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動成本在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

　　-徐佳賓

　　一、中國勞動成本優勢主要體現在國際產業分工低端

　　勞動成本的比較優勢是中國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前提。當前國際分工由傳統產業間的垂直分工向產業內的水平分工轉變，國際產業分工的深化呈現出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并存的 趨勢。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比較優勢不僅體現在所從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且體現在所有產業的勞動密集的生產環節上。在國際分工中，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活動往往處于增值能力有限的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而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生產活動往往處于增值能力較大的高附加值的生產環節。中國如果為了保持目前在國際分工領域中的成本優勢，而長期從事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活動，那么，在國際分工領域就會長期徘徊于低技術和低價值的產業端。在傳統國際產業分工領域，發展中國家實現從輕紡工業到重化工業，機電工業的產業升級，目的就是為了其生產活動從增值能力有限的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端向增值能力較大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端轉移；同樣，在當代國際產業分工領域，發展中國家實現產業內分工由技術層次較低的最終產品的加工組裝，向技術層次較高的零部件生產、中間產品生產，最后到自主品牌生產的產業環節的遞升，目的也是為了提升自身的經濟活動在當代的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增值能力。事實上，中國引進的外資大多集中在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項目，主要利用了符合本地市場的適用技術和中國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中國依靠勞動成本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產業分工，那就只能處在產業低端的弱勢地位。

　　目前，中國的勞動成本優勢主要體現在國際分工中勞動密集的產業活動上。在國際產業分工中，中國出口的旅行用品、服裝及飾品、玩具與運動用品、鞋類已占世界同類產品的出口份額的1／3—1／4，針織內衣、紡織內衣、針織外套、紡織外套約占世界同類產品的出口份額的近1／5，但隨著勞動成本更低的東亞周邊國家參與國際產業分工，勞動密集型的分工活動的市場空間受到限制，勞動成本的比較優勢受到削弱。而我國目前參與的那些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活動，大多也是在勞動密集的生產環節。我國機電產品出口自1995年超過紡織品份額以來，已經連續9年成為我國第一大類出口商品。然而，在國際產業分工中，我國機電產品通過國際貿易僅獲利1.1%。顯然，中國是以相對豐富的勞動資源生產了產業內的低端產品，以換取相對稀缺的資本和技術生產的產業內的高端產品。即便是在低端產業領域，我國的勞動成本優勢也只是體現在技術要求不高、增值潛力有限的加工組裝和一般零部件制造這些產業低端環節上，而在技術要求相對較高、增值潛力相對較大的關鍵零部件和自主品牌制造這些產業高端環節上沒有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勞動成本優勢。

　　中國豐富的勞動資源，不僅形成了勞動成本的比較優勢，而且形成了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國內市場的巨大潛力是中國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保證。中國所具有勞動成本和市場潛力的雙重優勢，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發揮了獨特的互動作用。顯然，數量巨大的勞動力資源是中國參與世界經濟體系的最大競爭優勢。國外的跨國公司一方面利用中國勞動成本優勢生產物美價廉的中低端產品，積極擴展中低端產品的市場份額；另一方面又利用該產業的中低端產品在中國市場的影響，積極擴大高端產品在中國市場的份額。這既利用了中國的勞動成本優勢又利用了中國的市場潛力優勢。

　　從產業角度觀察，進入中國的外國資本一方面利用了產業低端對勞動資源的知識技能要求相對較低，通過產業投資，實現對產業低端技術的轉移，從而以中國的勞動成本優勢打開中國產業的低端產品市場。因而，跨國公司是以產業的低端技術，廉價獲取中國市場上的勞動資源，直接享受了中國勞動資源的比較優勢；另一方面，外國資本充分利用了產業高端對勞動資源的知識技能要求相對較高，通過產業貿易，實現對產業高端技術的控制，從而以自身的技術壟斷優勢左右中國產業的高端產品市場。因而，跨國公司是以產業的高端技術，高價輸出本國市場上的勞動資源，間接發揮了該國勞動資源的競爭優勢。中國在參與國際產業分工過程中，跨國公司分別從產業高端和低端存在的商機中，充分利用了中國勞動資源在產業分工形成的巨大的市場潛力。在產業低端，以產業投資形式開拓了中國消費品市場；而在產業高端，以產業貿易形式開拓了中國資本品市場。在國際產業分工中，中國的勞動資源不僅增大了產業的消費需求，形成了巨大的消費品市場；而且增大了產業的投資需求，形成了龐大的投資品市場。因此，發達國家從中國的消費品市場和資本品市場上獲得了雙重收益：即產業低端的巨大投資收益和產業高端的巨大貿易收益。而中國的勞動成本優勢在國際分工中，只是獲得了極少一部分勞動附加值。

　　二、中國勞動資源的規模優勢在產業分工不斷弱化

　　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發揮勞動成本優勢的前提是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優勢。中國東部和中西部勞動成本呈現明顯的梯度差異。勞動成本的區位比較顯示，西部的勞動成本比中部和東部更具比較優勢。然而，中國豐富的勞動資源在國際產業分工中表明，處在勞動成本高位的東部地區卻比處在勞動成本低位的中西部地區更具競爭優勢。顯然，中國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勞動成本優勢不僅來源于勞動資源的規模優勢，而且來源于勞動資源的素質優勢。在國際產業分工的低端，勞動成本優勢主要取決于勞動資源的規模，從而成為產業低端產品的低成本優勢的來源；而在國際產業分工的高端，勞動成本優勢主要取決于勞動資源的素質，從而成為產業高端產品的高品質優勢的來源。一國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勞動成本，不僅包括生存資料的價值，而且包括發展資料和享受資料的價值。在國際產業分工的低端，分工活動對勞動資源的素質要求相對較低，勞動成本優勢主要體現在勞動者生存資料的價值上，因而，勞動資源參與產業分工主要依靠的是員工的人力勞動。而在國際產業分工的高端，分工活動對勞動資源的素質要求相對較高，勞動成本優勢主要體現在勞動者發展資料和享受資料的價值上，因而，勞動資源參與產業分工主要依靠的是員工的人力資本。較高的勞動成本可以吸引較高素質的勞動資源，從而形成更大潛力的市場容量。東部比中西部具有更高的勞動成本，不僅從人員規模和素質上吸引勞動資源向東部集聚，提高了消費規模和消費水平，使東部比中西部更具市場潛力；而且在更大的規模上和更高的素質上培養了勞動資源的人力資本，提高了勞動資源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知識技能，從而使我國東部比中西部具有更高的產業層次。因此，勞動成本優勢不僅來源于勞動資源的規模優勢，而且來源于勞動資源的素質優勢。

　　目前中國處在工業化的中期，制造業的勞動成本具有指標意義，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產業分工水平。2002年全國制造業就業人員的平均勞動報酬為11152元，而位于東部的上海、北京、廣東和天津相應的勞動報酬分別為21957元、18157元、14958元和14781元，明顯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而位于中西部的山西、河南、內蒙古和江西的制造業就業人員的平均勞動報酬分別為7892元、7795元、8135元和8261元，明顯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在勞動資源參與產業分工的過程中，勞動資源的成本水平與勞動資源的技能素質呈現相互對應的關系，進而決定了各個區域產業分工的水平。2002年我國非農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就業人員的比重分別為84.6%和50.0%，而東部的上海、北京、廣東和天津相應的比重為98.4%和88.7%、97.0%和91.5%、91.2%和60.4%、95.9%和79.8%，東部的產業層次明顯高于全國的結構水平；而中西部的河南、內蒙古和江西相應的比重為79.1%和38.4%、78.4%和44.2%、78.1%和48.7%，中西部的產業層次明顯低于全國的結構水平。我國的勞動成本優勢，應是建立在勞動資源的素質優勢基礎上的勞動資源的規模優勢。因而，勞動成本水平較高，產業分工水平較高。否則，我們無法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東部地區的勞動成本在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的情況下，東部地區的勞動資源參與國際產業分工比中西部的勞動資源更具有優勢，從而清晰的觀察到東部地區明顯處于產業分工的高端，而中西部地區處于產業分工的低端。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逐步提高，勞動成本呈現緩步趨升的態勢。我國職工平均工資水平顯現，1990年為2140元、1995年為5500元、2000年為9371元，2001年和2002年職工的平均工資為10870元和12422元。同時，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1990年和1995年的34.87億美元和375.21億美元，提高到2000年和2002年的407.15億美元和527.43億美元的水平。這意味著，我國的勞動成本雖在國際產業分工的低端上比較優勢在逐步弱化，但在國際產業分工的高端上比較優勢在不斷顯現。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勞動成本優勢因而體現在以豐富的勞動資源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程度。2002年外商在我國各地的投資情況清晰地表明，在勞動成本較高且產業層次較高的東部上海、北京、廣東和天津吸收外商投資占13.03%、4.63%、24.07%和3.72%，而在勞動成本較低且產業層次較低的中西部山西、河南、內蒙古和江西吸收外商投資占0.59%、1.20%、0.25%和1.01%。近年，外商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是投資主體從80年代以港商為主，到90年代初期以臺商為主，90年代中后期轉向以歐美大型跨國公司為主；二是投資領域從80年代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到90年代初中期主要集中在資本密集型行業，90年代后期轉向技術密集型行業。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顯現出的勞動成本比較優勢，開始從勞動資源的數量規模方面優勢的開發向勞動資源的素養技能方面優勢的開發轉變。隨著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的制造環節的規模越來越大，我國的勞動成本優勢在產業分工中不能只體現在于低技術、低附加值的產業低端環節，還需體現在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業高端環節。

　　三、中國勞動資源的素質優勢在產業分工亟待提高

　　勞動成本的比較優勢應是勞動資源的成本和效率的綜合體現。我國的勞動成本在國際產業分工中不僅出現了“低成本”＋“低效率”的現象，而且勞動成本還在上升，勞動效率還在下降，勞動資源表現出成本不低、效率不高的趨勢。勞動成本優勢應來源于勞動資源的規模優勢和勞動資源的素質優勢綜合反映。在國際產業分工的低端，勞動成本優勢主要表現為勞動資源的規模優勢，勞動資源的規模優勢是可以用來替代勞動資源的素質優勢；但在國際產業分工的高端，勞動成本優勢明顯表現為勞動資源的素質優勢，勞動資源的規模優勢是無法用來替代勞動資源的素質優勢。產業分工水平的提升，同樣需要勞動資源素質的提升。

　　勞動資源在產業分工的低端源源不斷的供給，是無法替代產業提升過程中分工高端對勞動素質的需求。我國勞動資源的成本上升和效率下降，正是對產業分工低端勞動資源數量過剩和產業分工高端勞動資源數量不足的具體體現。素質程度不等的勞動資源是難于在產業低端顯示勞動效率的不同，而勞動資源的素質優劣不等可以在產業高端明顯表現出勞動效率的高低。素質較低的勞動資源在產業低端升級到產業高端的過程中，勞動效率因受制于勞動素質而明顯下降，名義人力勞動成本優勢在產業升級中受到明顯削弱，因而單位產品的實際勞動成本會有所大幅提高。而素質較高的勞動資源在產業低端升級到產業高端的過程中，勞動效率因得益于勞動素質而有所上升，實際人力資本價值在產業升級中有所得到體現，因而單位產品的實際勞動成本反而提升緩慢。因此，產業分工水平提升的過程，同樣是勞動效率提升的過程。在產業水平較高的東部上海、北京、廣東和天津工業全部就業人員的勞動生產率分別為84315元／人年、55082元／人年、65647元／人年和68674元／人年；而在產業水平較低的中西部山西、河南、內蒙和江西全部就業人員的工業勞動生產率分別為33872元／人年、38447元／人年、48916元／人年和31944元／人年。產業分工高端的高工資水平，吸引高素質勞動資源從事高效率的勞動。中國面對提升參與國際產業分工水平的需要，勞動成本優勢的發揮應該更加需要依靠高效率克服高成本。

　　產業結構提升的過程，就是產業素質提升的過程。在經濟發展的結構升級過程中，不僅僅表現在產業之間，機電工業比重化工業、重化工業比輕紡工業具有更高的知識含量；而且表現在各個產業內部，輕紡工業、重化工業和機電工業知識含量的普遍提高。產業分工活動的知識含量提高，要求產業工人知識素養提升。產業結構的升級導致產業的總體工人中，從事產業高端腦力型的產業工人的比重上升，而從事產業低端體力型的產業工人的比重下降。觀察發達國家的近況，一般專業技術人員就業人數的增長率是普通勞動者增長率的2倍，而較高級的腦力勞動者就業人數的增長率則是普通勞動者增長率的3倍，產業結構的優化提升了就業人員的素質。在產業內部的科研、設計、生產、營銷各個環節中，利用先進技術手段從事創造性勞動的知識型勞動者不斷增多。目前發達國家的高新技術產業就業人數增長最快，從事信息工作的知識型勞動者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產業工人顯然在利用先進的生產方式從事現代產業活動。這種先進生產方式體現在其從事產業活動的知識含量上。因而，勞動者的知識技能水平將決定從事該項產業活動的勞動生產率高低。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利用更少勞動力提供更多的附加值。這要求產業升級不僅要擴展勞動資源利用的規模，而且要提升勞動資源利用的素質，從而推動中國從勞動資源大國向勞動資源強國的轉變。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