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委會計挪用2億基金 科學基金立法勢在必行

　　□本報駐京記者 趙 凌

　　作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法”課題組主要負責人，中央黨校政法部副教授、博士劉永艷清楚地知道，這一法律草案很有可能再度擱淺。這種平靜的反應同樣出現在當她得知基金委會計挪用2億基金的消息后。

　　“我一點都不覺得震驚，出事是遲早的事兒。”劉永艷認為，這不是科學基金制的問題，而是基金管理沒有法律保障的問題。

　　記者：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有過多年工作交往，您如何評價它的內部管理？

　　劉：據我所知，基金委內部的管理規章和辦法并不少，而且規定也非常詳盡。為什么還是出現問題呢，我認為有內外兩方面的原因。從內部而言，這些規章制度規定得比較原則，缺乏具體的操作程序規定，在這種情況下，規章所要規范的內容就統統變成了權力。另外，我們至今沒有一部法律來保障科學基金制，這恐怕是最重要的問題。除了內部問題，作為科學基金制的管理者，誰從外部監督保證科學基金的公正使用同樣重要。

　　記者：什么是科學基金制，能否為我們簡單解釋一下？

　　劉：科學基金制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撥款，通常是由政府設置一筆資金，采取自由申請、專家評審、擇優支持的辦法，引入平等競爭機制，對科學研究資源實行優化配置，資助對國家的科學技術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不能迅速獲得經濟效益的科學研究�？茖W基金制在國外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它和一般基金制不同，它資助的范圍是科學研究特別是基礎研究；科學基金制的資助形式和運作方式是政府財政撥款，主要依靠科學共同體進行民主管理和專業管理。1981年，中國科學院89位科學家聯名寫信給中央，建議在基礎研究領域引入科學基金制，第二年就設立了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這是中國最早的科學基金。運行幾年后，1986年，國務院正式設立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組建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進行基金的管理。

　　記者：國外的科學基金制都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作保障嗎？

　　劉：科學基金制為西方經濟發達國家所首創，對于它的法律保障也以這些國家的法律制度為典型。德國、美國比較有代表性。德國從聯邦憲法和基本法律到各州的基金法，以及基金會內部章程等等從上至下有一套法律體系。美國的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就更值得研究了。在NSF的50多年中，美國有123位諾貝爾獎得主得到過NSF的支持。為什么NSF能夠發揮這么顯著的作用？除了研發體制和標準化的投資管理機制外，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同時有一部《國家科學基金會法》。這部法律對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編制、組織機構、成員資格和任期、決策程序，對于資助項目的成果管理、國際合作和對外協調、財務管理等等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另外，2001年《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法》也引起了科技界和法學界的關注。這部法是經過長時間醞釀準備包括向議會游說最終得以通過的。

　　記者：據我所知，我國關于制定自然科學基金法的立法動議已有十多年歷史，但一直爭議不斷，到底是立法技術的問題還是認識問題？

　　劉：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兩方面原因都有吧。1997年，由國家科委牽頭組成起草小組，最終形成一部《科學技術基金法》的草案(送審稿)。但在提交國務院審議后由于在社團管理、資金來源和使用、科技基金的稅收等問題上各方存在分歧而被擱置。這幾年全國“兩會”，建議自然科學基金立法的議案依然不斷。

　　　單獨為自然科學基金立法，這一觀念并不為更多人所接受。因為中國目前還有很多基金，除了由公民和法人捐贈的各種民間基金會外，與自然科學基金相對應的還有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國外科學基金制幾乎沒有這種人為的分離局面，其資助對象是基礎科學研究，既有自然科學，也有社會科學。因此，要解決科學基金的規范運作問題，我覺得首先就要通過立法確定科學基金的資助范圍，淡化并改革兩個科學基金的界限。

　　記者：在單獨立法比較困難的條件下，我們有什么辦法來有效管理和監督基金組織？

　　劉：首先，可以在現有的科學基金制結構之下，注意發揮現有立法在規范基金制上的作用，比如《科學技術進步法》和《科學技術普及法》。同時，根據形勢變化及時修改一些不符合客觀形勢要求的條文，強化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在資助基礎研究上的地位和作用。再者，可以考慮分別健全科學基金法律制度，規范組織和管理。例如，先研究制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條例，規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金來源、資助對象和評審程序、資助成果的使用和保護以及資金使用的監督，基金管理組織的地位、職能等問題。在積累經驗基礎上，在條件成熟時，考慮制定一部規范和保障科學基金的法律。目前，最為重要而且可行的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健全和完善其內部管理制度，制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章程。據了解，有關部門非常重視這件事，有關專家學者正在進行這項工作。