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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軍紅編輯：楊磊
日前，中日雙方關于“東海油氣田”的談判悄然休會，表現出“事務級談判的冷靜”，也反映了雙方都不愿使當前中日關系的“微妙”進一步“微妙化”。事實上，此次談判很清晰地反映出日本“維護海洋權利”的意思。日本外務省亞太局長藪中三十二10月24日下午一抵達北京就對日方記者團表示，“事關日本的海洋權益，要明確日方的立場”。此前，
7月19日，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中川昭一接受《產經新聞》采訪時更明確表示，欲借機重新劃定中日專署經濟海域中界線。
盡管雙方出發點不盡一致，但仍表示“擇期再談”，希望“東海談判”能推動中日關系走向注重“對話與協調”的現實道路。事實上，中日關系之所以出現當前的微妙，與雙方的“對話與協調不暢”有密切關系。特別是冷戰結束后，影響中日關系的因素多元化、復雜化，客觀上要求中日雙方建立定期的或不定期的協調機制，力求“事先協調”，避免“事后彌補”。
冷戰結束后，特別進入新世紀，世界整體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迫使中日兩國重新安排各自的國家發展戰略。這樣，中日關系的外部環境與內生矛盾同時變化，使影響中日關系的基本變量多元化、復雜化。而問題在于，在這一變化過程中，中日關系的基本模式并未更新、升級，中日之間的戰略對話、政策協調機制未能確立。可以說中日關系的模式沒能跟上時代的變化。這樣，盡管世界變化了，可是兩國在制定政策上依然各行其是，結果，在世界戰略、地區戰略、對外經濟戰略乃至具體領域的政策上，中日之間的交叉、碰撞不斷，直接影響了中日關系的順利發展。同時，在處理戰略碰撞的具體政策上，中日之間因沒有確立起“日常性的戰略對話與協調機制”，往往選擇“就事論事”、忽略戰略的“對策邏輯”，致使中日間矛盾更趨復雜。
從具體摩擦上看，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日本一方面煽動“中國威脅論”，在輿論上干擾中國的發展環境；另一方面，加緊與東盟談判FTA，試圖通過主導東亞自由貿易圈，遏制中國對東亞的經濟輻射。近幾年，日本連續削減對華ODA，而增加對東盟開發援助；2001年6月對我三項農產品實施進口限制等，不僅帶有遏制中國經濟的背景，而且使中日貿易數次發生摩擦，嚴重損傷了中日關系的基礎。
在人民幣問題上，日本走得更遠。2001年春，日本的政府官員就開始宣揚人民幣低估，應該升值，其目的之一就是試圖以此遏制世界對華投資。但因沒有得到中方回應，日本采取了單方干預日元匯率，任日元貶值的對策。結果，一年內日元貶值近20%，不僅影響了中國對日貿易，也嚴重損傷了東亞各國經濟。
這種在不同層面所表現的摩擦與對立，不僅反映出影響中日關系的領域增多，因素復雜，同時更反映出運作兩國關系的基本模式落后于時代。全球大競爭時代的典型特征就是“競爭與合作并存”。中日兩國同居亞洲，在激烈變化的時代，競爭難免，但這種競爭更需要彼此真誠合作，在競爭中共存，在合作中繁榮。
當前，“和平發展”是中國現階段的戰略關鍵詞，而“回歸亞洲”則是日本的戰略選擇。如何協調兩國的這對戰略關系，關乎中日關系能否健康發展，而且關乎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1999年，WTO西雅圖部長會議不歡而散，世界多邊自由貿易談判陷入僵局，成為促使日本回歸亞洲，推動地區合作的重要推動力。與此同時，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經濟全面融入世界市場，也需要加快與周邊地區經濟合作，共同分擔對外風險。2001年，中日先后決定與東盟談判自由貿易協定，兩國的地區合作戰略再一次“碰撞”。
眼下，日本雖與新加坡簽訂了“一攬子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但“日新模式”很難在東亞地區貫徹。特別是，近期APEC提出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圈”倡議，日本已無法回避中日戰略對話。
中日戰略對話也同樣是中國和平發展的現實選擇。現在，中國已是日本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其意義不可低估。同時，日本對華投資不僅帶動了我國產業的升級，也具有穩定就業的現實意義。這些事實表明，中日之間具有現實的合作基礎，更有現實的對話可能。特別是，面對加入世貿組織過渡期后的“新開放”，更需要展開中日戰略對話，以化解矛盾，尋求合作，共同營造地區發展環境。
(作者單位：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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