每天上下班時間可以看到，有數萬人在這個位于北京市東南的交通大樞紐——八里莊轄區四惠站換乘公交、長途汽車、城鐵、地鐵，人流如潮，蔚為壯觀。而處于北京中央商務區延長線上的京通快速路、八通城鐵線、通惠河兩側，樓盤如雨后春筍一般櫛次鱗比，顯示出新北京向東南挺進、欲與天津握手的戰略態勢。

　　然而這個奠定了新北京向東發展基礎的戰略節點地區十年前還是一片農村、農田——八里莊村，屬于八里莊大隊，西邊到西大望路，東邊到華潤飯店，南邊到通惠河，北邊與朝陽路相接。從1995年京通快速路和1998年地鐵復八線八王墳車輛段、東四環三個北京市重點工程開始了大規模征地，大批農民轉工、轉居，據由生產大隊轉成的八里莊社區統計，工程總占地773.16畝，轉工轉居總數2921人。

　　八里莊社區黨總支書記王學富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為了支持國家建設和北京市發展，八里莊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大多數去自謀職業。他還給出了一組數據：北京市上述三個重點工程征地使農民自謀職業的總人數是1521，轉工226人，超轉工年齡領退休費的326人，自謀人員占轉工轉居總數(包括832個兒童、18個殘疾人)的52%，除去兒童、殘疾人和超轉工年齡人員則占到87%。

　　八里莊地區也因此站在了北京農村城市化進程的前沿。采訪中，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時時刻刻都感覺到，這里的農民為首都建設付出了很大犧牲的同時也做出了較大的貢獻。當我們欣賞首都壯觀、美麗、現代化的時候，一定不要忘記這一切是八里莊和其它北京村鎮的農民兄弟們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換來的。

　　紅火的日子

　　為了深入了解八里莊村城市化的歷史變遷，記者走訪原生產隊的一些負責人。高碑店鄉八里莊村生產大隊有8個生產隊，即康家溝、陳家林、慈云寺、熏皮廠四個生產隊，簡稱南四隊；白家莊、小莊、道家墳、居民區四個生產隊，簡稱北四隊。北四隊分別于1978年、1981年、1985年、1986年因國家征地撤銷生產隊建制，社員全部轉工轉居，由于1985年以前沒有撤隊政策，當時集體資產未做處理。

　　八里莊生產大隊原總支書記張錫玉、陳家林生產隊原書記劉志、慈云寺生產隊原書記韓廣潤、熏皮廠生產隊原書記郭秀蘭和記者談起十幾年前隊里的事、田里的活兒就象是發生在昨天。

　　張錫玉說，2000年南四隊按京農(1985)69號文件精神撤隊處理集體資產與社員分配問題。南四隊生產力水平高，集體積累和社員收入都比較多，1996年和1997年總收入分別達到1.6億和1.8億元，每個勞動力年收入都在2.5萬元以上，每家一般有100平米的住房和院子，富余勞動力在生產隊企業也有一個穩定的工作，開辦的烤鴨店、塑料廠、民用電器廠、建筑隊、汽修廠、家具廠等都很紅火，好多農民出租房屋每月就得幾百塊錢，日子富足，安居樂業。

　　他提供的一組數據表明，南四隊1996年和1997年的商飲業、工業和建筑業的收入已位于其工農業總產值的前三位，分別是8231萬元、4615萬元、982萬元和7446萬元、7497萬元、1092萬元，三項收入總和分別占到85%和88%。

　　現任八里莊社區主任的張寶清當時是陳家林生產隊書記、隊長，他從抽屜里拿出一份“年終分紅通知單”給記者看。記者注意到，這份1998年1月10日發的1997年年終分紅通知單，上面寫著他的收入是27285元。他說，隊干部的收入取農民收入的中等水平，當時農民收入近3萬元，我把這個“年終分紅通知單”一直留作紀念。

　　南四隊其他原書記更是顯出對原先福利待遇的留戀。據他們介紹，當時參加集體勞動的包括家屬都有農村合作醫療，在大隊醫務室看病報銷80%，到市區屬醫院報銷50%；從80年代初開始，實行按照勞動年限享受退休金制度，女55、男60歲每月領取退休金300元。

　　重大的利益犧牲

　　記者在對八里莊村這些退休老干部的采訪中感受到農民對土地和田園生活的深深眷戀，然而正象朝陽區陳剛區長今年3月在有關工作會議上指出的，農村城市化進程不以局部、個人意志為轉移，是發展的必然。

　　王學富書記介紹說，七八十年代隨著國家建設征地，一些農民往東、向外退，如紡織開發公司占1000畝地，我們兩個生產隊消失了，社員進了紡織廠，屬于直接安置。農民轉工人，基本都能就業，挺高興的。九十年代中期三大工程征地相繼展開之后，開始部分農民上訪較多，主要是由于對政策不理解。我們這里靠土地一年平均掙近3萬元，但現在失地、失房、失工作，合作醫療也沒了，一次性3萬元買斷，老百姓一時難以接受。

　　作為生產大隊的干部們，我們一個是宣傳政策，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講形勢、講政治、講政策、講奉獻，告訴農民：京通快速路、地鐵復八線、東四環這些北京市重點工程關系到首都城市建設、經濟發展和全體北京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大局，是不能也不該阻擋的，自己付出一定代價甚至重大利益的犧牲，也是值得的；另一方面，我們保證，有集體就有你的飯吃，要依靠鄉黨委、鄉政府的支持，發展集體經濟，自己動手解決實際困難。那時我們天天開會研究，找人談話，拿出辦法。

　　八里莊社區主任張寶清回憶起了當時的一些情景。1998年的一天，地鐵復八線八王墳車輛段征地拆遷政策實施之后，一些群眾到地鐵指揮部反映問題，那個院子里站滿了人，有一部分人上到二樓會議室，大概有二百多。聽到消息之后，大隊總支書記、副書記、村委會主任，還有四個生產隊的書記，包括我，都趕到那兒。市區有關領導也去了給大家講政策、做工作，與每個生產隊選出的5名代表、共20人展開對話。群眾代表一是提出安置房太遠，二是說沒有工作不行。我們幾個領導對安置房和國家政策等情況做了說明解釋，擺事實、講道理。

　　但當時不一定都能說得通。所以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上訪，在市信訪辦，有近百人。接到通知后，大隊領導到那兒對他們苦口婆心地勸說、解釋，有一次到夜里11點。

　　他說，可以理解的是，農民對土地、對集體經濟的依賴心理不容易急轉過來，每年能夠掙兩萬多元的“土飯碗”徹底打碎了，生產隊一下子撤銷了，到比較遠的安置房去住，交通費、房租和時間成本增加，大多數又要去自謀生路，但他們的就業觀念和能力還存在較大問題，而且現實中那么多工人都在下崗需要再就業，他們的就業空間也是很有限的。每一個人后面是一個家庭，有的夫妻兩人都拿三萬元自謀職業去，未來生活怎么辦？這些不僅給農轉居、轉工人員尤其給我們大隊領導班子帶來了非常大的壓力。

　　于是，我們充分發揮黨員干部的宣傳教育和模范帶頭作用，發揮組織的功能，深入到各家各戶和工廠車間做工作，但有的人去了他家一兩次就不讓進門了，還在背地里議論：你說得好聽，自己不一定拿了多少好處呢？

　　八里莊大隊的干部總共有30來人，他們帶頭，再加上黨員、親屬、朋友，一下搬遷走了一大片。第二天，其他村民也陸續開始搬家，半個月的時間就都完了。我們還幫助搬遷群眾解決一些實際困難。1998年京通路往北30米以外的快速路一期工程施工造成斷水，我們先用運水車送水以解燃眉之急，然后用了三天艱難挖溝幾百米，花了20萬元，做管線從自來水管道引水，直到1999年京通快速路二期工程開始，剩下的農民也搬走。

　　王學富書記對記者表示，當時對于八里莊大隊能做到的是，做好思想穩定工作，按照政策要求，首先分好撤隊家底，給農轉居人員更多的資金支持，以集體經濟的發展支持福利性就業安置，做好技能培訓工作，引導他們形成自我謀生、經營的能力，扶上馬送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